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评析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别号晦庵，我国南宋时期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教学活动，每到一地，均兴学讲学，最多时弟子达数百人，即便在从政时也力行不辍。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在语文教育方面，尤其在阅读教学上有大量的论述，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被视为经典。但是，他的作文教学观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评价。我们认为，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虽有局限性，但也有许多积极精要之处，所以，对此加以探讨是必要的。

一、 写源于读、文道合一的本质观

朱熹在一生中均对科举以文词取士深感不满，他认为科举乃世俗之学，把学子引入歧途――“今之学者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干：求也）他十分反对为了科名爵禄写作而妨碍了做学问。他说古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今天的学者却是为了教导他人。圣贤是教人们做学问，不是要人去编造拼凑一些文章以谋取科名爵禄。在他看来，只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因此，学习写作首先就面临着是真正地做学问，还是为了“钓声名取利禄”这一矛盾。

面对当时学生为了急于求成，连经典也置之不顾，只是一味地去啃时文的情形，朱熹深恶痛绝。他说：“也不曾见做得好底时文，只是剽窃乱道之文而已。若要真个做时文底，也须深资广取，以自辅益，以之为时文莫更好。只是读那乱道底时文，求合那乱道底试官，为苟简灭裂底工夫……”

朱熹认为不读圣贤之文、专攻时文的作法是舍本逐末，颠倒了源、流关系，而做学问、明义理才是为文之正道。只要做学问明义理，就自然能写出好文章，学诗也是这样。因为，“道”，是诗文的根本；诗文，是“道”的枝叶。“道”了然于心，写出的诗文就能符合于“道”的精神。古代圣贤的文章都是这样地写出来，所以他们的文章，实际上也便等同于道――文本于道，文便是道，这是朱熹论写作的一个基本思想。

基于这一思想，朱熹的写作教学观明显地表现出“重读轻写”的倾向。他反对教师教学生作时文，甚至对喜欢作文、作诗的人也不以为然，认为诗、文都是从“道”中流出来的，是不能强求的。所以，当他得知有人教学生作时文，便批评说这是不妥当的，他说自己就不喜欢作文，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写作。那些爱好作文的人，如果把这种精力用来探讨学问，受益要大得多。他一再强调只要多读圣贤之文，久之自然而能文，且觉为文之易。他举例说：“老苏自言其初学为文时，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贤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尤未敢自出其言也。历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可见，朱熹反对的只是急功近利的作文，并不反对通过读圣贤之文，致知格物、诚意正心而后自然发之成文。即“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

朱熹对“文”与“道”的关系的认识是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只是他比前人更专执，连韩愈的“以文贯道”、苏轼的“文与道俱”都被视为异端，加以排斥，朱熹认为他们仍然还是把“文”与“道”看作是两样东西而不是二者一体。这样，朱熹的“文道合一”观便带有较浓厚的唯心主义的色彩，以至以道代文，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的本质。

尽管如此，朱熹反对为功名利禄而写作，强调为文须博学多识的见解，在沽名钓誉之风盛行之世，能卓尔不群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的“文本于道”的思想，客观上也发挥了抨击科举之学的弊病的作用，针对当时学子习作专务时文的抄袭取用，文章陈陈相因、千人一面的状况，还是能起到一定的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取人规矩、独辟蹊径的学习观

对于习作者，朱熹极强调取人成法规矩，揣摩文章的法度，学文先要有所规范，形成一定的文章形式感。朱熹说：“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须收入规矩；不然，荡将去。”“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学生问他是否可学《史记》，他回答说：“《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又说“后世人资禀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皆一切踏踏地说法，没收煞”。学生问他：“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前辈多称此语，如何？”他回答说：“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尤佳。”由上可知，朱熹是不赞同习作不拘法度、自由驱驰文字。自然之好，不如规整之好。这种看法，当然主要是对习作者的“入法”来说的，将众所公认的一些好诗文加以权衡，取其“法度文字”供习作者借鉴，使他们有法可依，这有助于学生认识文章模式。比较而言，朱熹更为赞赏规范的诗文，但这并不表明他对那些从心所欲、恣肆的诗文的排斥，相反，他认为有些文字虽不宜初学者效法，但对于做好文章却是非读不可的。他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史记》对于初学者不宜，对于做好文者却是相宜的。这体现了朱子对习作的层次性要求。

朱熹重视法度，而获得法度的办法首先是模仿，他说：“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闻却不得用。向来初见似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元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学得长进。”但模仿的效用也是有限的，大约一般只能做到形似，前人诗文的内在神韵是难以模仿的，要写出形神兼备、自成一格的诗文来，还得靠自己。朱熹称陶渊明的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的平谈，但显然比他差多了。既要有定格，还要依本分做，这可视为朱子写作学习的一个基本观点。有定格使行文规范，这须模仿；依本分使不落俗套，文章还须自己做。朱子的循法而不拘于成法的观点是辩证的。

从为文的根本上看，朱熹力主创新、反对因袭。学生告诉他时人作诗多要有出处，他反问道：“‘关关雎鸠’出在何处？”朱熹对萎琐、雷同的时文甚为不满，他说：“后人专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辈云：‘言众人之所未尝，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气魄！今成什么文字！”“人人好做甚铭，做甚赞，于己分上其实何益？……则今日所说者是这个话，明日又只是这个话，岂得有新见邪？切宜戒之！”“今人多见出《庄子》题目，便用庄子语，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庄子》题目，自家却从别处做将来，方是出众文字也。”可见，朱熹的“定格”与“本分”二者比较而言，他更加强调本分的重要，写作要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见识，努力依本分去做，即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才能出奇制胜。

然而，朱熹又反对写作为奇而奇，因为为奇而奇可能会既违反了定格，也丧失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然本分。他说古人做文章，只是按照定格按照本分做，所以做得好。后人讨厌常格，要变新格做。这本想要讨好，但是在见好之前就已经发生偏差了。他对当时学子做经义时，专门将别人的话改头换面，说了又说，看不惯，对那些不顾经义，标新立异，心粗胆大之论，更是嗤之以鼻，感到十分忧虑。可见，朱熹所注重的本分、创新，又是以定格、常格为前提条件的，他认为寻常文字、寻常事也能做得新奇的好文章，离开了定格，片面求新，投机取巧是不值得称道的。

朱熹关于定格与本分的论述，也不无定法为文之嫌，过分强调了规矩、法度，对有些“自出规模”的好诗文有所非难，这归根结底还是囿于“文本于道”“文道合一”的思想。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从朱子注重习作者文章的规范化同时又提倡为文要有创意这一方面看，这显然是符合写作学习先要入法、有法，然后再进一步求得在此基础上的破法、变法的规律的。他反对“作诗多要有出处”“文字好用经语”等，也表明了他虽然重法度、重经义，但更着重的还是符合个人本分的有见识、有新意的文字。

三、推崇平易、反对细巧的审美观

朱熹写作美学的核心内容是：平易、自在。他说：“诗须是平易不费力。”“作文何必苦留意？”“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处，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那寻常底字。”朱子十分赞尝平易不费力的诗文，他给陆务观的诗“春寒催唤客尝酒，夜静卧听儿读书”下的评语是：“不费力，好！”对《文》上不收崔德符的《鱼诗》：“小鱼喜亲人，可钓亦可扛；大鱼自有神，出没不可量”感到愤愤不平：“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只要巧！”

平易的反面是“巧”。朱熹认为“巧”不足取。“巧”类于做作、雕琢、匠气，而平易的美在于平淡中见自然，显露出作者内心的自在、从容与超脱。朱熹十分厌恶那些故弄玄虚、弄巧成拙的诗文，他说：“如今时文，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脚，三句题也要立两脚，这是多少衰气！”“近来文字，开了又阖，阖了又开，开阖七八番，到结末处又不说，只恁地休了。”他认为这样的文字，虽然好像表面上做得很热闹，无所不有，但就像演戏一样，一切都是假的。

鉴于平易的审美标准，朱熹一方面对韦应物等人的诗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却对杜甫的诗颇有微词。他说：“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学生问他韦诗比陶诗如何，他回答说：“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有做不著处便倒塌了底。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诗常忙了。陶云‘身有余劳，心有常闲’，乃《礼记》‘身劳而心闲则为之也。’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由此可见，朱子所称道的平易是内心自在形诸外部的表现，而非纯语言形式的追求。朱熹能将文章现象与人的写作心理联系起来考察，确是高人一筹。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自在”，不是指人的一时一地的心境，而是指作者的一种恒常的写作心理品质，即如前所引“身有余劳，心有常闲”，“身劳而心闲则为之也”――即便在“劳”中，心也还是“闲”的，所以能超然物外，从容为文；在这种良好的心理状态下，写出的文字也便平易不费力。与“闲”相反的是“忙”，忙则拘谨不自在，形诸文字便做作、取巧。

朱熹的“平易”的审美观，是基于他对诗文的本原的理解之上的。有人问他：“诗何谓而作也？”他认为“感于物而动”，最终发之为“自然之音响节奏”，这是诗的本原、本色。自然的音响节奏必是平易、平淡而不做作、雕琢，因而也不是人着意为之的，诗文原本就应该是平易、平淡的。他认为古人的诗，原来并无意于平淡，只是对今人装神弄鬼之作而显得平，对今人添油加醋之作而显得淡。从诗歌起源一直到魏晋，凡是写得好的诗，其平淡都是出于自然。这就从诗文的本质上为平易、自在的审美观立下了注脚。

朱熹的平易、自在的审美观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以此烛照其有关论述，我们发现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朱熹所说的文章要崇实、简约、明白等，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从平易、自在这一审美观中生发出来的。朱熹说：“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如《张承业》及宦者等传自然好。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殊不起发人意思。”他喜欢简洁的文字，他说：“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长，照管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文皆说不曾尽。”有人向朱熹请教文字，朱熹告诉他须“就简约上做工夫”。文字简而有致说的也是平易。此外，朱熹还主张文章要明白无疑。他看陈番叟《同合录序》，文字艰涩，说：“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疑。”――“坦易明白”说的还是平易。这些表述使朱子的审美观有了新的层次与色彩。如果说朱子对平易与自在的表里关系的论述，是注意到文章与写作主体的整体联系，他在平易之下的关于崇实、简约、明白等的看法，则体现了朱子对写作的形式美的认识有一定的纵深度。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对朱熹的作文教学观作了一个梳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理学大师，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脱不出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写作本质的认识上，把“道”与“文”的关系，看作是“根本”与“枝叶”的关系，把二者视为一体；而当他接触到具体的写作实践时，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诗、文作家，他的认识，如反对功利主义的写作观，对法度与创新、平易与做作等的看法，均不失敏锐与深刻，其中有的实际上与“文便是道”的主张自相龟酢H欢，由于种种原因，在作文教学史上，朱熹的作文教学观的消极方面，如言“道”言“心”、重读轻写、读了自然会写等，反被后人所接受、遵循，有的至今仍被奉为圭臬而其积极方面却鲜为人道，鲜为人知。因此，客观地评价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这无论对全面认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还是对我们今天的作文教学理论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

（选自《教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