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如何做个孩子”?

很长一段时期，《胡适文存》（或更简要的《胡适文选》）是许多中国知识青年成长必读的教育读物。胡适流畅明白的语言，使他的文章容易接近新一代的青年，而他在行文间的口气，往往也隐含了一种与前代的决裂，诉诸于下一代年轻人，直接向他们提意见、进行喊话。 杨照

台湾著名作家、政论家，著有长篇小说《大爱》、《暗巷迷夜》，评论集《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等。

整部《胡适文存》中，胡适引用过最多次的，应该是易卜生的这段话：

“最期待于你的只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做到真实的、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你有时觉得天下事只有自己最重要，别人不足想，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段话最早出现在胡适1918年写的《易卜生主义》，之后就在不同场合、不同脉络下频频出现，甚至到了1959年，胡适已经68岁了，在写《一个人生观》时，这段话仍然被他置为文章的破题重点。

历来阅读胡适的人，不可能漏掉这段话。环绕着这段话，胡适事实上是在建构一套非常吸引人的“孩子论述”。在胡适那一代之前，中国传统里只有“父亲论述”以及依附在“父亲论述”底下的“贤妻良母论述”，教人家如何在大家户长制下，去做一个爸爸一个妈妈。20世纪翻天覆地的价值革命中，首当其冲被攻击的当然就是这种大家户长制。然而随着大家户长制的崩颓，原本以“孝”一字统纳，以“服从、驯良”规定其为一家户功能的“孩子”地位，也就动摇了。于是而升起了对于“如何做个孩子”此一迫切问题的重大关怀。

胡适提出的“为我主义”，看似激烈、极端，实则暗藏着温和、妥协的空间。温和、妥协之一，在“为我主义”毕竟还是工具，“为我”的目的，一推究下去，还是为了“把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才真正能“有益于社会”。这样子巧妙地躲过了新一代“孩子们”在追求自我时可能要背负的自私罪咎感。胡适的文章中，极少去处理万一个人的“为我”、个人要伸张个性，结果社会无法调和运作的可能性。他顶多只是以

“民主”的方法作为解决一切社会冲突的答案。

胡适所引领的“孩子论述”，另外还有一种特色，就是他把遂行这种新“孩子自由”，发展新“孩子个性”所必须面对的家庭紧张乃至决裂给抽象化了。胡适一再引用易卜生的《娜拉》来宣扬脱离家庭的合法性。当丈夫责问她怎么可以放弃“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时，娜拉回答说：“我有别的同等神圣的责任”，那就是“对自己的责任”、“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说完之后就“飘然而去”了。可是在现实里，这段经胡适的启蒙者一再重述的故事，在中国真正影响的，并不是“妻子们”，而是不分男女的众多“孩子们”。他们受了娜拉的号召，跃跃欲试地准备离家出走，不过等到他们真正离家之后，才会突然想到：不管是易卜生或胡适，都没有告诉他们，斩断了家户长的控制，同时也斩断了生活上最基本的供给，在“努力做一个人”之前，他们先必须面对如何“努力取得温饱”的煎熬挑战。

胡适以个性、自由来号召的“孩子论述”，给了很多年轻人走出家庭的勇气。然而在家庭之外，却未能提供他们安全、温饱、可以去发挥个性的空间。于是离开家庭之后，他们往往仍然无法得到胡适所许诺的“为我精神”、“个人主义”，而必须投入其他群体如军队、党或官僚体系求取基本保障，结果是在家庭之外代换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集体主义。这点大概是胡适始料未及的吧！

显然，胡适的主张超前他的时代，所以在历史上创造了这样的吊诡效果。不过，重读《胡适文存》，这样直接对年轻人说话，提出“如何做个孩子”的主张的热情，还是让人感动。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有过很多教育理念，也经历了许多教育试验，毕竟至今还是对于“如何做个孩子”没有明确、让人安心放心的答案。时代的环境条件变了许多，但胡适所察觉到的需求――在“家长论述”、“教育论述”之外，应该也要有回答“如何做个孩子”的“孩子论述”――却依然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