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西方作家,又是东方作家

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自出版以来就备受争议的《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1998）。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公告中说，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杂糅的新象征”。其实，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帕慕克就非寂寂无名之辈，自1982年出版22岁时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贝父子》（Cevdet Bey and His Sons）以来，帕慕克曾先后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独立小说奖、法国文艺奖、都柏林文学奖、意大利格林纳•卡佛文学奖等。而1985年出版的第一本历史小说《白色城堡》（The White Castle）更让他享誉全球。2003年推出的自传体散文集《伊斯坦布尔：回忆与城市》（Istanbul：memories and the City）表达了他对整个城市、整个文化的集体悲哀，对辉煌往昔无力继承、无力复兴乃至失去自我、否定自我的困惑与痛苦，被誉为是反映其“故乡城市忧郁的灵魂”最好的篇章，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纽约时报》书评称他：“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然而，获奖并不意味着帕慕克受到了绝对认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创作中，他从来都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生了十年来首次推迟一周才公布的罕见事件，有媒体披露，奖项推迟公布与帕慕克有关：几位评奖委员对是否应把诺奖颁给帕慕克存在很大的争议。对于此事，外界的猜测很多。有评论认为，帕慕克可能因为曾参与揭露诺贝尔基金委员会1901年以来评选诺奖的秘密活动而不被评委会认同；此外，也可能因为有人在评委会上提出，诺贝尔文学奖不应该颁给《雪》（Snow，2002）这种畅销小说。历年结果显示，畅销书确实一直是诺奖评委们的眼中钉。

可帕慕克的麻烦远不止于此，毕竟文学创作层面的争议要远比政治性的攻击来得温和得多。外界普遍认为，帕慕克与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来自于他的祖国――土耳其内部对他的争议。

2005年2月，帕慕克在接受《杂志》的访谈时称：“100万亚美尼亚人和3万库德族人在这个国家（土耳其）被杀，而我是惟一敢于谈论这些事的人，民族主义者因此恨我。” 这番话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土耳其内部的震怒。依照土耳其2005年通过的法律，任何人侮辱土耳其人、土耳其共和国和议会都是非法行为。帕慕克的这次访谈发表后，土耳其西北大城市贝莱吉克的民族主义者们立刻焚毁所有帕慕克的著作，并勒令图书馆将他的作品全部下架。人们在集会上撕毁他的照片，土耳其第一大报《Hurriyet》骂他为“卑鄙小人”；5月，帕慕克甚至被迫取消了原定赴德参加为他的小说《雪》举办的朗诵活动。一时间帕慕克成了全民公敌，甚至面临着死亡的威胁。9月1日，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检察官正式对帕慕克提讼，罪名之一是“公开污蔑土耳其的身份属性”。对此指控，世界各界反映强烈，“帕慕克事件”由此上升为国际事件。

八位世界级作家（其中包括三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联合声明，声援帕慕克，并抨击土耳其政府违反人权，控制言论自由。其中，著有《魔鬼诗篇》的著名作家鲁西迪甚至认为，帕慕克一案是对欧盟原则的一块试金石。倘若欧盟坚持原则，就应该要求土耳其官方立刻撤消对帕慕克的所有控诉，无须拖到12月开庭辩论，而且应该进一步要求土耳其政府尽快修订其压制人权的刑法条文。国际舆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与评论，甚至视本案的判决为土耳其能否加入欧盟的关键性指标，国际笔会、组织、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都纷纷派代表旁听庭审。

迫于各方压力，法院于2006年1月23日撤消对帕慕克的所有诉讼。然而风波远没有结束。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批判依旧有增无减。极右翼民族主义律师卡莫•克斯斥责他：“这个奖（诺贝尔奖）不是因为帕慕克的作品颁发给他的，颁发给他是因为他的言论，他对亚美尼亚屠杀的言论，因为他轻视我们的民族价值，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我感到耻辱。”土耳其著名诗人奥默•恩兹更是宣称：“如果你问从事严肃文学的人，他们会把帕慕克放在名单的末尾。土耳其文学没有诺贝尔奖，奥尔罕•帕慕克得了。报纸的头条将是：奥尔罕•帕慕克，他接受亚美尼亚屠杀的说法，他得了诺贝尔奖。”难怪美联社记者西莱尔（Hilaire）在评论中表示：“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再也挑不出比奥尔罕•帕慕克更具有争议的文学获奖者了。”

但国际舆论对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普遍持肯定态度。《我的名字叫红》因诺奖加身，好评如潮，各地书商一再加印。如今这位被誉为“亚洲最聪明的小说家”，尽管在创作中因为不忌讳探讨种族、国家认同及历史上的错误，让土耳其当局深感不悦，他仍然把获奖的荣誉归于祖国，视获奖是对土耳其以及全球各地作家的鼓励。他平静地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所代表的土耳其文学和文化的荣誉。”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免出现。有知名作家认为“以这本书的水平做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看来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更有人尖刻地指出，这本书根本算不上是伟大的作品。

还有人将争议的高度上升到了帕慕克在书中所表达的文化冲突上，认为他是以一个具有亚洲文明传统作家的身份，写了一个亚洲文明试图与欧洲文明相融的故事，这当然容易受到欧洲人和欧洲文学奖评委的欢迎。或者说，也许帕慕克并没有故意去迎合欧洲人，但欧洲人却在他的小说中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去年12月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一再涉足政治事件的帕慕克却一反常态，只字未提政治，也没有任何激烈的言论。在题为《在爸爸的手提箱》的讲演中，他站在自己最本质的角色――作家的角度，以其父亲留给他的一个装满文学手记的手提箱为载体，以对父亲饱含深情的语言，慢慢地述说了一个充满爱心与自醒的文人的所思与所想：对文学不倦的追求，对文学创作目的、方法及意义的探讨，以及他灵魂深处深藏的对祖国的爱。他说：“作家的秘密不在于灵感……而是靠固执、耐心。”在帕慕克看来，文学创作是一份苦差事，“真正的文学始于一个把自己和书关起来的人。”作家必须习惯于孤独，习惯于独自思索，习惯于不断挖掘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伤痛。只有在这些伤痛上，才能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被放逐在外省和缺乏真实性的感觉是帕慕克内心深处曾经最隐秘的伤痛，而他的大部分作品，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绚烂之花。他借用父亲手提箱的笔记描述了他对“世界的中心”的感受：他先描述了伊斯坦布尔人苍白的生活，让人清晰地感受到，这世界确有一个中心，遥远而美丽，那里曾有过辉煌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但接着他又指出，世界上的人都是相似的，人性是相似的，人性是最中心最重要的，而世界何来中心？他坚信：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要宣布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帕慕克最终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这也正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优秀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融合

帕慕克称西方为“又痛又爱的世界”，而他的小说却站上了欧洲文学的主流位置。

不可否认帕慕克具有直言和叛逆的性格，连土耳其政府1998年有意颁给他国家艺术家奖，以示和解的举动，都遭到了他的拒绝……

或许正是这种种的矛盾以及历史的纠缠，造就了这样一位与争议形影不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奥尔罕•帕慕克，195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祖父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时代靠建造国有铁路起家，曾任土耳其铁路总监，其积累的财富让帕慕克的父亲可以尽情沉浸于文学世界，成为现代法国诗，尤其是保罗•瓦莱里的首席翻译家。

帕慕克中学就读于外侨学校，大学期间主修建筑，后弃理从文，于1975年开始文学创作，31年来共出版七部小说、一部自传。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他的作品以题材多变、风格富有实验性著称，曾有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

自幼学画的帕慕克曾立志做一名画家，尽管终未如愿，却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旅行和参观艺术馆，每年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观世界各地的艺术展览，并曾替英国《卫报》写评论和旅游笔记。写作《我的名字叫红》时，他更是长时间埋头于古老的绘画艺术中，并最终在书里为我们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图画。

曾经有人问帕慕克，新读者应该从哪一本书开始了解他？他说，第一本书应该读《我的名字叫红》。

《我的名字叫红》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土耳其几位细密画家之间关于信仰、爱情、冲突、回忆与死亡的故事：因爱情失意在外漂泊多年的青年黑回到故土，就遇上一桩谋杀案。一位苏丹的细密画师被人谋杀，他生前曾经接受了一项秘密委托，与另外三名最优秀的细密画师分工合作，用欧洲画法绘制一本旷世之作。不久，奉命为苏丹负责组织绘制抄本的长者也惨遭杀害。苏丹要求宫廷绘画大师奥斯曼和黑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就是一幅马的草图。

看似通俗浅显的情节中，帕慕克向读者展示了最深刻的思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抗。这是全书的主题，也是作者一切观点的基础。

土耳其，前身是持续了六个世纪之久的辉煌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版图囊括了以前存在过的阿拉伯和拜占廷两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控制着海上交通要塞。黑海、红海均为奥斯曼帝国的内陆湖，从尼罗河到多瑙河，到处弥漫着奥斯曼帝国骑兵的血腥气息，他们甚至兵临维也纳城下，使整个欧洲得了“恐土耳其症”。16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社会矛盾激化，国家财政拮据，工商业衰落，社会动荡不安。与此同时，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从经济到政治，尤其是文化方面，欧洲都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此后，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施行全盘西化的道路，土耳其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尽管土耳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甚至改革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不再要求佩带伊斯兰头巾，彻底铲除了伊斯兰传统对于土耳其社会的影响。但在西方眼中，土耳其从来都不是西方文明中的一员。迟迟没有加入欧盟便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写照。在亨廷顿看来，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度沮丧感。正如帕慕克所说：“欧洲对于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脆弱的话题。我们站在门口，充满希望和善意却忐忑不安地敲打着你们的大门，期待着你们能批准我们的加入。我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怀着热切的希望，但是我们都有种沉默的耻辱感。土耳其敲打着欧洲的大门，我们等了又等，欧洲向我们许愿后又忘记了我们。”

要想深刻地认识两种事物的矛盾与冲突，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于两种事物同时有着深刻的理解。帕慕克生长于伊斯坦布尔一个狂热追逐西化的家庭，从小就接触到许多著名欧洲作家的作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土耳其，但作为访问学者曾在纽约待过三年。对于土耳其的本土文化以及欧洲的文明，他都了如指掌，他渴望并相信他的国家可以比实际上更加西方化。旅居瑞典的华裔作家万之评论说：“帕慕克的争议性不在瑞典学院评委对他的投票，而在于他在东西方文化中显示出来的姿态。他身上体现出文明的交汇和冲突。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关注和表达的是东方，他是西方作家，又是东方作家，瑞典文学院关注这个世纪文明冲突的国际现实，希望找到一个能体现这种冲突的作家，帕慕克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在《红》中，帕慕克选用细密画与法兰克风格的绘画冲突作为契口，详细描绘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传统的细密画与宗教关系密切。细密画所展现的是透过真主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因此细密画家不应该有个人风格，不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色彩与声音，也不可以在画上以任何方式署自己的名字，甚至细密画中的物品也不需要有真实感。马在奔跑时可以被画成两条腿在前两条腿在后，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因为日常生活中马的神态举止只是凡夫俗子眼中的呈像，而神眼中的世界才是细密画所要表达的最完美的世界。

细密画多产生于画坊中的群体创作，画师们主要是模仿和重复，模仿得越多，作品越完美。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描绘着同一个场景和主题，以至于他们根本不需要眼睛，只凭记忆便可以画出作品。正如我们看到书中描写的伟大画师奥斯曼最后毫不犹豫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因为他相信细密画家们信奉的一条规则：“最完美的马匹图画应该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因为一位真正的细密画家在经过50年的工作后，必然已经失明，而他的手却会记得如何画马。”或者说，只有在失明状态下画出的作品，才是完全的神眼中的世界。

对于传统的伊斯兰画师而言，西方法兰克风格的肖像画绘画方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与他们传统的绘画方式完全不同。在法兰克风格的肖像画里，可以只是一个普通路人的面孔，这面孔却被画得富有层次，充分运用透视的方法，真实得如同相片。不仅如此，在这幅肖像画中，可以任意画上对这个人来说重要的东西，比如一只墨水瓶、一块怀表、一本书、或者是他的牧场。画的内容，完全是从人眼中观察到的世界。而且画家可以拥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图或着色，可以名正言顺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而被细密画画师避之惟恐不及的风格，正是他们积极追求的目标。

同时，帕慕克也从多个角度用细节描写了当时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例如，在对待狗的态度上，土耳其人因为《古兰经》中的典故而痛恨狗，狗被禁止进入清真寺，甚至只要碰到狗的物品，都须大肆清洗；狗只能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游窜。而在法兰克，每条狗都有主人，都穿衣服，都被用链子拴起来在街上逛街。还有在对待咖啡的态度上，当时的土耳其人宣称饮用咖啡是一项严重的罪行。因为他们的神认为咖啡蒙昧神志，会引起疾病，神认为咖啡根本就是魔鬼的诡计。于是，书中的咖啡馆被看成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场所，保守派最终对这一罪恶场所进行了狂暴的攻击。虽然这些只是细节上的描写，在全文并不占有太多的篇幅，但使我们对冲突和对抗的状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其实，帕慕克一直坚信不同文明是可以融合的。在他看来，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于不同文化的混合，正如在书中被保守派画家坚持着的传统细密画，在发展过程中其实也分别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绘画的影响，而这些因素被波斯文化同化和吸收，形成了不同的阶段和流派。波斯细密画追求平面空间的视觉享受，运用阿拉伯几何和植物纹饰，并结合了中国的传统山水画技法，极具装饰性，也营造出一种精神启示的氛围。

遗忘是一件无法阻止而又让人悲哀的事，远离故土与恋人12年之久的黑，在外越久，越无法清楚地想起恋人的面容。但是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人们始终不应该忘记，正如土耳其在经历了文字上的革新以后，如今的小学生根本无法看懂曾经出现在土耳其历史上的辉煌。帕慕克告诫人们，不管东西方历史上曾经结下多少恩怨，伊斯兰社会既有的规范习俗与传统仍必须尊重。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可取。“20年来我一直在对土耳其人说，党派、文明、文化、东西方等等之间的冲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气味、颜色和氛围，以及我们经历的点滴小事”。当人们还在为门派之争吵闹不休的时候，当领土和利益之炮火纷飞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淡定？

帕慕克在受奖感言中说：“对于我而言，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在过去的33年中，我一直在叙述它的街道，它的桥梁，它的人民，它的狗，它的房舍，它的清真寺，它的泉水，它奇特的英雄人物，它的商店，它的名人，它的污点，它的白天与黑夜，让它们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并拥抱所有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