畸形城市化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动荡

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使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高达20～30万亿元。

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不可逆转之势，城市化水平将进入发展的最快时期。但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出现了竞争、攀比和大规划、大圈地、全面突击加快城市进程的局面；在城市发展模式上，贪大求洋、严重照搬照抄西方，缺少中国的特色，更不能适应未来中国发展的需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畸形城市化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就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出现长期动荡。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对资源的需求远超过资源供给能力，导致资源环境和体制性问题的产生及发展的失衡。我国适合城市化发展的平地面积只占12%，合115万平方公里，人均平地面积和日本一样。随着经济总量扩大和人口总量不断增加，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但一些城市不仅仅掀起了一股“大规划”之风，“围地、扩城”，“再造新城”、“新区”的规划设计屡见不鲜，而在建设理念上，一些城市严重超越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不讲投资效益，打着经营城市的幌子建设行政中心、豪华办公楼、中央商务区、会展（博览）中心、体育中心、步行街、大草坪、大广场、宽马路、主题公园、亮化美化等“政绩工程”。与此同时，在许多高速城市化的城市'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出现了无序局面，产业和布局混乱，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表水污染进一步加剧。全国污水处理率只有36%，全国垃圾堆放累积总量已高达70亿吨，占地5亿多平方米，甚至有近200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城市道路和城市交通流量以及各种管线的消耗大幅度增加，导致生态系统超载严重，中国很多地方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城市化已导致土地违法占用及原住民被边缘化。坚守我国耕地红线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地方政府却执意铤而走险，未批先用，以租，化整为零，占优补劣等违法用地使花样不断翻新。中国目前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往往只是使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城市政府受益，真正成为地方政府及官员嘴里的一块“唐僧肉”，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挖掘的“最后一桶金”。但这种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由此导致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查处力度不强，遏制土地违法犯罪的体制、机制不全的矛盾十分突出。这种非法、与民争利的城市化严重损害政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不仅如此，在官员自身利益与GDP主义驱动下，拆迁矛盾越来越激烈，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现已成为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方面，在监督机制缺位的局部地区，不规范、不文明的拆迁行为时有发生，以捅房顶、堵大门、打架骂人、断水停电等威胁、胁迫手段逼迁的事件屡见报端，损害了拆迁行为的形象。另一方面，房屋拆迁本身不仅仅是拆除房屋，还是对历史形成的财产关系的一次强制性调整，是财富的再分配。据调查，大量的外迁居民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住条件，但工作与生活面临极大压力，部分人难以承受居住与就业地点之间的长途奔波，甚至陷入新的贫困。一些居民戏称拆迁为“第二次插队’。由此，中国城市化形成两种相向的运动：原住民不断向外搬迁，而他们的祖居地不断被外来的暴发户、官员及精英取代。在上海坊间更多年流传“内环以内说英语，中环以内说普通话，到了外环才说上海话”的说法。在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原住民被边缘化，心态失去平衡，这已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不均衡也引发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城市对农村以及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资源剥夺。由于政府将投资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持续扩大对城市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使城市的公共品供给比农村要好得多；而在大量圈地征地过程中，强行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安置费，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吴敬琏在《中国改革》杂志的一篇文章估算，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高达20万亿元～30万亿元。在资源层层往城市、往政府、往官员集中的同时，不少农民却陷入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境地。利益分配的巨大失衡，使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被剥夺感十分强烈，政府公信力也因此受到影响。由此，圈地与拆迁所导致的集体抗争、群体上访、群体械斗甚至自焚等恶性事件不时在中国大地发生。如何使全体中国人能够公平地享有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财富，成为中国政府急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城市化进程中的管理难题与矛盾。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引发了城市户籍问题、治安问题等公安部门管理问题；就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社会问题；住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交通等城市建设问题，而城市建设又带来城市用地选择、管理（收购、储备）问题。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给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区带来了管理上的压力。

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了管理城市而组建的综合执法部门――城管应运而生。但由于目前国内城管人员大多仍采用管理粗陋的执法方式，与市民、小商贩正面冲突的“城管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频繁遭受社会质疑。在强势的城管突袭面前，弱势的小贩大多采取“敌进我退，敌来我跑”式的游击战，但偶尔他们也会在走投无路时争个鱼死网破。由于城管人员普遍素质低，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三强”突击队，即强拆房、强拖车、强拉财物，城管俨然成为一种连累当地政府形象的“地方团练”。城市实际上离不开这些农民工、小商贩，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了，这些城市马上就会变成臭城、死城和垃圾城。

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城市昂贵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户籍制度中仍然存在的较高的户口迁移落户门槛，又使得大量外来人口要求实现本地化的难度很大。大量农民工甚至外地大学毕业生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不被城市认同接纳乃至受到忽视、歧视或伤害，融不金城市社会，上受不到应有的权利，不仅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会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定会累积很多矛盾。还应该看到的是，农民工二代及“蚁族”对原籍地和流入地都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游离于两地的社会体制之外，陷入角色认同的困境，不平等、被侵害、被剥夺感比较强烈。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迟早会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找突破口。

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世界城市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悖论：一方面城市化飞速发展，出现大量机会与财富，吸引大量人力与人才；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的高房价与城管、户籍等有形无形制度与因素又极力排斥这些人融入中国的城市化之中。现在的中国大量中产及知识精英在坚挺的高房价面前也已感受到空前的压力，更不要说外来农民，工与普通大中专毕业生了！实际上，房价问题的根本，还是选择以什么形式、路径未实现城市化的问题。按目前状况看，中国的城市化仅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或手段，而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以这种“高规格、大手笔”“做大做强”的城市化导致的是普通工人、农民、市民的边缘化。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减缓，这些在城市化过程形成的大量边缘性群体将面临永远失业或人身依附才能生存的困局，这将加剧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由此中国社会可能会再无宁日。不过，少数人幻想这些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强制拆迁、圈地、剥夺的家庭，会像解放后那样，过二、三十年就慢慢地淡忘了，也就接受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当时获益的是绝对多数中国人，而畸形的城市化正好相反，获益只是、也只会是少数人，受损的将是多数国人。这种严重不公平的后果不言自明。因此，我们在分享、利用城市化最大效益的同时，不得不高度警惕那种畸形城市化的最终后果所导致中国未来的长期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