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图景

数亿农民工的辛勤劳作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论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奇迹，源于其低人力成本的优势。就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的生产潜力被充分挖掘，其作为城市公民和企业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需求却被忽略。但站在农民工自身的角度看，这种制度安排在改革开放初期并非不可接受。毕竟对于当时的农民和农民工而言，家庭的生计、生存远比一时的生活需求更重要。 [1]

那么，上述问题何时开始变得难以忍受呢？学界普遍认为，这一过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 [2]进入城市打工，这时，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正在逐渐地铺展开来，农村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其生活体验、教育经历均与父辈迥异，这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接受“只有生产没有生活”的“农民工生产体制”。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形态和生活需求中，评估当前产业关系、社会阶层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当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进而讨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可能出路。 一、拆分型体制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图景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西方的城镇化以核心家庭的举家迁移为主要形式。即便在一些后发国家，如巴西、南非等，家庭依然是农村移民的主要生活单位，尽管在移民集聚区充满了贫困和疾病，但移民的家庭生活仍是相对完整的。但在中国，一方面为了在全球资本体系激烈的代工竞争中取得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延续，打工城市和企业只承担部分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相当一部分成本被转移到农民工的农村老家，这便是学界所谓的“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 [3]对移民工人的流动和迁徙进行制度上的限制，是这一体制能够维持的关键。与之相配套的是企业低廉的工资待遇、临时性的居住安排和对劳工集体权利的压制。可以说，这一体制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形态。

笔者将综合运用现有的大型统计数据、实地调研资料和一些二手文献描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图景。过去学界的调研主要集中在沿海大中城市，因此对农民工生活的描绘也将主要以这些区域为主。笔者将根据自身的田野调研经历和相关二手文献，适当地对内地中小城市农民工的生活状态进行说明。其中，文章的统计数据包含三个来源：一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在2010年对珠三角、长三角19个城市、4152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以下简称中山大学2010调查数据），在对农民工的生活变化进行纵向比较时，还将用到中山大学2006年的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二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11年对北上广三个大城市1259位农民工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以下简称清华大学2011调查数据）；三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11年对2043位农民工进行的抽样电话访问（以下简称清华大学2011电访数据）。

（一）残缺的家庭生活

中山大学2010调查数据表明，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民工中，与配偶、子女、父母共同居住的比例分别为43.38%、20.32%，7.28%；即便将所有情况汇总，与家人共同居住的农民工也不会超过半数，其比例仅为48.8%。还须注意的是，即便农民工与家人住在一起，也不能表明其家庭生活是完整的，因为他们很可能只是与个别的家庭成员共同居住。

未成年子女与父母的离散，以及年轻夫妻的分居，可能是最难以忍受的。前者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被社会舆论广为诟病，而后者则带来性压抑，以及伴随而至的各种临时解决方式和不可预计的后果。在中山大学2010调查数据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夫妻，两地分居的比例尚有22.83%；而对于年龄未满18岁的子女而言，只有34.75%与被访者住在一起， [4]也就是说，在珠三角、长三角打工的农民工中，近三分之二的未成年子女无法到打工地与父母共同生活。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难度，远比年轻夫妇在一起的难度大，其中，户籍制度的排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与残缺的家庭生活相伴随的，是临时性的居住安排。中山大学2010调查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企业宿舍或周边城中村的出租屋中，两者比例分别为36.08%、53.84%，只有4.72%的农民工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中。这种临时性的居住安排，也可以从其居住地的生活设施看出。在农民工的居住场所中，拥有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的比例分别为25.09%、28.77%、24.88%，这都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居家标配，绝大部分农民工在打工城市无法触及这类生活设施。有一部分农民工的居住场所，甚至无法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农民工居住地中没有冲凉房、厕所、电风扇的比例分别为25.99%、12.22%、10.24%。

全国农民工的生活形态是否都与长三角、珠三角趋同呢？毕竟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城镇化有其自身特点，一方面外来流动人口的大量聚集，导致公共服务资源紧张；另一方面，农民工多为跨省、跨地市迁移。这两个因素使得沿海城市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资源上，对农民工都保持着较强的排斥，其中户籍是资源分配最主要的依据。而在内地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聚集度低，不少农民工在本市甚至本县范围内迁移，农民工更可能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资源和城市户籍，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也能相对容易地融入其中。

由此预测，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农民工可能有更完整的家庭生活形态。人口学家杨菊华等人对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的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相比其他地区，跨省流动者相比跨市、跨县流动者，前者的家庭规模更大，单人流动比例更高，核心家庭比重更低，家庭结构更不易保持完整。 [5]笔者的田野观察也与以上数据所显示的趋势相符。笔者发现，中西部地区小城市的农民工家庭总体上更容易保持完整，农民工或者每天往返于城乡之间，或者将整个核心家庭迁入城市，无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居住在农村，家庭生活都相对完整。在小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大多来自本县或本市，本地居民身份使得他们更容易获得当地城市的公共资源，生活成本也比沿海大中城市要低，在语言、习俗等方面亦不存在太大差异，融入当地社会自然就相对容易，因此举家迁移的比例较高。当然，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完整性是否依据大、中、小城市而逐次提高，这需要大样本的统计数据来验证。

（二）流动的打工生涯与无根的社区生活

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其浮萍一样的流动。笔者曾经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一个多月。当3个月后笔者再次回访时，发现当初与自己一起进厂的40多名工人，只剩下3位，他们虽然只有4个月的工龄，却算得上这个企业的老员工了。

这家企业薪酬待遇、劳动条件相对较差，又地处外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工人的流动自然极其频繁。但从清华大学2011电访数据来看，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在全国范围内亦是比较普遍的，农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不足2年，而且其流动性随着农民工入职年限和出生年份的后推而显著增强，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趋势。从入职年限看，200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其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为3.80年，而2008年开始工作的农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却只有1.4年。从出生年份看，1981年和1991年出生的农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为2.68年和0.93年。即便用事件史分析处理“删失”（right-censored）问题后，农民工就业仍然呈现出显著的“短工化”趋势。 [6]

农民工之所以频繁地流动，是为了寻求职业生涯的发展吗？清华大学2011电访数据所显示的结果恰好相反，逾六成农民工是因为对用工单位不满意才选择离职，其在变换工作后的职业地位的提升也比较有限。清华大学2011调查数据也表明，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包括工资或福利待遇差、工作环境差、晋升空间小、工作太无聊等。

与农民工频繁的工作流动相伴随的，是其不断被瓦解的城市社区生活和社会关系网络。“出门靠朋友”，是许多农民工刚外出工作时的朴素想法，但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工友在不断离开、自己的工作也在不断变换时，便可能逐渐变得冷漠麻木。即便农民工在工作期间与身边的外地工友保持密切的来往，但当他们换工作或回老家后，彼此之间便很少再有联系。这种流动的生存状态甚至诱发一些农民工的短视行为，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关系。在农民工宿舍，丢手机、金钱及其他物品的事情并不罕见，导致工人之间相互提防。

中山大学2010调查数据显示，在宿舍或出租屋居住的农民工中，15.19%只知道一部分同屋室友的名字，甚至有6.02%的被访者表示不认识任何一个同屋居住的人。笔者在深圳电子厂的田野经历中，也经常能体会到工人群体的原子化状态。有一次工厂推迟了上班时间，在晚上加班时管理层通过广播通知了这一消息，但新员工不用加班，因此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通知。有一位女员工给组长留了联系方式，但也没得到通知。还有一次，笔者在下班时被工友恶作剧反锁在剪铜线的小屋里，只好大声向外面的工友求助，虽然有些工友回头看了看，但几乎所有的工友都没有搭理，他们都赶着吃午饭。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农民工缺乏互助精神或者没有阶级情感，而是说，这种流动的生存状态，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群体的社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其社会关系网络，极大地削弱了其形成共同体和培育阶级情感的基础。

当然，在工人频繁流动的背后，是户籍制度和城市社会的排斥，这也是农民工难以真正扎根当地城市社区的关键因素。户籍制度的排斥无须赘述。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相互之间的隔阂程度，也不可轻视。中山大学2010调查数据显示，将近一半农民工感觉本地人很排斥外来打工者，超过四分之一的农民工感觉自己在城市里低人一等，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交往困难的原因依次是语言问题、生活习惯、观念不同、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没有交往机会、地位差异。

（三）单调的休闲生活

与农民工临时性的家庭和社区生活相配套的，是其单调的休闲生活。农民工很少有进修、学习的机会，在企业内和居住社区中，也缺乏休闲设施和公共空间。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在一些企业内部虽然有游泳池、篮球场、健身房、书店、咖啡厅等休闲设施，但这些资源稀少，普通工人很难有机会去使用。大部分时候，工人只能跑到周围的网吧，或者盯着自己的手机，或者逛街，或者睡觉，以打发休闲时间。不少年轻工人抱怨上班累、加班苦，但真到周末，他们又不知道该干什么、该去哪里。年纪大一些的工人，更倾向于找加班时间多的企业，一是为了多赚钱，二是由于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休息时间。而对于“80后”、“90后”的工人而言，加班少则意味着休闲时间多、花钱多，只有加班时间多的年轻工人才可能有点存款，所以他们对加班的态度很矛盾：加班是要有的，但不能太多。

清华大学2011调查数据显示，北上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休闲活动依次为玩电脑、逛街、玩手机、睡觉。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多达2.7小时。一天24小时中，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长为9.62小时，再减去农民工的睡觉、吃饭、洗漱时间（假设为10小时），剩余的休闲时间也就4小时左右，可以说，上网是其打发休息时间的最主要方式。那么他们上网的主要活动是什么呢？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主要活动包括QQ聊天、观看影音、信息搜索、浏览新闻、玩游戏等。在近些年，微信迅速地普及，农民工的网络社交越来越活跃。年轻工人如此沉迷于电子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修复流水线上异化劳动的痛苦体验，逃避城市生活中无所皈依的困境。在工厂附近，笔者经常看到，下班的工人径直走向网吧，或者回到自己的电脑桌前，开启通宵上网模式，这种情况在周末尤其普遍。

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从整体上决定了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图景，农民工的打工生涯是不断流动的，其家庭与社区生活安排是高度临时性的，其社会关系网络是极其不稳定的，其休闲生活亦是非常单调的。当然我们也同样应该注意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的内部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可能包括：城市规模、地理区域、流动的行政区域跨度、工厂体制、年龄代际、工业化经历等。 二、农民工生活中的调适与反抗

在宏大的经济发展格局中，驯顺、勤劳的农民工只是一种优质的生产要素，近年来，各种主流的叙述话语，都在感慨这一生产要素的品质在下降。但如果从农民工微观的生活情境来看，不是生产要素品质下降了，而是农民工对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的诉求提高了。即便早期为了赚得家计而全力投入生产之中的农民工，也需要从城市的亲缘、地缘网络中寻求支持和慰藉。在近些年来，经济需求和基本人性需求、生产和生活、家庭生计和家庭团聚之间的张力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农民工不得不穷尽各种方式，以调适这种紧张关系，典型的调适方式包括家庭化迁移、搬离宿舍、重建社会支持网络、换工等。当然，也有部分农民工通过罢工、骚乱、自杀等方式表达其对现状的不满。

（一）调适

1. 家庭化迁移。农民工总是尝试各种办法与家人团聚，包括与家人共同外出打工、在个人稳定后陆续接配偶和子女到打工地共同生活、节假农忙时回家、寒暑假接子女到城市。中山大学2006年和2010年的数据都包含了对珠三角9个城市的调研，都询问了在出租屋居住的农民工与家人同住的情况。从数据看，仅4年间，在出租屋中，农民工与家人同住的比例就从62.82%增长到了82.39%。

农民工要想实现核心家庭的整体迁移，绕不开子女抚育的问题，子女教育与日常照料是其中的两大难题。当前不少沿海城市开始推行积分入户、积分上学，但绝大多数农民工反映，积分入户、上学的标准太高，普通农民工几乎不可能达到积分标准，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读书。私立学校每学期的收费标准普遍在3000元以上，而农民工只能承受三四千元的收费标准，但这类标准的学校，在教学质量上与公立学校是有差距的。

农民工子女的日常照料是另一个大问题。农民工固然可以将子女送到学校、幼儿园，但在小孩的课后、周末、节假日、寒暑期，父母很可能在上班或加班，其只能把小孩锁在小屋里。有一位女工的做法让笔者印象深刻，她将小孩接到工作场所，如果老板过来巡视，她就赶紧用箱子把小孩遮起来。这难免让人想起洪尼格笔下民国时期的上海纱厂：女工们在嘈杂的机器中摆放着一排排摇篮。 [7]

农民工实现家庭化迁移的另一个方案，便是回到内地小城市工作。内地小城市的房价便宜，子女就学问题也容易解决，因此，部分农民工在有一定积蓄后可能回到老家所在的城市发展。不过对于农民工来说，如果回老家工作，其收入可能要降低不少，他们不得不在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之间平衡、抉择。对于部分技术工人来说，老家城市有没有对口的工作岗位也是个问题。

2. 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家庭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们需要从熟人关系中寻求更广泛的支持。早期外出务工者更倾向于从老乡、亲戚中获得帮助。初来乍到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缺乏信息和安全感，老乡、亲戚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在城市的引路人。“老乡带老乡”的链式流动，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特定行业、特定区域聚集。在北京、深圳等地，来自特定省市的农民工还集中在一些城中村，形成籍贯属性较强的农民工社区，比如，以服装生产和销售为主导的北京“浙江村”，务工经商人员主要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乐清市和永嘉县；以集装箱运输为主的深圳“平江村”，司机主要来自湖南岳阳市平江县。 [8]农民工可以在老乡社群网络中得到包括工作介绍、危难救济、疾病照看、临时借住、权益维护等方面的帮助，也可以通过老乡群体中的日常交往、娱乐、聚餐来打发闲暇时光，延续乡村习俗，从而获得身份认同。

不过农民工群体在变化，其业缘关系网络的构成也在变化。一方面，农民工的工业化经历在不断积累，他们对城市生活越来越熟悉，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先天的地缘、亲缘网络，转而开始发展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力军，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信息技术运用能力更强，社会交往方式更为开放，对城市生活更加熟悉，也更注重拓展自己的业缘网络。中山大学2006、2010调查数据详细询问了农民工在务工地最好的三位朋友的来源。由于农民工的老乡也可能是其工友，在剔除这类情况后，专门算出了“工友（非老乡）”作为农民工“打工地最好的朋友”的百分比。表1显示，在2006年，农民工业缘网络的重要性已经开始显现，至2010年，以同事关系为代表的业缘网络，已完全压倒以老乡关系为代表的乡缘网络。仅仅4年时间，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便发生了巨大变化。表2则进一步显示了代际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业缘关系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但对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同等重要。

随着农民工中高等教育的普及，同学关系也在农民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近年来，在用工荒的背景下，部分企业短期招聘大量学生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学缘网络因此成为其相互支持、团结抗争的重要资源。

此外，农民工还可能从工会、劳工组织、帮派、教会等组织中寻求支持，不过，这样的农民工只是少数。清华大学2011调查数据表明，在北上广，加入企业工会的工人不到一成，2.3%参与过劳工组织的活动，分别有2.6%和0.6%的工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

3. 搬离宿舍。搬离宿舍、外出居住是农民工寻求个人自主、逃离企业管控监视、避免原子化的另一种方式。与家人共同居住是最理想的，即便不能与家人同住，与老乡、同学、同事、朋友共同分摊房租也是不错的选择。也有不少年轻人选择自己外出租房，尽管其成本要比住宿舍高，但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在外面住自由，在宿舍太压抑”。

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数据也显示，2009年尚有33.9%的农民工“居住在雇主或单位提供的宿舍”，但是到2014年则降低了5.6个百分点。农民工“租房居住”、“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比例在2009年分别为34.6%和9.3%，到2014年则分别提高了2.3和4.0个百分点。 [9]“乡外从业回家居住”比例的增加尤其值得注意，这说明随着产业内迁，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家乡务工，内地小城市的农民工更有可能住在农村老家，或举家迁居至城市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