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

曾子墨，凤凰卫视主持人。祖籍湖北武汉，生于北京，1991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一年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主修经济，并于1996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纽约总部，担任分析员，从事美国及跨国的收购兼并工作。1998年回到香港，加入摩根斯坦利亚洲分公司，一年后升任经理。2001年底加入凤凰卫视担任财经节目主持人，与吴小莉、陈鲁豫、许戈辉并称为凤凰的“四小花旦”。现主持“世纪大讲堂”、“社会能见度”等品牌栏目。

一次偶然机会加盟凤凰

曾子墨从中国人民大学附小、附中毕业，便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一年的国际金融后，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著名的“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1996年以最高荣誉毕业，取得经济学学士。

回忆这段学习经历，子墨说：“十几岁的时候还不懂事，再加上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强调培养兴趣、张扬个性，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那时金融很热，每个大学招生表里，国际金融的分最高，便心想：别人能上我为什么不行？”

求学时期的子墨，凭着过人的天资，学与玩从来两不误。而当初之所以选择金融专业，则完全出于好强心。

毕业后，子墨看上了摩根斯坦利―全球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可是，即使是全美第一的人才也不见得能进入它的大门。

子墨也一样，紧张得要命。“专业知识不必提，为了应付一层又一层的面试，每个应聘者都准备了一身标准行头，抄了大堆的礼仪守则，什么握手的力度、交流时眼睛往哪里看、与不同场合、距离相称的讲话声音等等。”

在魅力城市纽约拼了两年后，子墨决定到摩根斯坦利的香港分公司继续工作。没过太长时间，子墨又打算离开摩根斯坦利去旅行，算是“给自己放一段时间的假，作为这几年来职场奔波的一次大休整。”她旅程的其中一站便是。的自然风景和人文习俗等等让她激动不已，就算是与喇嘛们聊聊天也备感轻松，以至于她从回来后逢人便极力推荐去旅行。

在休假期间的某一天，子墨与凤凰的一位高层通电话时聊及自己的人生经历，觉得对金融已经疲了，突然提到自己是否可以加盟凤凰。三个月后，子墨已经作为凤凰资讯台的财经主播把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完美幸运地结合在一起。这又是一项新的挑战。作为一个从未真正接触过电视的半路出家的女孩，她的其他资深主播同事们，有些甚至在传媒界滚打了十年，具有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尤其是临场应变和发挥能力。子墨并不愿去与他们相比，比较的只是昨天的自己、今天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是否有进步。

2000年，毫无新闻采访经验的她加入凤凰卫视资讯台担任财经节目主播，随后如鱼得水的她用专业与执著开辟了一片新的传媒天地。2001年她采访在香港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三天内共采访了八位大企业和财团的领袖，并参与制作专题节目《复关入世十五年》。

2002年她采访了亚洲开发银行第35届理事会年会和“两会”。由她参与拍摄的纪录片《我们在朝鲜的日子》更获得观众好评。她专业的财经知识及高度的良知、责任感，令她赢得“2002中国电视节目榜”之“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

2003年主持“财经点对点”，2005年至今主持“社会能见度”和“社会大讲堂”等品牌栏目。

从调查记者到“青年领袖”

2005年，做深度报道类节目“社会能见度”后，子墨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新思考和新视角。有人评价，这个节目让子墨真正地长大、成熟。

“凤凰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亲身感受到我们这个转型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许多事。可能在以前，这种栏目在我们台里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表明了公司，包括广告商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朝好的方面去想，朝好的方向去看。很多人说我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你看到它们，你就不能不思考，你就不能再沉默。”

其实，在她还没有主持“社会能见度”之前，“财经点对点”的后期采访形式就已是“社会能见度”的雏形。子墨大胆地走近“边缘话题”。“我采访的一个防治艾滋病的志愿者是中科院的研究生，他放弃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去做志愿者，他说，‘我原来以为中国都是像北京上海这么好的地方，可是我到了河南的农村，才知道有那么多人是那样生活的。’他的话让我特别有共鸣。”

在河南艾滋病村，随着采访的深入，触目惊心的真相被逐渐揭开。双庙村是艾滋病村之一，不少村民因为卖血被感染先后患上艾滋病。采访和拍摄由于村干部的阻挠，不得不中止，在凤凰卫视的播出节目中，保留了双方发生争执的一幕。节目播出后，凤凰又不断受到压力。未完成的采访留下的是无奈和遗憾，但曾子墨依然对新闻和现场情有独钟。

“虽然，我只是把记者当做自己的职业，并没有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但是我会努力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节目，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说。

2006年曾子墨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青年领袖”。她曾获奖无数，但是，与其他获奖经历相比，这个奖项的意义非同一般。“青年领袖”对她在整个青年群体里面起的积极影响表示极大肯定，是一个榜样的象征。

子墨在“青年领袖”论坛上说：“我觉得走出去开阔了眼界之后，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自己认同自己做的事情，这时候可能才能够真正拥有激情，或者遵循了自己的梦想。我觉得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今天所有的中国人才都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有这样的能力来追求你自己的梦想。”

在她看来，“作为媒体，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真相告诉大家，这就是我自己做节目的使命。”作为媒体，除了关注收视率之外，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去引导公众，要比他们想得更高、更远，或者层次更高。

“对生活怀有一种感恩”

记者：你以前说过一句话：“做事要坚定、有自信、有憧憬”，对此，你现在有怎样的感受呢？

曾子墨：那时说这些话，可能显得有些绝对。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我就要做好，这也是职业道德吧。职业道德就是要对得起你做的这份工作，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对得起你拿的这份薪水。我们“社会能见度”栏目组做的主要是记录中国在转型期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我们生活的社会会出现方方面面特殊的现象，我们通过特定的人和事去介入它，让大家了解它，产生共同的思考，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这么远大的责任，是一个电视栏目所无法承担的，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够做到的，但我们会尽力而为，对得起我们这个栏目，对得起“社会能见度”这个名字。

记者：你的社会能见度是多少？

曾子墨：这不能说得绝对，不能说给你百分比是多少，我认为能够看到多少是多少，哪怕只是看到了百分之一。在当今社会看到了百分之一相对于没有看到来说，就是一种进步。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准则，比如有些话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我们不会说假话。有些东西我们力求真实，有些东西我们宁可不做，也许有时会惹一些人不高兴，但是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记者：做深度报道会遇到很多阻碍，您怎么应付这些阻碍的？

曾子墨：只要做传媒，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偶尔遇到阻碍和困难在所难免，但时间长了，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工作方式去解决。我们栏目能够存在至今，就代表了我们台里、代表了许多公众、代表了大家，包括广告商的一种理解和进步，可能在以前，这种栏目在我们台里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朝好的方面去想，朝好的方向去看吧。

记者：假如你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会用什么方式来化解，来支撑？

曾子墨：也许生活中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把这份工作看做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你会变得大喜大悲，也许这样的困惑或是困难会让你难以做下去，但是我和我的团队真的把它当做一份工作而已，就不太会有这样的困惑。至少对于我来说，一份工作不会出现那种困惑得没有办法支撑，即使有，也只是技术上的小困难而已，不算是特别难的事。

记者：做了2年多的深度报道，您对世界的认识发生哪些改变？

曾子墨：最大的变化就是，对生活怀有一种感恩。由于见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以及命运的不同安排，因此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比如，前一段时间做“世纪大讲堂”的时候，我和一个学者对话，他是广州社科院专门研究袁世凯的。这个研究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很多，但70岁高龄的他和夫人一起为了心爱的历史研究，住在北京南三环的地下室，生炉子、做饭、烧开水，每天挤公共汽车到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谈到为什么要研究袁世凯时，他的一段话让我十分感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是为了特别单纯的兴趣或者是理想而活着，把生活和物质抛在一边，我不觉得这是苦，我认为这是苦中作乐。”我很喜欢这种纯粹的精神，但我自己可能做不到。（笑）不过，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都会被他们感动。

“独家不是我们的标准”

记者：你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但采访却很有特色，你的“绝招”是什么？

曾子墨：可能是熟能生巧吧。现在看以前做的东西，会觉得语言不够精练。另外在采访时，我要求自己面对高官也好、平民百姓也好、亿万富翁也好，希望能做到一视同仁，但面对贫民老百姓时往往会有更多的关怀，有些感情成分在里面。作为记者，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人都应该采取同样一种立场、同样一种态度。现在做“社会能见度”，可能单方面的报道比较多。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采访到一方面声音，另一方面声音听不到。

记者：新闻的平衡原则是不是很难把握？

曾子墨：这正是我们的困惑。我觉得做记者也好、做主持人也罢，只要你一出镜，大家都能够看到你内心里真实的自己。通过你问的问题，通过你的一言一举，大家还是能了解到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心态，要一视同仁，要不卑不亢，技巧可以慢慢地学，但这种心态不是一天两天能培养出来的。

记者：以前你的节目对事件的报道多一些，是不是现在转到关注人和人的命运上了？

曾子墨：其实做人物节目，我们也不是只做个人，我们是做一个整体，或者是以一个人为代表的群体。因为凤凰台做个人的栏目很多，我们往往会与他们错开，做一些比较边缘性的话题，也会做些群体性的，比如说西部的代课教师，可能会更注重一些个人的故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侧重，会跟大的新闻氛围有关系，碰到什么样的选题就做什么选题，不是刻意去设计。

记者：我记得“代课教师”是在《南方周末》做过以后做的吧。

曾子墨：对，我们后来跟着做的。有些时候做电视，并不是所有的节目都要做到独家新闻或者抢到第一个新闻，有时也会觉得有必要，但是信息保证会很困难，我认为电视和平面（媒体）并不是特别冲突。比如我们和央视之间，有时他们先做，有时我们先做，之前也没有沟通，可结果都不会相同，也不冲突。媒体竞争挺激烈，很难说你是永远的独家，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先做报道出来，比方去年我们做的“艾滋病”,很快《中国经济时报》也做了，他们并不是跟着我们做，其实我们采访是同一时间，只不过他们发稿时间稍微晚一些。所以，“独家”当然好，但在我看来，“独家”不是我们的标准。

记者：那什么是你们的标准？

曾子墨：我们的标准就是能反映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中包括典型意义的事、人或是一个集体的现象。

记者：你认为，新闻能影响今天吗？

曾子墨：我不能说它就是能影响今天，但媒体确实能影响社会大众，当然，社会大众也能影响媒体，这是不可否认的。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新闻会出现重塑，或者是新闻有的时候会被重新包装，选择什么样的新闻放到大众媒介上面，什么样的新闻过滤掉，那肯定会影响今天的。在民众有百分之百的知情权的情况下，当新闻能够完全如实、公正地报道时，新闻的影响力就不会有那么大。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