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元明清戏文中的吴越争霸故事

摘要：吴越争霸之事于先秦西汉，主要见于《国语》、《左传》、《史记》等史传叙事作品中。先秦典籍由于史书题材的限制，主要表现出以史明鉴的功能，而在宋元明清戏曲当中，这种色彩则大为减弱，更多的表现出日常人情化合为尊者讳的特点。

关键词：吴越争霸；戏文；人情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096-01

笔者据《曲海总目提要》、《宋元戏文全目》、《全元曲》、《南村辍耕录》、《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清代传奇全目》参以《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戏剧目录书，不完全统计，有关吴越争霸故事（包括无名氏作品）的曲目大概33种。宋金元时代：郑廷玉《采石渡渔父辞剑》（佚）、吴昌龄《浣纱女抱石投江》（佚）、李寿卿《说专诸伍员吹箫》、高文秀《伍子胥弃子走樊城》（佚）、宫天挺《栖会稽越王尝胆》（佚）、郑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周文质《孙武子教女兵》（佚）、赵善庆《孙武子教女兵》（佚）；阙名类：《浣纱女》（佚）、《楚昭王》（佚）、《申包胥》（佚）、《范蠡》、《范蠡沉西施》、《陶朱公五湖沉西施》、赵明道《灭吴王范蠡归湖》尚存第四折佚曲、关汉卿《姑苏台范蠡进西施》（佚）、吴昌龄《陶朱公五湖沉西施》（佚）；明：汪道昆《五湖游》（《陶朱公五湖泛舟》）、梁辰鱼《浣纱记》、邱睿《举鼎记》、《鼎盛春秋》；明阙明类：《倒浣纱传奇》、《浮鸱夷》（佚）、沈采《临潼记》（佚）、《伍子胥力伏十虎将》（佚）、《伍子胥鞭伏柳盗跖》；清：徐石麒《浮西施》，存短剧一折、陈栋《陶朱公》、许善长《西子捧心》、袁r《东家颦》、薛旦《芦中人》（佚）、吴于东《兴吴记》（佚）、《倒浣纱》（阙名，佚）。

尽管以上戏文大部分都已经佚失难觅，然而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也可大略知道剧情的大致内容。宋元明清戏文的取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截取吴越争霸故事中历史片段加以演述。如郑廷玉《采石渡渔父辞剑》、吴昌龄《浣纱女抱石投江》、高文秀《伍子胥弃子走樊城》、宫天挺《栖会稽越王尝胆》、郑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周文质《孙武子教女兵》、赵善庆《孙武子教女兵》等。另一类是以人物为中心，选取某个人物的故事加以敷演。这一类的戏文和变文的取材比较相似。往往是以人物为中心，演述人物一生的经历及其发展变化，从历史中把人物的经历抽取出来，演述此人一己的人生历史，而故事作为人物成长发展的大背景。这一类的作品主要有汪道昆《五湖游》（《陶朱公五湖泛舟》）、李寿卿《说专诸伍员吹箫》、梁辰鱼《浣纱记》、徐石麒《浮西施》、陈栋《陶朱公》等。以上两类故事情节与史传所载较为接近，或是此前变文、平话等其它艺术作品进行过相关题材的敷焉。还有一类是取材于吴越争霸故事中的人物，然而剧情不见史传，也不见现存文献中此前其他艺术敷演，故事多属民间传说的作品：《十八国临潼斗宝》、《伍子胥鞭伏柳盗跖》、《伍子胥力伏十虎将》、《举鼎记》、《鼎盛春秋》等。

以上是从戏曲与此前史传等作品历史文献的关系上进行的比较分类。然而从剧情上来看，这些戏文作品不再以突出吴越相争的故事为旨归，而是表现出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吴越争霸故事在宋元明清戏文曲目的艺术创作中，淡化以史为鉴的功能，创作者往往表现出对日常化、世俗化情节的浓厚兴趣，而不再以历史为主要表现对象，历史事件一般作为戏剧展开的背景。如《浣纱记》，创作者设想出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他们的离合悲欢为戏剧的主线，戏剧始于他们的一见钟情，终于他们的双双归隐五湖，而史传中的吴越相争反倒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辅线。剧中范蠡西施二人不似平常情人之间的简单爱情，而是与国家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二人虽已结深盟，然而在国家遇到困难之时，二人却慷慨为国捐赠自己的爱情。剧作者试图把范蠡描写成一个多情而又爱国、为国不惜牺牲自己爱情的人。初，范蠡西施一见钟情，并以浣水之纱做信物定下深盟，然而当越国君臣在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献于吴国时，范蠡主动提出将自己的未娶之妻进上。“[生]有一处女，独居山中，体色绝伦，举世罕见。已曾许臣，尚未娶之。今若欲用，即当进上。” “想国家事体重大，岂宜吝一妇人？”后来功成泛湖之时，范蠡 “成功不受上将军，一艇归来笠泽云。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又迷君”的出场诗，更加表现出范蠡以国家社稷为重的爱国情结，然而对其痴情公子的形象多少有些破坏。剧中对生活化的场景也多有描绘。如“效颦”、“访女”二出乃是剧作者的虚构情结，与戏曲的整体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多少有些插科打诨的味道。通过对生活化场景的描写起到娱乐观众的作用。

又《楚昭王疏者下船》乃是截取吴楚争霸故事中的一个片段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此据对楚平王的昏庸、伍子胥的复仇做了淡化处理，而着力于楚昭王一家的骨肉离合的演述。伍子胥率兵攻入郢都，楚王一家仓皇出逃，特别是逃亡途中“疏者下船”的瞬间为戏曲的高潮、故事的重头。戏剧更多的是展现楚王一家的骨肉离合的人伦之情，而淡化了吴楚争强的紧张、激烈气氛。此外，明无名氏《倒浣纱》“演子胥子伍封，率齐师灭越，为父复仇。范蠡沉西施，入仙山去。以与梁辰鱼《浣纱记》示异。关目事迹，杂采传志及小说家言”。

无论是截取一段历史事件，还是以人物为中心讲述故事，由于题材特点的变化，使得戏文叙事意象的改变。正如涂秀虹所说：“同一历史事件在史传的序列中具有某一环节、某一侧面的意义，而在以这一事件为全部表现对象的戏剧中，这一事件本身的意义，就成为了戏剧本身表现的全部，戏剧主要发掘这一事件细节所蕴含的人情味，它的世俗味。”

二、为尊者讳。或许是由于戏曲舞台演出的直观性，演出者不能直接在舞台上演绎君王昏庸，导致忠臣被害，国破家亡，所以，往往将君臣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忠奸臣子的斗争。这一类戏文最典型的就是《说专诸伍员吹箫》。不像之前史传作品中通过记述吴奢劝谏楚平王娶秦女之事，招致杀身之祸。此剧开头费无忌自报家门包揽了主要责任：“……自从临潼斗宝之后，谁想太傅伍奢无礼，他在平公面前，搬弄我许多是非。不想被我预先说过，倒惹得平公大怒，将伍奢并家属尽皆奴来杀坏了……”以及后来吴王问罪时，费无忌“是我杀了他一家三百口……”的交代。此外，剧目还从太子建及楚昭公之口道出，伍子胥全家被害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费无忌。“（建）……今有馋臣费无忌将你父兄并满门家属诛尽杀绝……”楚昭王自报家门时云：“……有少傅费无忌，暗用谗言，将其父吴奢并兄吴尚三百口家属都杀坏了……”

此外，《楚昭王疏者下船》吴楚交战的原因乃是源于宝剑之争，伍子胥云：“则今日辞别了主公，校场中点就四十万雄兵。一来为楚昭公收了我家宝剑不还；二来有费无忌害我父兄之仇。”伍子胥的复仇居于次要地位，且杂剧通过伍子胥之代伍奢父子被杀的责任在于费无忌，把君臣矛盾转化为臣子之争，表现出为尊者讳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涂秀虹.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5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