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假买假”的法律正当性

【摘要】现代市场交易的信息不对称催生出市场和政府调节的双重失灵，部分消费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便自发开展起“知假买假”活动。就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立场出发，这种自发的“打假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适用与判断。但是，“知假买假”行为的自发性有碍于法律制度的秩序发展。故应当对其进行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引导这种自发走向自觉，从而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正当的公众参与，完善市场交易的秩序和公正。

【关键词】职业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对称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110-01

随着现代社会交往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交易的时空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也日益呈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特征。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工业产品的生产工艺更新速度飞速，复杂程度和专业程度也日益增长，交易双方对于产品的信息掌握存在大量不对称的情形；另一方面，跨地区交易和互联网经济兴起也增加了交易的中间渠道，使得这种现代经济的不对称性更加得到加强。信息的广泛不对称对现代市场交易的发展和现代政府的经济监管职能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中，市场和政府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二者需要各自发挥其在经济调节中所能掌握的信息优势，从而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但是，社会交往的急速更新，使得前述两种失灵现象不再独立存在，交易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由此，如何开辟第三条道路进行经济法律制度的设计成为当前学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重点。现代交易中的“售假行为”便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体现。

对于“售假行为”，传统民法依据合同的形式对等性无法进行全面的规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倍赔偿”以及《食品安全法》的“十倍赔偿”规定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又面临对象资格的限定。在这样法律规范的间隙中，“知假买假”或称“职业打假人”的法律正当性便引发了广泛争议。支持者宣称“知假买假”行为是一种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有利于提升对市场价交易的社会监督；而反对者则认为“知假买假”行为无法正当适用现行的合同法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相关行为难以符合这些法律中正当的形式理性。两方观点一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场出发，一者从维护法律适用的形式正当性出发，各得其理。然而进一步而言，当出现现行法律无法恰当规范的社会行为，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评判，不能简单从以两个角度出发，而应当从实体到程序，从实质正义到形式正义予以全面剖析，方能做出合理之结论。

笔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一般均符合传统合同法的形式要件，合同法的适用并不存在实践冲突。当前最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职业打假人是否具备当然的消费者资格，以及知假买假行为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

首先，对于消费者资格的认定问题，应当从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的立法本意入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就是对传统民商事法律形式平等性的突破，试图通过建立起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来实现对基本交易的信息对称，从而恢复交易的实质平等。从这角度来看，以“售假”行为为代表的信息虚假行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重点规范的对象。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定之初对于消费者的资格限定并未做严格限定，而是存在定义范围外扩的趋势。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将消费者的资格从单纯的购买扩大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该法第62条还将农民购买农业生产的行为视为本法当然保护的消费行为。这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倾斜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价值追求下，对于消费者定义并未做严格限定，其第2条的规范，事实上是一种形式性规范，并不以消费者的主观目的为判断重点。同样，“知假买假”行为在交易发生时事实上是满足这种形式要件的，并不应该以“职业打假人”的主观目的来判断其是否属于消费者。

其次，对于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这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激励机制之法律适用。从激励途径来看，惩罚性赔偿事实上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反向激励机制。这个反向激励的设定是为了防止经营者滥用其对交易标的物所具有的信息优势，通过隐瞒、甚至是欺诈等方式造成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从这个角度来看，“知假买假”的行为事实上是“职业打假人”利用此种激励规则，实现对经营者的自发性监督。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贯彻其对信息弱势方的保护角度，应当予以适用。

总体上看，“知假买假”行为的产生有两个重要动因。一是市场价交易广泛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二是市场和政府均无法通过恰当的法律治理来恢复此种不对称。在这两个动因之下，部分消费者开始利用法律规范来自发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也就是说，此类行为事实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自发性和分散性。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担心的，如果法律任凭此种自发行为发展，不仅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现实问题，也会造成市场交易秩序的进一步混乱，有悖于法律的秩序价值。故笔者认为，从保护消费者最广泛的利益出发，应当将“知假买假”的行为进行专门性规范，通过制度理性来消除其行为的不秩序性，引导其对消费者正当权益的合法关切，从而将当下较为自发和无序的“打假”转变为正当的公众参与，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的秩序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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