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张衡早期的文学作品看张衡的少年交游

摘要：张衡自16岁始游学到回籍读书之前，在三辅和东京结交广泛，收获甚巨，其早期的文赋和诗歌创作上，都反映出他的交游经历，是考证其文学创作变化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张衡；少年；交游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106-01

一、初到三辅和东京时期

张衡16岁时，离开南阳，游三辅。此时的东汉再现了西汉武帝时的辉煌盛世。在军事上，击败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政治上，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平稳；经济进一步繁荣，人民生产、生活安定。对于一个第一次出门远游的年轻人来说，三辅的繁华与富庶，令其瞠目。相对出生地的南阳，三辅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众多，有着大量的移民人口，体现出鲜明的秦、晋、楚三地文化交流与思想融合的时代特点。张衡最早的托志小赋《温泉赋》，就是“游三辅”的产物：“此赋之成，当为三辅时，东赴洛阳道中所作。因自南阳游三辅，当道出武关；复自三辅赴京师，当道经骊山也。”

19岁时，张衡初到东京，先后师从贾逵、结交崔瑗等人。此时经学大盛，另有谶纬之学兴起。海内学子，天下名士齐集京畿，太学弟子多达三万余人。张衡与崔瑗结识后，二人几乎同时模仿枚乘《七发》、傅毅《七激》而分别作《七辩》和《七苏》(已佚)。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作上的呼应，既是年轻人之间才情的比较，也是抒发共同志向的绝佳方式。此时的张衡，一方面师从当世大儒贾逵，受其积极入世的思想影响，认同儒学政教德化育人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道家无为出世的消极思想，符合其出世隐逸的高蹈心理和豪放洒脱的性格。这体现了，张衡年轻时思想较为矛盾，或者说思想观尚不成熟，体现出对出世与入世的人生抉择思考。但从其文内容的变化看来，最终入世的积极思想战胜了消极思想。赋中探讨现实生活的阻碍与追求理想的意义，虽然有奢华的夸饰，但也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东汉人们的生活状态。张衡身处其间，精致于学，虽有众多诱惑，但通过第七子的表述，可见其积极入世，实现抱负的不可动摇的宏愿。这符合他初到京师的情形，既有对自己前途未卜的迷茫，也有因与贾逵、崔瑗等结识而萌发报效国家思想的痕迹。在“仙游”与“德化”之间，体现了玄与儒的摇摆。而贾逵曾积极迎合章帝，应诏入白虎观，受四经，直接显现出众人依附的倾向；加之此时京城图谶大盛，经学兴起，老庄接续，各种思潮碰撞频繁，这对张衡的人生观产生的影响，就反映在他的这类文学作品中。

二、随贾逵为南阳主簿时期

张衡正是得益于师从贾逵，而有机会结识鲍德，终于有了将所学付诸实践的机会。作于初为主簿时的《定情赋》，此时的张衡刚刚结交鲍德，对鲍德之人品，为官之态度、立场深信不疑，渴望能追随他，一展身手，为将来步入仕途做铺垫和准备。此诗继承了楚辞的比兴手法，有明显的“以喻臣子之事君也”的用意。作者自比于新嫁的女子，侍奉新君，内心既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也有害怕因自己的能力不足而出任何差池，但更表达了能得遇明主，才能有所施展，英雄得以用武的幸福与畅快。

张衡后随鲍德结识了吕盖、陈宠等人，这几位都是为官清廉、享誉朝野的贤臣，分别官至九卿之列的司徒、司空。对于还是主簿的张衡来说，此二人的榜样作用巨大。通过《司徒吕公诔》与《司空陈公诔》二文发现，张衡在《司徒吕公诔》中论其：“登受八命，衰职靡倾。黄耳金铉，公M以盈。绰兮其宽，葙馄淝濉＜让髑艺埽世保令名”，夸赞吕盖政绩显赫，家族鼎食，能保名节以得善终；在《司空陈公诔》中，对陈宠所历官职，所著政绩有非常精辟而准确的评论：“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爰肃爰邕。兼学多识，穷理知几。……后作鸿胪，执掌九宾。辑宁侯o，怀柔远人。乃陟司空，纂禹之绩。导扬徽庸，致训京畿”，赞扬他秉持德行操守，学识宏富，并对其“自在枢机，谢遣门人，拒绝知友，惟在公家而已”的为官处世方式深为嘉许。张衡后来在《应间》中藉他人之口谈到自己的秉性时曾说：“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己博艺，无坚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从中可看出陈宠对张衡的影响。作《司徒吕公诔》时，张衡25岁刚进鲍德幕府，而吕盖已在司徒之职三年矣，最多只是谋面，对吕盖的经历应该不甚了解；而作《司空陈公诔》时，张衡已入幕7年，对陈宠与鲍德的关系已非常了解。

三、回籍读书，酝酿大赋时期

张衡最著名的大赋当推《二京赋》，该赋虽作于约30岁在籍读书之时，但张衡有着两年多游历三辅和西都及五年的东都学习生活经历，对两处的宫殿、城市格局、百姓生活、风俗世情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且初从贾逵习古文经学，直至二十三岁。张衡看出表面稳定繁荣之下隐藏的危机，进而批评统治集团和贵族阶层过度奢侈的生活，更想通过文赋“劝百讽一”的功效，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此前，和帝刚剪除了窦宪等人弑逆的图谋，国内政局相对清平，且有持续发展的经济为依托，东汉达到鼎盛。汉文人喜作大赋，一方面是出于“润色鸿业”、以博人主欢心的需要，但更主要的创作目的在于效法司马相如，通过成功的赋作而被统治者赏识，以期有朝一日能位于贵胄之列。众多文人不甘心游离统治集团之外，而是希望施展才华于盛世。受此影响，张衡久仰于商周、先秦至西汉数千年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并感慨于无数圣贤能人风云集会于京城，故作《二京赋》。年轻人的朝气，对未来的美好幻想，都使得他对那个时代产生了无限美好的期望，因此才会对京城有“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东京赋》）的盛赞。其中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感的纵情表达，大国霸王之气的奔放宣泄，彰显出东汉政治、军事的强大。正是与崔瑗、马融等人的结识，以及在京师的学习与交往，极大地丰富了张衡的生活阅历，使他对东都地理、宫殿、百姓生活、帝王巡猎、郊祀大典等有了更切实的了解，从而为创作《二京赋》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拟扬雄《蜀都赋》而作的《南都赋》，虽非张衡的代表作，但身为南阳人，张衡借此表达自己的乡土之情，既反映南阳作为光武帝龙兴之地在东汉时的特殊地位，又有对南阳文人学子的刻画，“且其君子，弘懿明保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进退屈伸，与时抑扬”，成为全国士人的榜样，这与南都长期以来道德教育的优化不无关系，因而同样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南阳的官署只有光武旧宅与光武帝之父的章陵之设，东汉并未在设置和管理上达到陪都的地位。《后汉书》中对此只称南阳，而不称“南都”。可见张衡以“南都”名篇，更多是源于当地人的心理优势或俗俚之中的美称。东汉光武、明、章、和、安、桓帝等都曾先后巡幸南阳，祭祀章陵和旧宅。南阳的地位，仅次于东西京。其中和帝永元十五年巡幸南阳时，张衡为鲍德主簿，有幸跟随鲍德亲历了和帝南巡祭祖的隆重恢弘场面，因而对家乡的政治地位有了更深认识。故而在徵拜尚书郎中之前，将所有对故土的眷恋与深情都倾注在《南都赋》中，表达出作为南阳人的自豪感与优越感。张衡在《南阳文学儒林赞》说：“南阳太守，上党鲍德，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肃肃之仪，扬济济之化”。赞扬在鲍德的治理下，南阳出现了“备俎豆黼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的良好社会环境。张衡好友崔瑗在其《南阳文学颂》中也曾赞到：“民生如何，导以礼乐，乃修礼官奋其羽a，我国既淳，我俗既敦，神乐民则嘉生。”是另一篇对鲍德治下南阳民生安康，文教德化，灾害不侵的赞扬。《南都赋》抒情体物，极尽描绘，盛赞南阳地理物产的丰富，更抒写了南阳人重文崇德，礼遇八方的热情和淳朴无华的民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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