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之南越道德生活

【摘 要】根据已有史料，秦汉时代，南越地区的道德生活主要敞开为三个方面，一是人们普遍享有婚前性自由和婚姻自主的道德权利，但这种权利因为受到内地主流道德的强烈影响而受到了挑战。二是一些部落中还奉行以缺乏慈悲之心为特点的极端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三是在成为秦汉统一国家的一部分后，由于政府官员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充分地显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德品质。在这些反抗活动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大一统的政治道德规范。

【关键词】秦汉；南越；道德生活

【作 者】高恒天，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长沙，410081；汤剑波，杭州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杭州，310012

【中图分类号】G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131-004

Moral Life in Nanyue area 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 GaoHengtian， TangJianbo

Abstract：During Qin and Han dynasties，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ata，the moral life in Nanyue area was highlighted in three aspects.Firstly,people there generally enjoyed moral rights， namely the freedom of premarital sexual act and that to choose one’s spouse，those rights suffered the challenge of the principal morals initi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econdly,some tribes still carried out the moral principle of an extreme utilitarianis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cking mercy. Thirdly,the local peopl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obeyed the political moral norm，namely the great unification after the area became a part of Qin and Han empires，because of the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of officials，the being interrelated people showed their moral character of resistance.

Key words：Qin and Han dynasties；Nanyue；Moral life

秦汉时代，南越地区诸民族或者说部落源于先秦时就存在的百越诸族。秦始皇在位时，南越地区首先成为大一统的秦帝国的一部分。在秦末汉初，这一地区曾是南越王的统治区，它包括秦时的南海、桂林、象等郡，汉时的苍梧、郁林、合浦、交 、九真、日南、南海、儋耳、珠崖等郡。从现代行政区域来看，它涵盖广东、海南、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由于这一地区面积广大、内部交通不便、再加上地形多样，各部分受秦汉政府影响的先后和强弱不同，这决定了在秦汉时代，这一地区的民族道德生活在具有统一性趋势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受史料的限制，现代人难以全面、详尽地把握南越地区诸民族或部落的道德生活，而只能尽可能地从更多的方面再现他们的道德生活。这些方面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婚姻家庭和道德中，当事人普遍享有婚前性自由和婚姻自主的道德权利，但这种权利因为受到中央政府所倡导的主流道德的强烈影响而受到了挑战。二是不少部落中还奉行以缺乏慈悲之心、不敬畏生命为特点的极端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三是在成为秦汉统一国家的一部分后，由于政府官员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充分地显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德品质，在这些显示反抗活动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了大一统的政治道德规范。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一、南越地区之婚姻家庭道德

就婚姻家庭道德生活来看，由于南越在秦汉时代，地域广大，族属众多，再加上资料不全，难以一一详述，只能根据已有史料，略窥一二。如汉武帝时，南越的末代越王赵兴“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尝与安国少季通，其使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史记・南越列传》)在这一记载中，南越国人因为知道太后有婚外情而不支持她，在某种程度上，至少说明了当时广州地区的越人已经有了已婚妇女对婚姻应专一的道德要求。

又如交 “西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这里记载的人国已经产生出了非平等的道德规范，向部落首领进贡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的人肉成为一种道德义务，而他们的部落首领却相应地拥有了吃小孩肉的道德权利，同样，兄长拥有占有弟弟妻子的道德权利，这不但显示了当时人国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分配的不平等性，而且也显示了其婚姻的非一夫一妻性。如果与汉民族的忠君和友悌的道德规范相比，人国在这里所表现的相应道德规范甚至在程度上比汉民族的还要更加忠君友悌，因为汉民族绝不会提倡以自己的亲生孩子的人肉向国君表达忠心，也不会把自己的妻子让给兄长以表达友悌这样的道德情感。当然，“生首子辄解而食之”不但是对婚前的某种否定，而且也是对已婚男性应具有亲生子女权力的强调。

三国时东吴大臣薛综由于亲身在南越一些地区生活过，他提供的一些情况向人们展示了当时当地的婚姻情况。“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 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体，不以为羞”。(《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据《太平御览・卷四零六》载：“越俗，……妻初定交之礼，俗皆当于山间大树下封土为坛，祭以白犬一、丹鸡一、鸡子三，名曰木下鸡犬五。其坛地，人畏之，不敢犯也。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车下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这一记载生动地显示了当地男女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自主道德权利的事实。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三》载：岭道南仪州“俗不知岁，唯用八月酉日为腊，长幼相慰贺，以为年初。每月中旬，年少女儿盛装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调弄，号曰夜泊以为娱。二更后，匹耦两两相携，随处相合，至晓则散。”这一材料显示了婚前性自由和婚姻自主的道德权利长久以来就寓于当地的民俗节日之中。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俚獠……偶月为婚，不知礼节。”薛综等人所了解和记载的情况虽然在汉代以后，但由于风俗节日具有其相对稳定性，再加上这些风俗并不是记载者在世时新近形成的，它应当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存在，所以，这些分散的材料虽然不足以反映南越婚姻道德的全貌，但至少也反映了一些婚姻道德生活的碎片，显示了某些婚姻道德的特点，说明了当时已提倡一夫一妻制的道德规范，而且与汉民族不同的是，当地大量存在着某种恋爱自由的道德权利，还存在着兄死纳嫂的转房制婚姻规范，婚姻关系的产生，需要一些礼仪性的规范，婚前甚至拥有一定的性自由。

在婚姻道德规范方面，东汉时的九真太守任延所了解的情况不但使人们得以了解当时当地的婚姻道德规范，而且还使人们看到了这种道德规范的转化方向和途径。“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后汉书・循吏列传》)。这至少说明骆越地区的人们还处于原始的杂婚阶段，当时当地尚不存在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以及相应的道德规范，面对这种情况，任延动用政府的权力，“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同上)在这里，任延利用了政府的行政资源在当时的民族地区推广了流行于汉人当中的婚姻家庭道德规范，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当时主流的婚姻家庭道德生活在空间上的扩张。

在汉代，与任延齐名的还有一位太守，他比任延更早地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 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后汉书・任延传》)这两位在南越地区工作的太守，以他们的实践，开拓了一条主流道德生活在量上扩张的途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光武中兴，锡光为交 ，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当时，利用行政资源推动主流的婚姻道德规范在南越民族地区扩张的还有载之于史籍的东汉官员卫飒和栾巴。卫飒任桂阳太守期间“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后汉书・卷七十六》)栾巴在任桂阳太守期间，“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学校，以奖进之。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后汉书・卷五十七・栾巴传》)栾巴的作法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以官方提倡的道德规范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的意味。

除了通过动用行政资源来使秦汉时代的主流道德生活向远方扩张这一途径以外，当时还存在着移民为此所做出的贡献，这一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所强调：“凡交 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又如三国时曾生活于交州的东吴人薛综在谈到南越风俗时也谈到了汉民族道德生活对于当地民族的道德生活的影响情况：“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耻，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梨，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另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还谈到了第三条使主流道德生活在量上扩张的方式，“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这实际上意味着边远民族因为羡慕汉民族的道德生活，而主动地放弃自己原来的道德生活，通过道德生活的转型来实现与汉民族在道德生活方面的一致，这实际上就是道德生活的主动汉化。

二、奉行极端功利主义道德原则

就道德生活中所体现的道德原则来看，在南越的一些地区，当地人高度奉行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为了功利，他们可以超越父子、夫妇、兄弟之情，甚至可以置生死于度外。据《太平御览・卷七八五》载：“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城。自古及今，弥历年纪。民俗蠢愚，惟知贪利，无有仁义道理。土俗不爱骨肉，而贪宝货及牛犊。若见贾人有财物、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妇，兄亦卖弟。若邻里有负其家债不时还者，其子弟中愚者谓其兄曰：‘我为汝取钱，汝但当善殡葬我耳!’其处多野葛，为钩挽数寸，径到债家门下，谓曰：‘汝负我钱，不肯还我，今当自杀。’因食野葛而死债家门下。其家便称怨，宗族人众往债家曰：‘汝不还我钱，而杀我子弟，今当击汝!’债家惭惧，因以牛犊、财物谢之数十倍，死家乃自收死者罢去，不以为恨。”

还有材料显示，一些原始部落残忍地猎人吃人。据《太平御览・卷七八六》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辶回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若人有伴相救，不容得食，力不能尽相担去者，便断取手足以去。尤以人手足掌为珍异，以饴长老。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这固然与特殊的原始宗教有关，但从道德生活方面看，显然缺乏对生命敬畏的道德感情，不能平等地对待部落内外的人，所以这种生活从道德层面看，就具有了残忍、野蛮和非正义的属性。除了乌浒人有残忍的属性以外，俚獠人也具有这一属性。据《太平御览・卷七八五》载：“俚獠……风俗好杀，多构仇怨”。

虽然缺乏对这种极端功利主义道德原则实践在数量变动方面的直接记载，但奉行此种极端功利主义原则的部落理应在数量上越来越少。因为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实践，就其对内来看，也具有削减其部落人口的功能，而人口的减少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整个部落就会瓦解。

三、反抗压迫与剥削之道德品格

秦汉时代，也是南越地区最初并入中央政府统治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员就其阶级属性来看，不可能避免对当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而且从史料看，南越更广大的地区的人民，其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德品质更加引人瞩目。如珠崖郡于汉武帝末年，“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后来虽然平息了这里的反抗，但终因“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同上)由于当地人民的长期反抗，西汉帝国终于主动撤走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充分显示了当地人民富于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道德品质。又如建武十六年，“交 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郡。”(同上)徵侧是当地一位雒将的女儿，“嫁为石朱人诗索妻，甚雄勇。交 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 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同上)。为了解救自己的爱人，徵侧冒着生命危险奋起反抗汉朝的地方官员，不但显示了她忠于自己爱情的道德品质，而且也显示了她具有敢于反抗压迫的道德品质，她在短期内能使自己领导的反抗势力很快打破了汉朝官员在当地的统治，甚至汉朝不得不用当时最为得力的将领马援来平息这场反抗，不但显示了她的勇敢坚强和对反抗者的凝聚力，而且也显示了当地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德品质。

从当地人的道德情感倾向来看，他们并不是要反抗汉朝在当地的政权存在，而主要在于反抗剥削和压迫，这从他们多次反抗后又选择投降和归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如“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 刺史樊演发交 、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同上)。这些记载，都说明当地人民在显示其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德品质的同时，并没有违犯大一统的政治道德规范。

总之，由于秦汉时代，南越地区首次成为秦汉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为当地道德生活的变化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央政府倡导的主流道德生活程度不同地改变了当地原有的道德生活，虽然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反复和斗争，但当地原有道德生活的变化趋势却是不可逆转地发生了，这主要表现在当地原有的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等道德权利受到了挑战，类似汉人的宗法制社会开始有所形成，极端功利主义道德原则的实践日益受到遏制，另外，虽然当地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了大一统的政治道德规范，但政府官员的压迫也使当地人民显示了其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