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不能剜肉补疮

――央行2003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除了央行票据外，还有121文件；

――银行改革成功与否关键是官营银行的特征是否真的改掉；

――只要动钱就是金融，只要金融就由人民银行管理的思维定式要加以改变；

――必须积极稳妥地解决严重阻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

――要把保险的真正社会功能挖掘出来。

冬日已近，寒流连连，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回顾、透视和总结25年金融改革的经验，并展望下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消除体制的金融改革分论坛会议适时召开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正如论坛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所说，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都在研究如何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背景之下，此番共同研讨金融改革中的问题很有意义。

2003央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两项举措

回顾2003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国人民银行戴根有司长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除了央行票据外，还有一个是央行121文件。如果121文件真能起到抑制整个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的局部过热苗头，对房地产泡沫有所抑制，戴司长认为它的功劳是很大的。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高善文博士在会议上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通过研究1980年以来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动和美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变动的关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

1996年之前的中美两国生产资料价格之间并不存在联系，1996年之后，两者则高度同步。所谓高度同步，就是美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几个周期的上升与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也经历了同样的上升与下降。

高善文认为，如果这种结论是可靠的，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如果中国能够维持固定的货币制度，只要美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是稳定的，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必然是稳定的，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多少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事实上，央行控制稳定物价，是基于封闭经济的模型，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调控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或者贸易价格，两者之间应该没有联系，因为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被美国的生产资料价格决定了，中国的经济调控对宏观经济有任何影响的话，可能会影响中国非贸易功能的价格，但是非贸易功能的比重并没有我们担心的那样严重，以至于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二个问题，如果国内的价格在一个小的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有能力维持固定的货币制度，国内的价格是稳定的，在这种条件下，货币供应变动影响的并不是总体价格水平而是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

他的这番发言无疑支撑了中国人民银行戴根有司长对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明智选择的判定。

戴司长认为，这两年我国增加很快的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净流入的结果，特别是今年以来。而我国这些年的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在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且到2006年，WTO过渡期结束以后，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基本数据的趋势可以显示的很清楚。戴司长估计，到时可能会出现整个贸易项目，甚至于经常项目的逆差。再说，我国已经在一般贸易上出现了逆差。资本项目的流入也不可能持久。

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还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对美贸易间的顺差很大。戴根有认为，在统计数字上，中美两国间的数额差很多，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中国贸易限制的结果。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所需的科技含量高的产品，美国又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中美贸易结构亟须调整。

在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当前的货币政策如何才能得以正确的选择？戴根有认为要借鉴过去几年的经验，选择有限制的管住资本项目，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取得主动权。大额放开了，小额仍然保持管制，防止每年境内存款利率太大影响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明，这几年做得非常成功。

国有银行改革的四点突破

中国人民银行谢平局长认为，就四大银行的改革研究方面，有四点突破。第一个突破是，产权制度改革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写得很明确，就是要把国有独资的产权制度改革为股份制。在四大银行改革的进程当中，多年的银行产权争论，在此基本上划上一个句号。这个进步是很重要的突破。

第二个突破是，四大商业银行还属于国有寡头垄断的竞争模型，四大银行在跟中小银行竞争方面存在明显的寡头垄断行为。当前，四大银行在银行业中占6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种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从国际上看，在一些欧洲国家都存在类似于我国的情况，几个大银行占据了特别大的市场份额，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是每个城市都布满网络，然后给客户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可见，这种情况是银行业的特点，类似于电信、加油站、炼油厂。而且，这种网络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功能必然是越来越强大，这完全是现在的信息技术加上网络造成的，有利于银行业的发展。

第三个突破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问题。尽管现在是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但是通过新的技术、相互、相互签约等等很多手段，使银、证、保的业务有所连接。现有的分业法律框架没有阻碍银行、证券、保险相互发展。独立创新、独立有新的进展。

第四个突破是争议比较大的存款保险制度。这个问题已经逐渐清晰，伴随着四大银行改革的逐步深入，怎样建立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逐渐突出出来。存款保险制度比隐含担保更进步的一点是，它可以强化市场约束的同时，杜绝外部信用问题。

但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了，国有银行的问题是不是就必然得到解决？国家开发银行王大用局长强调，银行改革成功与否，关键是作为官营银行的特征是不是真的能够改掉。产权的改革应该是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即使手里不掌握产权，也照样可以干预和控制，甚至派人来经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银行基本上承担着改革转轨成本的角色。国有银行出现的问题都非国有银行自身能解决，外部环境的制约因素可能是最关键的制约，官本位、地方政府的改革等等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国有银行的状况在全国范围内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性，对区域影响都非常高，在上海、深圳等这些地方都做得非常好，在中西部地区都做不好，严重地依赖于当地政府对它的干预程度和监管水平。推到极端上说，甚至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没有太大的差异，四大银行之间都是差不多的。

就混业经营来说，在分业框架下以金融机构业务较差的机构来探索推动混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触及到边界的部分很容易就会走不下去。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保本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很快就会触及到商业银行能不能给基金提供担保的问题。

与其说国有银行需要存款保险，还不如说中小银行需要存款保险。巴曙松认为，随着商业银行体系越来越多，如果提供普遍的银行担保，外资银行享受了免费的担保，这对于我国政府也是很不公平的。

中小企业融资难如何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仅是投资体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由于金融体制的原因，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制度的综合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部部长郭励弘在发言中提出，非常需要通过政策推进基层制度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观念。

为此，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淡化所有制，强化所有权，理顺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第二，促进中小企业的债务资金融通；第三，促进中小企业权益资本的改善。中小企业获得权益资本比获得债务资金的阻碍更多，这是各国的普遍情况。我们国家的体制，一来长期没能规范资本的公募和私募，只是一味地批判非法集资，二来把基础的经济制度扭曲转化成国有企业脱困通道，所以中小企业的权益资本融通就更困难一些；第四，规范建立非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次数和交易市场。现在很多技术产权市场，特别是上海两个产权交易市场，都需要在宏观政策的规范和指导之下，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非常赞同郭励弘所谈中小企业的权益性融资问题。他认为，不应当提中小企业融资，应当说是小企业融资，绝大多数的中等企业是有融资渠道的，问题是小企业，特别是高新科技产业化的背景下，至关重要的草根金融却没有有效的融资，问题在这里。中小企业权益性融资实际上还涉及到金融监管理念、框架问题、政策问题。只要“动钱就是金融”，只要金融就由人民银行管理，只要别人一做，就是乱办金融、微观非法集资的思维定式要加以改变，要从根本体制上进行调整。这需要多方来做，一方面金融管理当局多一些谅解，多一些宽容；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体系的民间信用要建立，也要运用民商法加以改变，并且要严格执法。

虽然各地政府都制定了很多民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认为，实践的考察表明，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没有改变的公司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信用制度等等制度性因素也在起作用，要全面贯彻落实有关的法律条文，需要政府下大决心来操作。

金融监管核心在于审慎监管

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一再强调加强监管，其不仅仅是机构审批、人员审批方面的监管，核心内容在于审慎监管，而审慎监管的核心就是资本充足率。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提出的中国不会在2006年新资本协议出台之时就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讲话上网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中国银监会的罗平处长说，这不是说中国拒绝实行新协议，中国现在正参照1988年资本协议的内容，结合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和许多城市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筹集资本渠道有限和达标要求时间短的困难，与有关部门积极探讨，征求把资本充足率的办法推出去，为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稳健性作出一点应有的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博士说，中国目前没有能力采用巴塞尔协议是由于整个经济发展环境制约了金融行业难以有大的作为，另外，中国对历史资料占有和细分很差，对于数据的处理没有能力，新协议当中外部平均法只适用于有独立机构的大型银行，内部基础法和内部高级法当中规定的办法，都需要银行对其历史数据的占有、分析、归类、模型分析等大量的工作，这需要中国有关部门及时作出清楚的整理和分类。

资本充足率8％的目标如何实现？罗平认为，中国的国情限定了国家对资本的补充力度。而且，作为一个非竞争性的行业，国有资金是应当投资于银行业，还是公共事业？ 夏斌的看法代表了与会一部分专家的观点，他认为，这可能需要政府、债券、外资、股市、邮政储蓄等多种渠道加以筹措。

中国股市稳定发展之路

如何才能促进中国股市的稳定发展？作为一位中国证监会的官员，李青原以学者的身份讲述了她的四点思考。

第一，必须积极稳妥地解决严重阻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制度设计时的股权隔离，现在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任何事情都做不动了。要解决，只有尊重首创精神，尊重通过调查研究经过试点的智慧，不断完善，加以推广。证监会正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各种方式的利弊和实行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目标思路和任务优先秩序的安排。规划发展委员会今年要制定中国证监会市场发展白皮书，确定今后5～8年资本市场发展的目标、思路、途径和主要任务。

第三，着手建立使资本市场转轨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证券业基本市场最需要有活力，最需要有资本个性，最需要承担风险，而目前来看，体制还比较旧。证券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问题应该积极研究，积极实验。

第四，要完善使资本市场得以运行的外部条件。比方说退出机制、人事制度等都要加以改革。

曾经参与了中国80年代改革设计的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为李青原的谈话感到鼓舞。他认为，全流通不是万能的，但是不消除股权分立是万万不能的。中国证券市场要解决好中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的利益问题。再者，就全流通问题，要端正思路，它不是一次休克疗法，而是一个过渡，是整体互相衔接的方案，是渐进的演变。最后，定价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突破，现在拿出来的办法客观上都有缺陷，都有问题。如果在完全没有突破的情况下让各个企业自己去试，也会有问题。

义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义相也提出：非流通股问题是中国股市最核心的问题，但国有股减持在现在的市场状况之下不适合做尝试，这需要留给时间去鉴定。股票市场的信心就是流通股东的信心，重振市场信心就是重振流通股东的信心，要保护流通股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就此，林义相认为，要推广流通股表述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将独立董事改成持股1%以下，原则上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主要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金融创新要改变创新是政府的现状，用试点的办法调动市场和监管部门两方面的积极性。现在出台的很多措施实际上是维护了内部控制者的利益。越来越严重的证券业垄断必然导致这个行业的低效率和腐败，放开竞争，证券业的发展才有希望。股票市场实际上是我国体制改革的晴雨表，资本市场的制度要求可以成为我国下一步市场改革的路标。

保险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功能

中国保监会袁力主任在发言中提出，保险业在我国起步比较晚，中国对保险功能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国保险业从1980年恢复业务以来，到1996年以前发展的主要是财产保险，其聚集资金的效能并不是很高，基本上当年除了提取一定的准备金，都赔出去了。1996年，人身保险迅速发展，投资连接的产品发展之后，保险的功能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了具有传统所讲的经济补偿功能以外，还有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资金融通功能。2002年，寿险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0％，在2002年底保险业可运用资金已经达到580亿，今年有望超过整个可运用资金8000亿。当前应该是第三个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的功能在不断的扩展.所以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我们不断推进我们的认识，通过我们的认识来实现某种理论上的创新通过理论上的创新，来带动我们的改革发展。社会保险功能就是在第三个阶段突现出来的。

保险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保险功能，有三个理由。第一，保险不仅仅是一个商品，而是全社会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第二个理由，保险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在实现它经济目的的同时，也履行了某种社会目的，这是特殊行业的一个特性。第三个理由，就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一致性。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投保以前是博弈关系，一旦投保了之后，投保人变成了被保险人，双方的关系就成了荣辱与共、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关系。

现在研究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究竟有什么意义？也可以考虑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十六大已经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大家都很清楚，有人提出社会管理只有政府事情，除了政府不能谈社会管理，这是不是有一种概念上的混淆？袁力主任认为应当区分于政府，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分清楚。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很多事情本来不应当由政府做，而政府做了，这是一种旧有的思维方式。第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以后，强调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过去我们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候，重视了保险的经济功能，而对保险的社会功能缺乏研究，或者没有引起重视。现在，要把保险这样一个与社会息息相关的特殊行业的真正的社会功能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