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派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

内容摘要：20世纪纪70年代初，国际译学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以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翻译理论随即产生。文化派翻译理论研究作品在受社会、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的翻译。尽管这些因素只是一些影响翻译的外部边缘性因素，但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也对翻译本身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文化派 翻译研究 芭斯奈特 翻译学

翻译作为两国或多国之间交流的桥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西方翻译界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如以莱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的功能派理论，左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以及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翻译理论等。文化派翻译理论以文化作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影响翻译的因素，如：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与翻译的关系。对这些翻译的干扰因素的研究，使翻译研究不在是语言的对等，而是朝着更深入，更多元，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向审视翻译。芭斯奈特把这一重心的转移称之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shift）。

一.文化派翻译理论是以文化为切入点对翻译进行的研究。

“文化转向”是对翻译的一种文化反思，是在以往过分强调“忠实”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批判下产生的。翻译的“文化转向”是一次研究视角的转移，是针对翻译即语言的对等和忠实提出的，指出了另一种影响翻译的因素：文化。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深受本国文化影响，会有意或无意地用自身的文化去改写译本文化，用自己或本国读者习惯接受的方式去解读和阐释译本中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操控”。这种对译本文化的“操控”和“改写”受译者的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的影响。译者通常是无能为力的无意识行为，如林纾的翻译。林纾将西洋小说译成中国当时容易接受的章回小说。但是有时译者为了使译作达到一定的目的也会有意地对原作进行改写。如郭沫若的翻译。对于这种改写，文化派以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其原因并指出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可能在真空下完成，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有时会造成译文的不忠实，甚至是扭曲和变异，比如为了政治目的或迎合译语读者的需要等对原文进行增减或改写。这种增减或改写的行为并没有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即正确理解和传达原作的意义或意图。对于这些因素的揭示和研究，能使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译本对原本是很难做到完全的对等和忠实。

二.文化派翻译理论是务实性与灵活性的辨证统一。

文化派翻译理论在传统翻译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翻译理念。全新的翻译理念是对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鱼目混珠似的伪译进行辨证分析，肯定了伪译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为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文化派结合伪译现象事实存在的合理性，创新性地提出译者应注重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渊源，具有务实性。此外，文化派的翻译理论还具有灵活性。芭斯内特在她的《种子移植：诗歌与翻译》这一论文中提到两个重要术语：文本特征（textual features）和超文本特征（extratextual features）。前者是指词汇、语法或形式等语言本身的文本特征。后者是指如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超出语言文字以外的文本特征。在跨文化的翻译中，尤其是诗歌语体翻译中，超文本特征的研究更为重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接触中互相碰撞，或冲突或融合，从而形成从单一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文本特征背后所隐含的超文本特征正越来越引起读者的重视。翻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词语翻译，它受翻译语境的制约。通过比较，图瑞（Toury）便有了“规范”的概念;芭斯奈特便有了“翻译则操控”、“翻译则改写”的结论。这种翻译描述正是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翻译理论，灵活地处理翻译中无法对等翻译的词汇、语法等。文化派翻译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翻译中伪译的现象，并辨证地分析其种类和原因，肯定有些伪译不是原于翻译者的水平不够或道德败坏，而是灵活地处理局部的不对等，不忠实，实现整体的对等和忠实。务实中现灵活，灵活以务实为基础。

三.文化派翻译理论是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连接的桥梁。

芭斯内特指出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在文化的视野中，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最终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一本源性的问题。文化派翻译理论将研究的视角从只注重文字、语义、修辞、文体等的转换和表现转向到考虑源语和译语文化的差异，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立场等若干文化问题上。芭斯内特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翻译观的思想，即：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是在译语文化中该文本功能的等值译换。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只是对其本体的研究，而是阔宽到文化的大环境中，指出了翻译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将翻译本体与外界连接起来。

文化派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然而，文化派翻译理论也不是完美的。其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方法似乎过于笼统且缺乏切实可行的划分标准。“翻译则改写”、“翻译则操控”等过于绝对的论断容易违背翻译的价值判断。但它把翻译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背景下探讨翻译研究，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其理论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了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邓巨，秦中书《苏珊・巴斯奈特翻译思想述评》[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7，第三期.

3.张庆华《浅谈苏珊・巴斯内特翻译理论的务实性原则》[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6，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