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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报刊文摘》2005年8月29日这一期，有一条消息说，海南省长在一次会议上说起“一件小事”：“我当省长快两年了。刚到海南时，装文件用的都是塑料袋或塑料夹，我就提出，文件袋最好都用牛皮纸的。但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拿到牛皮纸文件袋。”另一条消息说，“安徽北部一个规模不大的地级市的书记和市长最近实现了‘豪华办公’，每人独占6间办公室，办公室内有高级办公用品，设卫生间、会议室、会见室，颇为‘气派’；在办公室的一面墙壁上，虚掩着一道暗门，推开竟是一间装修精致的卧室”。新华社记者的标题引人入胜：《办公室内嵌卧室，市长书记忙些啥》。
这都是真实的事。对于“节约型社会”而言，不啻为一道耐人寻味的奇特风景。一方面，媒体孜孜不倦宣传教育节约的重大意义，要求老百姓如何节省一度电，一滴水；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如此阔绰，一次次会议浪费的又何止是一份份价高质次的文件袋，一个个办公室浪费的又何止是一项项“豪华设施”!
忽然想起上世纪初两位名臣提及的“官严民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六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给皇帝上《第二次会奏变法事宜疏》，说：“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奏疏中提出十二条建议，第一条就是“崇节俭”。两位名臣提倡“力行节俭，始自宫廷，所有不急之务，一切停罢，无益之费，一切裁减”，“并请谕饬内外大小臣工，务从节俭，力禁奢华。所有宫室舆服，力求朴素，应酬宴会，勿得浮糜。上官岁时之供亿，一概禁绝。督抚巡阅，学政按试，以及一切驰骋过境之贵官要差，所有舟车馆舍，厨传供张，严禁华侈，不准需索骚扰。宽于商民，严于职官，有违旨者，上司立予纠参。此不惟爱惜物力之心，乃所以昭不忘忧患之意也”。柳诒徵1919年编撰《中国文化史》评说“刘坤一、张之洞等上变法之折，其言多见于施行。二十年来旧制之日趋消灭，新法之日有增益基于此也”。
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经济日趋发展，国力日渐强大，官员的奢侈浪费也日见严重。其他不说，单是“所有宫室舆服，力求朴素，应酬宴会，勿得浮糜”，做到就不易。近些年，衙门越盖越豪华，轿车越买越高档。我曾经根据对一个县级市的观察，写过《豪华衙门何日休》。文章发表后，引起远近十几个地方的朋友的强烈共鸣。我心中暗暗吃惊。后来多跑了几个地方，发现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世事竟如此隔膜，有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几个月拿不到工资，衙门也一样豪华得绝不逊色。那豪华衙门到底是用什么钱盖起来的?没有听说过有谁从自家存折上取个一万八千用来为豪华衙门添砖加瓦。宝贵的资金不用来发展生产、帮贫济困，却用来购买舒适气派，这算不算严重的浪费?“极大的犯罪”?
张之洞《劝学篇》把“戒侈”视为“仁政”，《内篇・教忠第二》指出“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宋以来东封西祠，四海骚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败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无论矣”。可见，崇尚节约是他的一贯思想，而且直接要求封建统治者从自身做起。所以，他和刘坤一在奏疏中提出“官严民宽”的思想是很可贵的。所谓“宽于商民，严于职官”，更可昭不忘忧患之意。时展到今天，居安思危，不忘忧患，更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各级官员都能从我做起，节约之风何愁不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