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涉林碑刻的探讨

古代称镌刻铭文的竖石为碑，它上有碑额，下有跌座，是一种小型的单体建筑。秦始皇巡行全国，刻石纪功，“颂秦德”，大开树碑之风。后汉以来，更是“碑碣云起”。唐宋以后，碑刻颂辞、纪事已经深入人心。明清时期民间碑刻日益增多，碑刻中的文字资料内容丰富，多被世人重视，碑刻现己成为人们关注、研究的热点之一。

安徽是中国南方重要林区之一，自古就有植树护林的传统。近十几年来，随着编纂地方林业志书，本省也发现了数十通涉林碑刻，成为研究安徽地方林业史的珍贵史料。本文根据作者十几年来调查收集到本省的涉林碑刻资料和结合卞利、陈琪对古徽州地区的五县（包括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的护林碑刻调查资料(1)(2)进行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一、安徽林业碑刻的分布与分类

根据作者的收集和掌握，安徽涉林碑刻目前有47通（见附录）。其时间分布是：宋代2通，明代6通，清代38通，民国1通。其地域分布是：淮北1通，阜阳1通，滁州3通，安庆5通，六安1通，巢湖1通，宣城3通，黄山32通。

安微的涉林碑刻从内容方面大体上可分为植树碑刻、护林碑刻、园林碑刻、树木景观、防止水土流失等五种形式。从立碑者的身份看可分为官立碑刻、民立碑刻和官民混合立及僧立四种形式。

二、安徽涉林碑刻的主要内容分析

碑刻反映了一定地区人们的意愿，是对官史正史的补充，更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更能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价值和作用。安徽现存的涉林碑刻主要具有以下的内容。

1、反映了林木植被的分布变化状况

碑刻是对所在地的真实纪事，林业碑刻的内容必然会涉及到其所在区域森林植被的分布变化状况。滁州山欧阳修《醉翁亭记》碑刻对北宋时山周围地区的森林植被有“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王郎琊也……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的描述，反映了王郎琊山是一个森林植被茂密的风景优美之地。南宋著名抗金名将名岳飞于绍兴元年（1131年）率军从江阴出发，去江西波阳讨伐李成，途经祁门，夜憩东松庵，留有题《东松庵题壁记》碑（碑今不存），碑文中称其周围林木景观是“三山环耸，势凌碧落，万木森郁，密掩烟甍，胜景潇洒，实为可爱”。明万历年《王郎琊山植木记》则描述了明万历年间王郎琊山的森林植被状况，其曰“吾滁山水名天下，而王郎琊为最，其间群峰起伏，涧壑盘旋，不知其凡几矣。若夫有色交翠，有影交辉，或清?送凉，或浓荫生寂，则皆乔木佳株，森秀中外也。不尔则孤高光洁，其不以濯濯弃王郎琊者几希。”说明明代王郎琊山仍是一林茂景优的风景胜地。徽州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关帝庙所立的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大洪岭碑记》描述了关帝庙址周围的林木植被状况，有“居宅之东偏，环柏水以为带，面月山以作屏，遥接竹林，苍翠欲滴，近邻桥阁，三舞若飞”的记载，表明该地是一个竹树茂密、山清水秀的地方。徽州祁门县善和乡六都程氏宗族所立的《驱除棚害记》对该地森林植被破环前后的变化有“吾村祖遗山业最广，上自漳岭，下至韩村，当年竹木之供，山林之利，至大也。山川之胜，形势之隆，至美也。……突遭乾隆三十年棚匪入境，……横览四山，芦茅丛杂，几至樵牧无场，未尝不叹息，痛恨于作俑也”的记述，说明在破坏前是一个森林茂密，竹树众多、山川秀美之地，破坏后则是“芦茅丛杂”、樵牧无场”之地。

2、倡导植树造林，美化环境

从碑刻内容可以看出，古代官府和百姓对植树造林都非常重视。明嘉靖祁门县桂天祥保护山林的告示碑刻中称：“本县山多田少，民间日用咸赖山木”，认识到森林树木对民间日用的重要性，因而倡导：“职故此山，本县勤加督率，荒山僻谷尽令栽养木苗，复加禁止。”说明知县督率倡导并带领祁门县民众植树造林，明万历《王郎琊山植木记》则充分地述说了山林树木美化坏境、增色山川的功用。曰：“天地间山水一而己，然有幸不幸焉，人为之也。其在中州大邦者，高人逸客相与口口口木，培护爱养，遂致桃李成溪，松柏凌汉，足以北山河之奇观。而文家墨士，因以轮蹄络口口睹其胜而显其美，固幸甚矣乎！其有远于荒陬僻嵩者，登临罕及，种植弗加间，虽目有口息亦不过为樵夫牧竖之所践口，而人卒以濯濯为山病焉，其不幸亦甚矣乎！……余自解组归田，寻盟山水近，独喜王郎琊松植之盛，一望如云，而峰壑因以增美，至于种植所自，竟不其为谁何已？昨郡中待价庠元景欧秦友过余，而言：里有刘君大德，万君钧者，素以善行著闻，曾于万历乙亥共植松千株王郎琊之山，今皆挺然成茂林矣，人之欣羡而归功者，翕焉。”此碑刻是对当时乡人刘大德、万钧植松的褒扬。时万历十三年（1585年）太仆卿萧崇业《游醉翁亭记》碑刻记述了了北宋文人欧阳修在山植梅之况，碑曰：“楼西有碑亭，匾醉翁手植四字，亭前老梅搓牙雍肿，一支中枵而未垂，偃卧沿下，如飞龙饮河之状。第结实累累，生意犹存”。则反映了宋代植梅爱梅之风习。清乾隆翰林院学士朱筠撰《丰山梅豪亭记并铭》碑，碑文中记述宋代著名文人杜默在其家乡和县丰山杜村考塘植梅六株，种曰玉蝶。清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1770―1774年）安徽巡抚裴宗锡立《浚漳葭港河（今安庆怀宁县境内）道碑记》（碑不存）称“堰旁种植柳树及大芒杆，遇有稀少未能成活者，该堰长即禀官，随时补种，不许行人折取以及舟船采伐。”是述当时河堤植树，黟县原园林梅园有清道光间黟县令祗鹰撰书的《梅园记》碑刻，记述了梅园中景色和植树造景之况。

3、认识到毁林垦山造成水土流失的严重性

皖南山区和皖西大别山区山多田少，历代避乱而迁徙之民，进入深山，搭棚居住，毁林垦种，至清代尤为兴甚。由于棚民陆续进入崇山峻岭、人迹罕至之地，毁林开垦，刀耕火种，天然林遭受严重破环，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现存的林业碑刻中可以发现这些内容。黟县枧溪村《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禁垦种碑》云：“黟邑如二都枧溪等处，……私行开种，土松崩泄，每逢梅雨，砂石滚下，河身填塞，该邑屡受水灾。”说明清代本省山区毁林垦种造成水土流失的现象己经十分严重，迫使官府不得不严令禁止。石台县珂田乡境内的“池徽大路”古徽道旁一通清道光八年（1828年）源头里村李氏族人所立的《输山碑》，碑曰：“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对保护道路两侧的水土和林木均有明确的规定。清祁门《善和驱除棚害记》碑（今不存）载：“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大兵所经，一时民苦虐焰，怠清平之后，山川如旧，田庐依然。复我邦族者，歌怀乐士每至若棚匪之为害，其始也，每为常人所不及计，至其甚，虽圣人复起无能为功。盖其入境之初，每不惜鱼饵，笼络地方，贫民苟有贪利忘祸之辈入入其彀中，则公然执据，入境开山，害遂不可胜言矣。”将棚民开山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灾害频发，同兵燹相比，称此害远甚于兵。碑文详述了棚民的危害之处：“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工孽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云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馑，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稿，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馑，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急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汆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徽民聚族而居，方外之人无隙可入。襄时风俗茂美，稽查维严，今则拉亲扯故，入村穿巷，族中吉凶报赛，异服异言者公然挨挤，规模不肃，为害七也：夏秋之交，雇工锄挖，收成之后，乞化沿门，彼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倘门径既熟，乘间窥伺，何以御之？为害九也。”除对棚民歧视之外，表明棚民毁林垦种给当地社会经济和生存环境带来了九大危害，同时也说时了当时人己经认识到森林树木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