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献血变味儿了吗

二十六岁的杨健明从没想过，自己的求医之路会如此一波三折。为了治疗骶骨肿瘤，他从老家广东惠州来到北京某三甲医院，却发现需要自己搞定手术备血。

“医院血库没血了。”3月15日，杨健明刚住进医院，就接到这样的通知。医生说，他必须先联系亲朋好友，到北京血液中心献血四千八百毫升，才能排期手术。

杨健明感觉这有点像“条件交换”，但在医务人员口中，这叫“互助献血”。杨健明发现，在自己住的病房和邻近病房里，“个个都需要互助献血”。

要筹集四千八百毫升的血液，对在北京举目无亲的杨健明并非易事。实际上，这与一个成年人全身血液总量相差无几。他与大夫“讨价还价”，最终得到的答复是“献两千四百毫升也可以”。他还试着进一步表明困难，但大夫只是回答：“你一定有办法的。”

在病床上，杨健明只能不断打电话，发微博。他一心盼着尽早做手术，但忙碌张罗的间隙，这个年轻人急切地想弄明白，在互助献血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僧多粥少的局面

事实上，互助献血并不是新鲜事物。江苏省血液中心研究员梁文飚介绍，1998年施行的《献血法》已经将互助献血“认可为无偿献血的一种方式”。《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然而，梁文飚观察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数十字的规定并没有真正“用起来”，直到最近两三年，血液供应越发紧张，变化才悄然发生。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也认为，将法规在现实中激活的是近年频频出现的“血荒”。在他的记忆中，2010年以前，全国血液采集量每年以10%至15%递增，直到2010年年底，增速陡然放缓。

卫生部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但与此同时，全国临床用血量依旧维持高速增长。

刘江和梁文飚都发现，采血量的增幅“怎么也赶不上医院用血量增加的速度”。就在一周前，梁文飚从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处得知，因为供血不足，该院去年一共停止或暂缓了七百多台手术。

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全国各地纷纷启动或推广互助献血，让僧人自己找粥。

去年9月，青岛市正式推广互助献血。该市中心血站站长赵林介绍，当血站库存低于五天用血量时，血站就会对医院实行控制发血，但如果某个病人组织亲友到血站献血，血站会针对该病人，向医院优先调配合适的血液。

“全靠大家自觉行不通，就要有人来干预，互助献血就是一种干预的措施。”烟台中心血站副站长杨建说。去年9月，烟台也开始启动互助献血。在他看来，《献血法》“光提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得给予一些压力，去推动这个工作”。

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

住院十二天后，杨健明终于凑足了血量。他发动了所有人脉关系，又让朋友帮忙牵线搭桥，才在北京找到五个朋友和老乡，这些人为他献血一千毫升。另外一部分，杨健明自掏腰包，花了三千多元从“血头”处雇人献血，最终凑了两千二百毫升。大夫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就为他安排了手术。

上海曙光医院外科大夫鲍宇克对本报记者说，他也曾听病人谈起“血头”的事情，但互助献血时，“病人找谁去我们也不管”。在他看来，医生很难甄别参加互助献血的人是不是病人的朋友。

“这其实是介于违规与不违规之间，病人与医院的互动，是个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某直辖市血液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评价互助献血的现状。

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病人，或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已经拥有《无偿献血证》，那么在用血紧张时，其亲友是否需要再次参加互助献血？

80后北京人刘永杰曾两次无偿献血，至今累计献血四百毫升。他记得献血之后，献血车上的工作人员交给他一本红色的《无偿献血证》，还提醒说以后他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可以根据不同条件“免费用血”。

但今年春节过后，刘永杰的母亲在北京住院准备做手术时，大夫却告诉他，“以前的《无偿献血证》都没用了，现在我们没有血，你要再去献血。”

根据《献血法》规定，目前全国各地都为无偿献血者、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制定了不同比例的免费用血政策。但在互助献血制度之下，“免费用血”却走入了尴尬的境地。

有点让人不能理解的无偿献血

十四年前，《献血法》的施行成为中国献血制度的分水岭，无偿献血正式取代有偿献血。刘江记得，其后多年大家都在“摸索和过渡”，无偿献血一度是行政指令下达的计划指标。

直到2006年前后，全国各地陆续叫停计划献血，真正的无偿献血才开始实行。目前，中国的无偿献血人口比例仍然维持在0.87%，低于世界卫生组织1%的推荐标准。而在台湾地区，这一比例已达8%。

在梁文飚看来，“无偿”的含义应该是“没有任何利益关联”。“人们真的从内心深处觉得，我捐血，是为了献出爱心去救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无偿献血的真正方向。”

强调无偿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刘江解释说：“只有出于纯粹自愿，人们才会在献血前如实回答自身的健康情况。对某些处于窗口期的疾病，目前的血液检测技术仍有漏洞。”

但让梁文飚感到担忧的是，“因为互助献血，大家对无偿献血可能都有点不理解了”。

动手术时，杨健明一共用了八百毫升血。这个年轻人感觉自己为血液花了不少“冤枉钱”。他花钱买血，还要向医院支付自己的用血费用。根据规定，亲友互助献血的病人同样需要支付用血费用，除非参与互助的是病人的直系亲属或配偶，这样，病人事后可以凭借《无偿献血证》报销。

而为母亲进行互助献血之后，刘永杰还在不断反思“无偿献血的意义”。“说实话，我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肯定不是只为了以后用血，但真正用血的时候，被别人强行要求再去献一次，还是很伤心。” 刘永杰说，“对无偿献血的人，这是一种伤害。”

在互助献血的制度之下，献血与用血的问题似乎成了一团乱麻，越理越乱。梁文斌认为，眼下用互助献血来应对血荒“是个下策”。“我们走回头路了。”他说。

更多的人正试图梳理这团乱麻。最先抽出的一根线是有关《无偿献血证》的。北京、广州、青岛等地都表示将保障持有《无偿献血证》的人“优先用血”。刘江介绍，北京市卫生局不久将《北京市献血优先用血管理办法》，规定“凡是在本地献过血的，不管献多少，本人可以优先用血，配偶和直系亲属也享受相关优先用血政策”。

另外一股力量则尝试将互助献血拉到日常的轨道。刘江说：“北京正准备培训医务人员，指导他们在不缺血时，也尝试动员病人亲友参与献血。”

而梁文飚则认为，更为关键的还是看清乱麻的线头。他说，采供血机构其实只是一个桥梁，一头连着患者，一头连着献血者，患者要用血，就得从健康的人们身上来。“每一位市民都得捂着胸口问一问，我到底为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做了什么。”

【选自人民论坛，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