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不确定的未来

2011年两大事件导致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的未来

2011年见证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两大事件：第一个事件是阿拉伯世界的大变局，迄今尚未结束;第二个事件是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在延续。 王小东Wang Xiaodong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可以把第一个事件归结为政治事件――当然在某些国家，其起因中经济要素占有重要地位。事件中，阿拉伯世界若干个统治了几十年的铁腕人物纷纷，这些国家的政体被认为将会改变。变成什么样子？是否是西方的民选体制？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以埃及为例，已经进行了选举，但宪法尚未制定，政体变革最后到底变成什么样子，目前还不知道。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说，2011年是西方民主价值观胜利的一年。无论如何，那些铁腕独裁者的会令世界各国人民不再惧怕他们，并且激发起他们的想法。在利比亚，这一事件也可归结为军事事件：西方再次向世界证明了，冷战之后，他们在对付第三世界的小国时，在军事上想打谁就打谁，打谁都能轻而易举取得胜利，而西方阵营之外的任何大国没有一个有能力制止西方。

这一个事件对于西方利益的影响是两面的。有利的一面是：西方民主制的胜利会增强其软实力，这有利于西方的国家利益。

另一面则是非常不确定的：阿拉伯世界那些被的独裁者其实都是早已跪倒在西方面前（包括卡扎菲）的顺服者，西方与他们打交道是有把握的。反之，有可能通过“阿拉伯之春”上台的，显然不是西方所青睐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埃及，他们只得到15%的选票），而是西方所不喜欢甚至恐惧的穆斯林主义党派（获得65%的选票），甚至包括极端保守的萨拉菲派的光明党（获得25%的选票）。这些过去一直强烈反对西方，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伊斯兰教党派上台，对西方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往乐观方面猜想，他们对西方的负面看法也许会有所缓和，因为在军事强人的独裁统治下，他们一直受迫害，更别说掌权了;现在实行西方式选举，他们却大有掌权的希望，这说明西方式的选举是能够给他们一个公道的，那么在这种制度下，他们不一定非要采取极端手段（实际上，埃及的伊斯兰势力一直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源泉）。但是，在价值观和利益方面的重大矛盾要全部消除，恐怕也是很难的，特别是在西方经济困难，对第三世界能给的不多，想拿走的却很多的情况下。所以说，从长远看，阿拉伯世界自2011年开始走进了一个比之前变数更多的时代。而由于这个地区盛产全世界都非常需要的石油，它的变数也就是全世界的变数，现在做乐观的或悲观的预言，似乎都为时过早。

第二个事件属于经济领域。2011年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在进一步深化中。美国虽然有几次复苏的迹象，但仍归于乏力;欧洲则在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以至于英国指示其在欧元区的使领馆做好在欧元崩溃后出现暴乱时，帮助英国侨民的应急计划。无论如何，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我们看不到任何能让西方走出经济衰退的有效措施。所以，西方的经济衰退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它植根于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超前其劳动生产率太多，时间长了，债务危机必然会来。

经济问题必然带来社会问题。英国2011年8月发生暴乱的严重程度，突破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令人瞠目结舌。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没有发生暴乱，却持续至今仍未结束。这些事件虽然从短期看，不会像阿拉伯世界大变局那样带来政体上的戏剧性变化，但从长远看’其影响不可低估。

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说，西方在经济上的衰退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虽然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其优势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打击力，仍然显示出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但在取得政治和军事的胜利之后，要维持住胜利果实，往往需要大量金钱。比如在阿拉伯世界大变局之后，要想稳定埃及的局势，并将其导人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现在就必须拿出大量的资金来救助埃及濒临破产的经济;从更长远来说，则要将埃及整合进一个工业体系之中，使得它有活儿干，能自己造血。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西方世界在自己的经济困境都无法摆脱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在南海也是如此，美国拼命想拼凑起一个遏制中国的联盟，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也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在与中国的领土纠纷中获得强势，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援助或整合那里的经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只能越来越靠拢中国。这势必会使那里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前面说过，西方的经济衰退植根于其生活水平超前其劳动生产率太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其劳动生产率小大可能得到戏剧性的提高的情况下，必须降低生活水平，而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困难的事。特别是，降低生活水平有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降低谁的生活水平。从欧洲看，其社会福利水平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原本社会各阶层都过得比较好。即使如此，高收入阶层还是比中等或低收入阶层生活好得多，现在要降中等或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如英国想实施而引起激烈反弹的提高退休年龄、增加养老保险缴纳金额、削减退休金的计划），还是会给其国民带来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至于美国，原来的福利就比欧洲差，贫富差距比欧洲要大，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其中等或低收入阶层中有不少人的生活是艰苦的，而其高收入阶层则穷奢极欲，并且公开仇视和辱骂中等或低收入阶层（盖茨、巴菲特、特德・特纳等富豪当然不是这种人，他们属于十分愿意做慈善事业的富豪，但这只是美国富人中的一部分人，却被很多中国人当作了美国富豪的全部）。只不过相比欧洲人，美国人对于收入差距、社会不公的耐受力更强而已。然而，如果美国的经济复苏仍旧乏力，失业状况不能得到明显改善，这种耐受力也会走到极限的。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和美国，其政治体制能否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实现软着陆？这对于西方体制将是一块试金石，全世界，包括西方人自己，都在看着。而有些人――主要是西方人自己――已经有点丧失信心了，《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中国优越的经济模式》（China'rsSuperiorEconomicModel）的文章，居然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虽然还不是政治模式――比西方的更好了。当然，对于这一点，中国人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自大。但无论如何，人类多半是以成败论英雄，而且往往是以当下的成败论英雄。西方世界在经济上的困境，必将导致整个世界先是对其经济模式优越性的怀疑，然后这种怀疑很可能波及到政治模式。

展望2012以及更长远的未来

很多人喜欢预测未来的细节，因为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但实际上，由于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做这样的预测无异于摆地摊的算命先生。他们赌的是读者或听众的健忘：有不少名人，明明实际发生的事情与其所做的预言南辕北辙，却仍会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所有的预言都说准了，而公众确实是健忘的，很少会去追究这些预言家的哗众取宠。然而，笔者不想做这样的算命先生以吸引眼球。因此，笔者对于2012年乃至更长远的未来的展望，只能是一个大轮廓，没有具体的细节，没有准确的时间点，更不会去预测任何突发事件。事实上，那些对于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都没有被预测到;即便有极少数人预测到的，其实也说不出多少理由，可以看作是碰巧而已就像中了。以复杂理论研究资本市场的埃德加・彼得斯说得很好：你可以预测一棵小树会长成大树，但你不可能预测它的枝条的准确形状。

展望2012年以及之后的若干年，笔者认为，美国和欧洲在国际上的相对经济地位会持续下降，随后是科学技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宰地位会保持更长久些，但最后也会下降。迄今为止，西方称雄世界500年，主宰世界200年，这样的地位正在慢慢逝去――当然将是很慢的。

在2012年以及之后的若干年，仅就经济论经济，中国不可能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会出现大的问题，特别是不可能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出现比西方更大的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会相对上升，随后跟进的是科学技术;军事会滞后更长的时间，但最终也将跟进。对于中国来说，变数最大的是国内政治的难关。如果不能渡过国内政治的难关，则前面所说的关于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方面的预言都将落空。总的来说，中国可以渡过国内政治这个难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既然是难关，渡不过去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小。

鉴于西方世界出现的严重问题，也鉴于中国在政治方面所面临的难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不确定的新的历史阶段，以往的道路，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的，都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现在的道路不足以应对，回到过去已经被抛弃的道路，就更没有希望。因此，人类需要新的道路，我们须往探索新的道路方面多想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