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的回响

在南京，深烙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大屠杀纪念馆，无人不晓；日军铁蹄肆意践踏南京前，最先沦陷的中华门，尽人皆知；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我军在政府首都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驻京办事处”，虽不广为人知，存在时间也很短，但在宣传抗日主张，壮大我党我军的力量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后人铭记！

繁华闹市的静地

在浓荫叠翠的南京中央路，笔者向售报的大爷、开店的大姐、等候公交车的大学生，以及一位刚下红旗轿车的中年公务员，打探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得到的回答不是“不清楚”就是“没听说过”。

“那么，再麻烦一下，请问‘江苏省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怎么走？”除了那位外地来宁读书的大学生，其他几位都一扫脸上的歉意，热心而详细地为笔者指明了路线。特别是当那位中年公务员得知笔者是采访“八办”，特意趁司机停放车辆之际，将笔者引到中央路与傅厚岗交叉口。

这是一方被繁华的湖北路、中央路、云南路紧紧逼挤的静地。笔者沿店铺林立的傅厚岗缓坡上行到坡顶，按砖墙上油漆箭头所示，北行百十米，路的尽头有一处门墙上挂着“、李克农工作处”铜匾的小巧庭院，这就是当年的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这是一幢高两层并带有阁楼的西式洋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铁栅门上钉着的蓝底白字的门牌上，依然是当年的“傅厚岗66号”。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因城建和道路改造，一度更名为“青云巷41号”，后来为了缅怀“八办”业绩和抗战历史，当地公安机关和地名办重新编排、恢复了地名和门牌。

院内草木茏葱，清静雅致，四周高墙环绕。入门处那间不足两平方米的传达室依然如故。这幢砖木结构的主楼，是两层高并附带一间阁楼的西式洋房，坐北朝南。主楼后面有一排小平房，是当年办事处人员的食堂和厨房。

大门入口处左边一间小屋是传达室，如长住传达室看护庭院的老大娘告诉笔者，当年李应吉任收发传达员就住在里面。老大娘指着假三层砖木结构的西式小楼说，这是办事处的主房，上下两楼各有住房三间、卫生间及楼梯间各一间。一楼进门处朝北的一间被不完全分割成办公室，钱之光、齐光、袁超俊就在这办公，与之相邻的客厅被用作了临时接待室；朝南两间分别是“八办”处长李克农的办公室兼卧室、八路军驻京代表的办公室。二楼有中共中央驻京代表博古的办公室会客厅、和工作人员的卧室。阁楼是电讯室兼卧室，童小鹏和康一民同志就在那里面工作和休息。因为办公和住宿用房紧张，狭小的楼梯间也被物尽其用地做了文印室。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资料部副主任吴小宝告诉笔者：博古来到“八办”后，因住房拥挤，“八办”又在附近的高楼门29号（现高云岭29号）找了一幢楼，对外称处长公馆，实际是博古的住处。又在山西路西流湾1号租了一排平房作为工作人员的宿舍。

为表达对八路军的敬仰之情，缅怀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1982年，八路军驻京办事处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6年，在江苏省和南京市以及童小鹏、齐光、袁超俊等人的关心下，南京市政府拨款，将傅厚岗88号的几户住家搬走，并对旧址进行修复。8月，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纪念馆正式成立；10月，该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如今，每年到此参观的中外人士达上千人，成为对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之一。

借助院内图文资料，以及工作人员的介绍，笔者的思绪回到了烈火烽烟的抗战年代。

办事处从1937年8月中旬开始设立，至同年11月中旬因时局紧张撤离南京，虽然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却担负了繁重的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先后营救了被关押在江、浙两省的一千多名政治犯，并负责他们的接待工作，使大批失去组织联系的同志重新回到队伍中来；恢复和建立了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还为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采办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虔诚地伫立庭院门口，笔者凝望“、李克农工作处”铜匾，院内传来了风吹草木的“沙――沙――”声。

这声音，是抗日勇士跃出战壕、冲向敌阵时奋人心志的“杀――杀――”声；

这声音，是饱经外辱的中华民族，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战胜外敌时扬眉吐气的欢呼声；

这声音，是享受和平阳光的人们，积聚全民族的感恩情怀对纡难救国者的注目礼！

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次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共代表、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代表顾祝同、张冲、、宋子文等人进行了四次谈判。1937年8月，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会议，8月9日，、、作为中共中央及红军代表前往南京参加会议；同时，继续与谈判，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国防会议上同意八路军在南京设办事处后，8月19日，和飞回陕西，以八路军驻京代表身份和秘书童小鹏留在南京负责组设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在上海工作的李克农同志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又把刚从上海回延安不久的钱之光派来负责军需、财务。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带领齐光、吴志坚、康一民、李白等人来到南京。齐光负责文书、采办；吴志坚任副官；李白任报务员；康一民任译电员。从8月18号开始，陆续释放被关押在南京各监狱的政治犯。获释的黄文杰、刘顺元、李世农、刘宁一、钱瑛、喻屏、夏之栩等人留在办事处负责审查被释政治犯。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日高，加上“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三个师之上设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当时统治区的各大报纸，包括《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等，都以醒目的标题，登载了、8月25日就职通电，并报道了“该路军现已派在京组设办事处”的消息。

南京那么大，“八办”为什么偏偏选在当时很荒僻的傅厚岗？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傅厚岗30号有一个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这个宅院，是原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姚琮1934年建造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买下姚琮公馆做了李宗仁的官邸，所以现在院门口同时挂着“江苏省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李宗仁故居”两块牌子）。1937年8月，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当时，姚琮奉命代表前往机场迎接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共及红军代表、、。晚餐后，姚琮把、及的秘书童小鹏安顿在他自家的公馆。所以，当国防会议上同意八路军在南京设办事处后，很自然地找到了离姚公馆不远的傅厚岗66号。更巧的是，66号公馆的主人，竟然是的老师、南开大学原校长张伯苓。所以，经出面，八路军顺利租借了傅厚岗66号作为驻京办事处，当时称“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

望着灰黑的小楼，想象着当时的荒僻，笔者突然想起了在《三国志・魏志・武帝记》中的眉批：“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僻，养力以待，后多成功。”

你看，这眉批与“八办”选址此地，多么契合？当时，八路军仅4.5万人，奔赴抗日战场不久即获平型关大捷；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却能在二战的东方主战场，牵制和抗击日本陆军2/3以上的总兵力，消耗绝大部分的日本精锐部队，最终战胜日本这一法西斯强国！

国防会议后，中共中央指派留在南京组设办事处，并以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作为八路军代表留驻南京。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曾组设了我党在国统区最早的公开机构――西安红军联络处，并担任了负责人。

8月27日，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和正面御敌本领的李克农也奉命从上海到南京就任“八办”处长。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战斗序列，将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所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

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书记秦邦宪（博古）也被派到南京，负责与的谈判和国统区党的组建工作。可见，“八办”既是我军，更是我党设在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

得道多助的“八办”

“八办”一项重要任务是：到国民政府领取八路军所需的军需、军械，采办和运输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所缺乏的军需、民用物资。紫金山是的军事大本营，统帅部各部都在那里办公，原“八办”文书齐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当时来说，有些司、局长对我们很支持，我们领的军用物资是按三个师编制，总是多领一个师或一个半师的额定数。”当时，“八办”和铁路、军需、兵工、军医等各方面的联系都十分顺利。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八办”采办的布匹、纸张、军鞋、药品等，须先运西安然后转送延安或前线。只要知道这些物资是八路军的，车站很快就会调拨车皮。当时，“八办”没有自己的电台，所有电报也是由第二战区阎锡山驻京办事处的电台代为收发的。

曾在“八办”负责军需、财务工作的钱之光老同志回忆，1937年8月，他由陕北奉命来“八办”报到途中，因同行的战友貌似日本人，在火车上引起一个军官警惕和怀疑。可是，当这位军官得知他们是派往南京工作的八路军，立即对他们肃然起敬，在徐州下火车后，特意为他们安排旅馆、支付房钱。

这期间，“八办”还在邹韬奋主办的《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的方式，详细介绍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大批革命青年拿着“八办”开具的信，沿途一概通行无阻。

“八办”还通过散发《解放周刊》《抵抗三日刊》以及油印宣传品，大力宣扬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八路军前线战绩。因此在南京，国际人士遇到八路军的人都投以敬佩的目光；人民群众说到八路军，都会竖大拇指，“八办”工作人员无论走到哪，都会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

在组设“八办”的过程中，八路军大踏步开赴战场，我党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八路军坚强的战斗力很快凸显，并因此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敬意和帮助。

是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透过历史这面明镜，人们不难看到：逆历史潮流而动，可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得逞于一世；正义和进步事业的必然胜利，是任何力量也改变和阻挡不了的历史铁律！

为构建自己的宣传主阵地，“八办”认真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经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八办”开始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还请到元老于右任题写了报头。后因日军紧逼南京，报社大批纸张和其他物资不得不移送延安。当时，下关码头已极为拥挤，并随时有日军飞机空袭。因钱之光等人与铁道部及下关车站沟通在先，他们很快调拨了车皮。搬运工人听说是八路军的东西，也不顾敌机空袭，奋力搬运，并说“拥护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象着普通工人冒死拥军抗日的义举，笔者在想：我们的党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就是因为她始终保持和不断巩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今天，如果哪个党员干部漠视群众疾苦、歧视刁难平民百姓，说明他离“八路军”太远了！该去革命纪念地走一走、看一看了。

《新华日报》于武汉创刊后，报上连续多日登出各界知名人士的贺信贺电，其中不少是方面的党政要员发来的，出现了国共合作关系友好的气氛。事后，欣然评价《新华日报》是“八路军、新四军外的又一方面军”。

“八办”还努力争取国际舆论对我党我军的支持。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第一个通过南京“八办”这个窗口，向国际社会展示八路军光辉形象的外国笔者。1937年9月，他采访“八办”后，在报道中欣然写道：“秦邦宪（博古）是一位穿学生蓝制服的知识分子，他身材瘦长，戴着眼镜，会讲英语；另一位是身穿黄卡其布服的军官（指），笑容可掬，仪表堂堂。他们同我热烈握手，态度坦诚直率，使我的紧张感顿消。在两个小时中，我们谈了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和党的新方针。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们都给以坦率的回答。当我们谈到一半时，空袭警报响了，我们停止谈话，蜷缩在一个尚未完工、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那里挤了许多人……”

南京被日军侵占后，爱泼斯坦又介绍美国使馆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去敌后前线考察八路军的抗战活动。进行五十多天的观察后，卡尔逊回到武汉，在外国记者、传教士的集会上，专门作了有关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讲演：八路军是中国最能打仗的部队，抗日最积极，在军队内部和军民关系上最民主。他赞扬总司令，“像林肯一样谦逊，像李一样足智多谋，像格兰特一样顽强（李、格都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

可惜的是，曾让“八办”人员和爱泼斯坦多次化险为夷的这个防空洞早已填埋，连院中央的洞口也在茵茵绿地里无踪可觅了。

“八办”自1937年8月成立，到11月淞沪抗战失败、南京危在旦夕，不得不迅速向武汉撤退，总共不到四个月，但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巩固抗日发展民族统一战线，搜集抗日战争情报，推动全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当年战斗于此的老八路大多已共清风明月，惟66号小院一如经霜的青铜，默默诏告沐浴和平阳光的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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