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背景下《群众》周刊的理论宣讲

作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党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在抗战的烽火中坚守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在限制封锁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铸就了坚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战线，团结了各方面的抗战力量，被称赞为党的一个“方面军”。其在抗战背景下理论宣讲的经验，对今天党刊的理论宣传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战必胜信念

《群众》周刊诞生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它的创办，既是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果之一。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打响了侵占全中国的枪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革命从此进入全面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要取得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动员国共两党将士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时一定要发挥党报党刊的宣传作用、鼓舞作用。同时，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1937年7月17日，等到庐山，代表中共中央同谈判国共两党合作的各项问题。在统治区公开出版报刊，是这次谈判内容之一。《群众》周刊由此而诞生。它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当时的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满足了当时抗战形势的需求。由于南京失守、的重要机关均迁往武汉，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从1937年到1949年，《群众》周刊本着“抗战救国”的思想，先后辗转武汉、重庆、上海、香港出版，为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克服千难万阻奋斗了12年。《群众》周刊宣传抗战必胜信念，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曾对《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说：“《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群众周刊大事记》，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群众》创刊号发表的《群众周刊启事》，也阐明了该刊的宗旨：“固然是愿意把自己救亡所见贡献于国家，但更大的希望，是在于收集一些各地救亡的实际情形，供给全国救亡工作人员作参考与研究的资料。”（《群众》周刊创刊号，1937年12月11日）坚持不懈地贯彻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组织稿件报道当时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各种事迹，树立抗战必胜信念，《群众》周刊迅速成了中共抗战的重要宣传阵地。

及时刊登抗战捷报，消除消极负面的影响。《群众》创刊时，抗战已进行五个月。虽然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的妄想，但同时中国也兵败如山倒，丢失了大片的土地，“军队不断败退下来，没有教育没有组织的后方民众们，被恐怖的气息包围着，终日惶惶，不知所措”（《由失败到胜利的枢纽――肃清民族失败主义》，《群众》周刊第1卷第1期，1937年12月11日）。为消除失败阴影、树立抗战必胜信念，《群众》周刊自创刊后就将抗日战场上所取得的一些捷报及时地刊登出来，并刊登大量鼓舞士气的文章，促进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群众》周刊第1卷第3期《光明的前途》一文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抗战，已踏上了光明的大道。”除了对正面战场的报道，《群众》周刊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第3卷第3期《陕甘宁边区纺织工厂》，第4卷第12期《飞进中的延安商业》，第9卷第1期《挺立在敌人后方的晋西北》、《延川合作社半年来工作发展与改进》，第9卷第13期《冀察晋解放区的民主建设》等文章，通过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活动、生产建设、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的发展成就，树立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民的抗战形象，让人民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动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对日寇暴行口诛笔伐，旨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奋战到底的信心。《群众》周刊在抗战初期，组织许多文章揭露日军军事上的凶残、政治上的欺骗、经济上的掠夺和文化上的奴化等侵略行为，以前方战场的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促进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如第1卷第5期刊发的许涤新《敌人的欺骗政策与难民问题》一文，用犀利的笔触指出日本侵略者“采用怀柔的欺骗手段，作为进攻中国的另一种补充办法，日本侵略者企图用这种方法来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揭穿了敌伪对民众的欺骗与麻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警觉性。第1卷第7期发表题为《以团结抗战回答敌人的声明》的社论，号召人们以民族团结的铁拳彻底抗日，来回答敌人吞灭中国的野心，打击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群众》周刊让全国人民深深地认识到，日军制造各种惨案的险恶用心，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屈膝，不敢再有抗战之精神”（郑新如、陈思明：《群众周刊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7页），不抗战，国必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战，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是不会得逞的。“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它（《群众》周刊）振奋了士气，它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群众周刊回忆录》，群众杂志出版社，第4页）。

批判各种错误的抗战观，树立持久抗战的信念。抗日救亡的心愿是一致的，但中国人的抗战观却不是统一的。投降主义、失败主义、亡国论等言论动摇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群众》周刊对此予以大力批判，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1卷第1期上刊发社论《由失败到胜利的枢纽――肃清民族失败主义》，指出：“亲日分子们到处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只有在肃清民族失败主义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改变抗战方法，取得最后胜利。”潘梓年在第2期发表文章《投降主义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分析了投降主义的各种表现，像中途妥协论、外力帮助论、停战修养论、精疲力竭论。章汉夫在同一期发表了《批判两种错误理论》一文，也对明知必败论、反民主抗战论进行了批判。与失败主义、亡国论相对的，则是速胜论。有人对抗战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如当局将1938年台儿庄大捷当作抗日战争的准决战，幻想抗战即将速胜，其《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等对此公开宣扬。为澄清人们思想的混乱和扭转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1938年4月17日，《群众》周刊在题为《巩固胜利的基础》社论中除了肯定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意义外，着重指出：“我们决不能因为战争之胜利，因为友邦人士之赞扬，就生出骄傲的心。”在第1卷第2期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指出：“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决定整个抗战的最后胜负。”《群众》周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让群众认清了中国抗战既不可能速胜、也不可能亡国的总形势，从而为坚持持久抗战做了充分准备。

团结动员社会各方面参战

《群众》周刊在创刊三周年的社论中指出：“《群众》是在抗战中诞生，它适应着抗战的要求而为抗战服务。”为把千千万万的群众动员起来，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群众》周刊以杂志为阵地，以文章为匕首，用最大的决心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练群众、武装民众。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社会动荡不安，只有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同仇敌忾，才能众志成城。“我国有六倍于日本的人口，四亿五千万的有生力量，如果真能发动起来参加抗战，这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啊！”（《群众》周刊第3卷第10期，1939年7月23日）《群众》周刊在中共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实行全民总动员，发动各阶层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妇女等等积极参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大海。

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群众》周刊充分认识到动员和组织工人参战的重要性。《抗战中的工人》一文指出，要把握工人在敌军侵略战中遭受损害最大的特点，正确分析和了解工人运动。为反映工人诉求、保障工人利益，为动员和组织工人参战，《群众》周刊一方面在重大纪念日和工人的重要活动时都及时刊文宣传，如《“五卅”运动15周年》、《纪念“二七”争取抗战胜利》和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社论甚至特刊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抗战；另一方面还指导工人利用自己建立的工会组织、抗日救亡组织，去团结进步组织和爱国人士，增强抗战力量。如《抗战中的工人》指出：“要使全国工人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帮口、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一致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全国抗敌总会”，“使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抗敌救国的工作”。这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斗志，取得了很大成效。

调动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力量。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取决于对农民的动员。在抗战时期，《群众》周刊非常注意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号召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担当起抗战力量的动员者、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农村政治的改革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等多重角色。许涤新在《开展农村工作的几个原则》一文中，专门介绍了开展农村工作的六个原则：当前的农村工作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巩固和扩大农村中的统一战线；集中火力消灭农村中的汉奸敌探；到农村做工作的党员，要使自己的生活大众化；农村工作要随机应变；宣传和组织农民参军参战。反映农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宣传中共减租减息等政策，《群众》周刊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众动员起来了，抗战的力量得到了充实。

激发青年的抗战热情。青年是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为动员青年积极参与到抗战的伟大洪流中，《群众》周刊多次发文，从激发青年抗战热情、增强其抗战意识、动员青年积极参军或到战地服务、号召其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工作等方面着手，对青年进行引导。第1卷第18期刊登《师生游击队》一文，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讲述了太原失陷后，清源县成成中学的全体师生组建游击队，准备到战场杀敌的事迹。对中国青年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的宣传，引起全国青年的共鸣。第1卷第6期发表题为《动员青年到军队中去》的文章，就青年“为什么去军队”、“去军队干什么”做了具体解答，即拿起枪杆子参军参战，担负政治教育工作和军民合作任务等。《群众》周刊向青年发出号召：“好男儿要当兵”；“服兵役抗战最光荣”；“每个忠心救国的青年，都应当到军队中去。为保卫祖国的生存，为人民解放的事业去服务兵役，这不仅是每个青年的责任，而且是最光荣的任务”（凯丰：《论目前中国青年运动的任务》（续），《群众》周刊第1卷第19期，1938年4月23日）。《抗战中青年的作用与任务》、《论目前青年的任务》、《西北青年的救亡运动》、《高尔基与青年》等一系列文章，激发了许多青年满怀救国热情投笔从戎，从课堂走上战场，奔向抗战的前方。

发动妇女参加抗战活动。妇女解放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对妇女解放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积极发动女性同志参与抗战。《当前妇女运动的特点及其任务》、《在“三・八”的旗帜下开展妇女运动》、《动员农村妇女》等文章，从妇女在抗战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谈到现实中妇女所受到的种种压迫，呼吁妇女加强团结，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以浓重笔墨宣传女性在战场上的飒爽英姿和后方阵地上的奋发自强，《晋察冀妇女参政实况》、《窑区的妇女起来了》、《纱厂女工在重庆》、《火线上的妇女割毂记》等一系列文章说明，女子们有的比男子做得更好。1940年，康克清在《群众》周刊发表《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一文，论述了华北妇女运动的环境、特点、概况、成绩和经验教训，最后引用的话说：“中国妇女动员和组织起来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群众》周刊的宣传呼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正在争取解放的广大女性指明了方向，吸引了各族各界的许多女子走出家门，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

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传播模式

《群众》周刊从创刊之初，就围绕鲜明的抗战主题，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在宣传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传播模式，为发挥党刊的凝聚力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它的一系列传播举措，都是为了赢得最广泛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都是为了赢得最广泛的政治认同。

体现人民性和党性的高度统一。《群众》周刊是唯一一份在国统区发行的党刊，也是一份代表人民利益的刊物。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注重新闻工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群众》周刊以大量的新闻报道，反映沦陷区人民水深火热的疾苦，反映抗战的艰辛，反映正面战场的血战，反映后方战场的支援，以犀利精辟的社论文章、观点鲜明的战斗檄文，唤起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唤起民众保卫大好河山的共同情感。

融广泛宣传与重视读者需求于一体。《群众》周刊以“替群众讲话，让群众自己讲话”为办刊主旨，千方百计与读者建立广泛的联系。周刊的“群众信箱”、“读者问答”、“读者与编者”等专栏，意图摸清读者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重在加强与读者的沟通交流，如“为什么壮丁不肯上火线”、“办妇女夜校的困难”、“如何解决生活问题”、“关于工头与帮口”等问题，在解答读者疑惑的同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广泛动员民众积极参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爱国运动。这些宣传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动员民众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就连特务假装的“读者”中，都有为我们送军用地图的。

坚持通俗易懂的文风。《群众》周刊针对读者群进行定位，认定要最大范围内争取读者，这就决定了周刊必须要让一般能识文断字的读者看懂。在语言表述上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行文上用更加形象化的语言，且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碜允导噬活中的艺术样式进行文艺作品的呈现，如陕北秧歌、东北民谣、凤阳花鼓等等；在文体上将不同文体杂糅，囊括杂感、速写等形式，创新了周刊的文体，气派浑然天成，写法不拘一格，甚至很多杂文杂感配合时事进行评论，如同投枪匕首，在嬉笑怒骂中蕴含革命道理，在曲折隐笔中展露革命思想，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作者单位：《群众》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