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连连看

时下，“种地不划算”和“谁来种地”等问题成为三农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曹锦清：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它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相对合理的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就是不平衡和不平等的。

20年的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充分体现出来，这是三农问题的根子。

解决办法之一 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副产品与工业交换表面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还不如说是由提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能力决定的。

透过市场上的平等交换的表面现象来看，决定交换价格的更深刻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能力，分散的二三亿农户，只有组织起来，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比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不断增长的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

解决办法之二 建议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贡献了50年的积蓄，当工商业已经占了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

解决办法之三 建议撤销过多的条条框框。目前的农业地区，要那么多的部门干什么？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改善，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廉洁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农村走走访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到农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老人说，他们的生活比解放前要好得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绪？

男，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

温铁军：中国三农面临的两大矛盾，第一是国情矛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农户平均土地规模只有半公顷左右，劳动力转移又相对比较困难，这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政策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符合国情的、专门的针对小农经济的政策。很多理论界的朋友以为只要照搬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政策，似乎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事实是，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殖民扩张，欧洲转移出去四分之一的人口，大英帝国转移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能这样做吗？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所以中国要搞乡村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贺雪峰

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乡村社会性质、乡镇选举、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

贺雪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今天的农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生活最好的农民。在农村调查老人，一些老人说，过去地主家的生活也就今天这样子吧，甚至还达不到，地主有时还两干一稀呢。

但物质的提高，与幸福感的提高，是两回事。例如地主的心理满足感，是来自对周边农户地位的比较。以此反观现在的农民，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并不一定比建国前地主的生活水平差。甚至不比陶渊明差，但他们被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商业气氛所刺激起来的物质欲望所控制，有了强大的需求，但并没有实现这些需求的物质条件。他们被五彩世界的可能性与对现实世界的无力感所折磨，这种折磨尤其因为农村社会的迅速分化与外在的想像世界的真实化，而使农民处于痛苦不堪的境地，他们 的消费欲望被刺激起来，但不能实现。

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我认为首先应该强村弱乡，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必须重视村庄建设，限制小城镇建设，通过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外来资源的输入，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秩序和福利。村庄是生活性的，村庄建设与不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去的农民的福利关系极大，只有当农民可以在经过建设后宜于居住生活的村庄中生活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因为数量庞大的农民的不满，而功败垂成。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主要专长是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并有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和著述。党国英：从表面现象看，三农的问题最直接表现在农民穷、收低、人地矛盾突出，所以人地的比例要调整，大量的农业人口要城市化。这是谈论三农问题的首先要明白的背景。另外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本质是竞争，而农民在信息、组织、知识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这种时候，社会应该建立一些矫正机制，建立规则，借助国家力量，以利益损害进行限制。如果认为利益损害难以避免，那么就应该使其幅度尽量小、痛苦尽量减轻。

在目前原体制中，也设置了一些限制性因素，例如发方发生，农民负担恶性事件，对地主官实行一票否决，如果地大量撂荒，地方官也是有很大压力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操作规则。

男，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著述。2010年12月，被30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戴旭、郭亦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于建嵘：三农问题的背后，是农民与政府利益关系问题。可以回顾一下，1990年代讲农民问题总是社会问题、治安问题；到中期，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到现在，中央的措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以这一问题的认识现在已经日益清醒。

在九十年代初，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当时开始建立乡镇财政体制，乡镇成了独立的利益体存在，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乡镇政府的财政开支，由县财政拨付，这时候，就必须从农民那里获取，两者成为利益的直接博弈者。一方面农民因政策带来的边际收益逐步减少，越来越不愿交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因为钱难收，就增加更多的人手，人手更多，要供养的钱也就越多，这就形成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所以说三农问题的直接表现是在经济上，例如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但背后是管理体制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要从调整利益关系着手，更重要的是调整权力结构。事实上政府不可能短期时间把农村变为城市，政府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责任，那么最好的政策就是让农民休养生息，不要打扰它，不要剥夺它，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事实上要实现休养生息，古时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只有官权退才能民权进，在现代意义上的基层自治，对上面是复杂的问题，以下面来讲，其实可能很简单、很好解决。农业问题是土地效益问题，农村问题是农民就业问题，是核心问题。农民问题是权益问题、收入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九十年代中期日益凸显。我感觉粮食生产的增加、种粮效益的下降、农民负担的增加，是个双重挤压的过程。目前学界不少人认为要取消农民的各种农业税费，但也有人认为，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不能完全取消。

李昌平

男，汉族，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中国民间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

李昌平：的体制是为了吸取农业剩余，把农村的资源转到城市，转到工业去，老百姓没有积极性。消极怠工，没有剩余，拿什么给城市？所以公社失去了作用。

改革之后，农民创造的出路是分田单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成为经营单位，劳动积极性提高了，一亩增加了200多斤产量。但通过税费方式，又把农民和村级集体剩余给了国家，村一级组织已经不是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了。没有经济基础的村级组织，事实上也没有自治的基础条件。我们看，时期，我们是把家庭管得死死的，大家没有积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把村一级组织的资源管得死死的。

20多年来，只是前进了一步：过去是把农民、组织、基层政府捆死，现在是解放了农民，但捆死了组织、基层政府。我们现在改革的重点的难点，应该是去激活组织。过去是激活家庭，现在靠激活组织释放能量。国家不应该再收税了，要把农民的积累留给基层组织，留给村委会，建立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

三农问题根本上是权利问题。在时期，农民没有任何自，责任制后给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释放，给农民权利的过程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过程。把农民解放出来以后，粮食增加产量，1985年允许办乡镇企业，使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所以农民得到了在农业以外的收益。

80年代后期允许农民进城，每年有几千亿的收入返回农村，这是另一次解放。我们这么的看，实际上农村的问题，只要你给他们权利，他们就会发展。

农村孩子安全之忧折射发展之痛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儿童溺亡及坠亡的事件不断曝光，其中很多是农村留守儿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这些悲剧在将农村儿童安全问题推向公众视野的同时，也暴露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本刊特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教授，就探寻解决思路，进而为那些受城镇化影响的农村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成长环境等观点刊发以飨读者。

文/张凤云

问：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其中坠亡和溺亡占了很大比例。那么以您的研究来看，这些年有好转的趋势么？

叶敬忠：这几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没有什么好转，这个问题一直有，而且越来越严重。

问：我们搜集了最近报道出来的一些案例后发现，很多坠亡或者溺亡的事故都发生在农村孩子身上，有留守在农村老家的，有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来到城市的。您觉得这说明什么问题？

叶敬忠：从表面上看，是农村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粗心大意，监护不到位造成的。但是从深层次看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这跟人们的价值定位有关。这么多年来，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现今，在国家层面，盲目追求GDP已经饱受诟病，但是这种追求却越来越内化到了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目前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和膜拜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你看现在的农村，过年前大家都陆续回家，过完年又急急忙忙出去。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父母外出打工了，孩子留在老家；或者父母出去干活了，带到城里来的孩子独自留在住处。

另一方面，每个家庭以及农村社会对于物质以及经济的追求，也使得留在农村的人们在从事生产的时候，都想最高效地利用每一寸土地。我去过很多农村，发现很多地方的鱼塘，都是用挖土机挖的，而且为了生产效益，尽可能将每一寸水面都挖掘成鱼塘，四周堤坝的坡面很陡，几乎是垂直的；而堤坝宽度很窄。但是，这些堤坝有时又是农村儿童上下学的道路，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能说农村的家庭不重视孩子，但是跟追求物质相比，显然是把物质放在了第一位。当然了，这些农村家庭的价值观是受整个社会的心态以及价值观影响的。

第二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以城市偏向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农村资源在不断往城市流动：土地、劳动力，包括社会照料这样的东西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去了。虽然这些年强调城市反哺农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的进展，但真正跟农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多欠账。这些都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和安全环境改善的乏力。

第三，我们现在谈社会转型，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以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说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原来是城市的还是城市，它要转变的其实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所以阵痛一定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农”。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转型会有阵痛，所以我们就坐视其存在。

追求物质、追求经济，加上城市偏向，以及社会转型，所以很多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农村或者农民身上。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溺亡或者坠亡的事故高发在农民家庭，不管这些儿童是在农村留守还是待在城市的出租房里。

问：当前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否与之密切相关？这对我们有何警示？

叶敬忠：为什么这么多人外出务工，它就是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的背景导致的。这种人口流动直接导致了农村社会人口的照料赤字，比如本该得到照料的农村孩子没有得到父母的照料，而他们的父母则到城市去照料别人了，这在目前农村社会非常严重。发生这些事故就是这种照料赤字的一种体现。

很多农村的父母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洪流中被挟裹着前行的。这些农村家庭出现的问题，必然与城镇化紧密相连。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吗？看看这些农村的孩子就知道答案了：留在农村的，由老人带着；带到城里来的，父母工作的时候又没人管。

事实上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到底要搞到多大程度才适合我们中国的社会，以及我们的城镇化还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我们也应该思考，是不是所有到城市打工的人都想要城镇化，以及应该如何还原一种真正的，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乡村生活。

问：我们能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减少此类事故的发生？

叶敬忠：像这样大的社会问题，不管是留在村庄的还是在城市的这些孩子，任何工具性的做法都是值得鼓励的，比如在池塘边搞个警示性的标志，放一个竹竿，对孩子进行教育等等，都是好的。但是工具性的措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根本的是要改变这种以追求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

问：深层次的问题或许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够解决的，农村家庭的打工冲动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降低农村孩子发生此类意外的概率？

嘉宾：家庭履行好监护责任是必须的。在农村父母外出务工这个大的背景下，有孩子的人们首先应该做好家庭安排。这个家庭安排特别重要的就是对孩子安全的安排，一定要考虑好是不是有充分的人手代替自己对孩子的照料。到农村你可以看到一些极端的案例，一对老人管了三个五个孩子，很难周到照料。孩子出去了，老人又要顾家里的各种事情，他还要管种地。农村父母在衡量家庭的幸福、包括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家庭面对的物质压力的时候，都应该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以后可以有，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有些事情疏忽不得。

从社会承担的责任方面，我们的村庄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假期中，以及平时在孩子放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巡逻队？把村里一些热心人组织起来，有时候可能根本不需什么费用。村里的水塘就那几个，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也就那几个。村庄并不缺少热心人，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退休教师组织起来，在假期里给村里的小朋友辅导功课？我们的很多村庄都有大喇叭，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喊一喊，或者给那些外出务工的父母发条短信，提醒他最近哪个地方发生了儿童安全方面的事件？我想这些农村的父母肯定会非常重视，并对自己孩子的安全问题注意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村庄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者说非常欠缺。

还有我们的城市，也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那些从农村来打工的父母，如果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托管孩子，可能就不会出现坠亡的事情。我们的城市社区真是应该张开双臂，拥抱一下这些来自农村的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天天在为你家打扫卫生，为你们盖楼，为你们修路。真正要做这些事情并不那么难。那些热心的大爷大妈，带着红袖章，他们对公益性的事情还是很积极的。

关键是组织。这就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为社会发挥作用提供一点条件和帮助。

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安全方面，政府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能不能考虑在池塘边上修建一些护栏？政策真正向农村倾斜其实就应该体现在这些细小的事情上，而绝不仅仅是以乡村之名，以农村交通之名，修建一条条市级或省级公路。应该把财政的支持真正投入到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件一件小事上，越小越好，越细越好。

（注：叶敬忠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