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并非新一轮的土地城镇化

去年十前后热议的新型城镇化，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甚至被称为唯一的出路。但是，理智地从当前地方与行业实际动态来看，它极易走向偏失的新一轮土地城镇化的路径。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镇化进入到30%以上的发展区间，即“城市化中期阶段”。巨大的城市化动力，无疑与经济的开放式增长相互促进，形成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快速成长周期。值得反思的是，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概率已达52%，理论上正处于城市化速率最快的阶段，本应伴随的是内需增长强劲、分配差距缩减、经济增速较快的特征。但是，事实却与之相反，出现了增速放缓、内需乏力、分配差距明显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十多年来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所致。因此，我们不难判断，新型城镇化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分配差距调整、社会转型发展而提出，并不是由新一轮的刺激性政策而衍生。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土地使用规则与金融规则相结合，上演了一出土地货币化的“戏码”，然而，金融规则渐次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一轮轮信贷投放的原始驱动，大多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规则相契合，推高了地价和房价，最终演变出“房地产绑架国民经济”的中国特色事件。在这般结构之下，一旦外需增长放缓甚至下滑，必然导致严重的内部过剩和失衡，令宏观经济总量波动，调控政策立即失效。

如今，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从纠正结构性偏失、启动中小企业活力、政府管理转型等几个方面入手。但是，想要回到正确的城市化建设道路中的困难，还有结构调整中产生的增收和就业压力。同时，需要政府的财税体制进行转型支撑，大力保障民生底线，为实现结构调整争取空间与时间。转型策略需要综合统筹的宏观思维，更需要解决问题的技巧、决心和勇气。从目前观察来看，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急于短期扩大投资规模，新的产业政策被歪曲其意、错误解读。更可怕的是，“产业潮涌”现象仍在低水平徘徊，看似开发产业创新园区，实际新瓶装旧酒，走的还是传统地产模式，无非利用产业创新的概念，为地产发展开拓了新的“虚拟空间”而已。逐渐清晰的思路是，新型城镇化应当围绕“城市群”的发展思路，推动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中小企业政策、分配制度改革等为内核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创新，而不是单纯地着眼于“信贷究竟该不该放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