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摘要】当公民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其非财产上损失即精神损失有权要求经济赔偿，这是民法通则明文规定的权利。当这种不法侵害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时，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却被该司法解释限制在物质损失之内，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例如毁人容貌的故意伤害、、侮辱、诽谤等，物质损失往往是微不足道的，若只赔偿赔偿物质损失，对被害人遭受的巨大精神损失视而不见，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人文精神。

【关键词】人身权；精神损失；民事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124-02

2013年长春发生震惊全国的盗车杀婴案，凶手被抓后，关于案件的审理也随即展开，5月27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宣判长春“盗车杀婴”案，被告人周喜军一审被判死刑。判决中引人关注的，并不是周喜军被判处死刑，而是“处罚金50000元，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17098.5元”。公众普遍质疑，这样的判决几乎是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对于一审判决，被害婴儿父亲许家林当庭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判决书显示：许家林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200万元，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受到犯罪侵犯，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不予保护。

根据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刑诉法的司法解释，第六章第一百三十八条和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对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最该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规定的出台不仅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损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保障人权原则。在世界对我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大加探讨时，我国却以立法的形式否定了对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无疑是给我国人权状况的保护留下了极大的缺憾：

一、部分被害人的丧失了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剥夺了部分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得附带提起精神损害的民事赔偿请求，但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那么，如果当事人欲就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共同要求被告人赔偿，那么可以在法律的空隙间变相寻求到保护，选择在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样民事法庭往往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此，如果被害人同时受到了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得到物质和精神损害的双重赔偿，但如果在受害的过程中没有发生物质损失，那么很无奈，不管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都得不到赔偿。这实际上就是剥夺了部分被害人的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

二、加重了被害人的精神痛苦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也就使被害人有义务提供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被害人是亲身目睹犯罪全过程的当事人之一，所以被害人的所提供的证据，对于审判机关正确对犯罪人定罪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行为往往给被害人造成极其严重的精神痛苦，每经历一次庭审，讲述一次案发的过程，对于受害人来讲就是一次精神折磨，特别对于诸如罪等一些特殊的刑事案件，对受害人的精神打击是无法估量。如果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而选择在刑事审判终结后独立提起，那么被害人为了提供证据，又面临着再次的回忆，也就是再次的精神折磨，不利于被害人尽快从精神痛苦中解脱出来，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

三、被告人难以行使辩护权

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宣判以后，根据监狱法的相关规定，往往被押解到监狱服刑，如果被害人再向民事法庭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出庭应诉应当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怎样行使他的诉讼权利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委托诉讼人，但不能不说他的诉讼权利实质上是被剥夺了，他毕竟不是在不愿出庭而是不能的情况下才委托诉讼人的。而一般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人也很难自主选择诉讼人，即是选择了诉讼人，根据我国目前的状况，律师要会见自己在押的当事人，受到很多的限制，而不能跟自己的当事人充分沟通的诉讼人，怎么能详细地了解案件的情况，不了解案件情况，何谈更好的辩护呢？由此可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将得不到充分的实现。

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刑事诉讼立法司法解释中排斥精神损害赔偿，致使司法实践中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尤其对被害人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却得不到有效的司法保护，究其原因，与我们国家对待犯罪的观点直接相关。一直以来，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的危害，而不是私人间的纷争，公诉机关被认为是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不仅站在国家的立场，而且站在被害人的立场上，对犯罪提起公诉并支持公诉。被害人对刑事案件的诉权受到了严格限制，被害人的诉讼主张受到忽视，罪犯是否受到追诉和惩罚主要是取决于公诉机关的公诉行为，而与被害人无关。然而在国际上，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突出的方面。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已成为国际刑事诉讼法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

目前我国的立法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在刑事领域和民事领域存在着一定程度冲突，立法机关应该注意法律的协调统一，充分落实民事立法关于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救济原则，并使刑法作为其他法律保护法的价值得以更好的体现，而不应成为违背其他法律的理由。完善关于刑事案件中对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首先要明确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结合民法以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

其次，关于赔偿额度的问题。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的收入，生活水平不完全一致，法律可以做出一个概括性的规定，然后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犯罪人的赔偿能力问题也是关系到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能否真正落实的问题。必要时增强犯罪人的赔偿能力，如犯罪人在接受刑罚处罚的同时必须从事一定的有偿劳动，国家或社会力量给予一定的报酬；也可以变通赔偿方法，如分期赔偿等。如还不能达到对被害人的救济时，国家和社会的相关机构就应当承担起对被害人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之责。

再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程序问题。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在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相协调取得一致的背景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也应该与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一道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内，这样一则可以免去被害人的讼累，二则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同时可以使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做到逻辑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