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编辑\作者及其他

我曾说过:“没有好杂文不要错怪杂文作者和杂文编辑。因为最好的杂文是那些没有刊布出来的。”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好编辑,当然不是动辄使用生杀权,而是有妙手回春之力:往往不能刊布的文字,经他捣弄几下,就能化腐朽为神奇。

可惜,自己不是这样的编辑,职业生涯中不知毙掉多少妙文(有时虽不免心生怜悯,甚感爱莫能助)。尤其让我尴尬的是,往往被我亲自毙掉的某文,不久又在别的纸媒堂而皇之出笼了。我常想,同样的时段和环境,别人能,自己为什么不能?有位著名老编辑说过:“大编辑不改稿,小编辑大改稿”的话。大概我太想做“大编辑”了,结果适得其反,终不成器。在这里,我要顺便向作者朋友真诚致歉。作者是编辑的衣食父母,我却没有善待,当然深感愧疚了。

“最精彩的段落和句子往往是那些不得不被删去的。”这话也是自己说过的。我的意思是:文章虽是刊布了,但灵魂被了,留下的只是一幅骨架和皮囊。虽然如此,有时也禁不住暗自窃喜狡猾有功。在作者方面看来,肯定是不满意的,然也无法,只得接受现实――因为“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假如从另一角度看,作者自己也是有责任的。要想想,同样的事情和道理,为什么别人说得我说不得?这就是说话的技巧了。

本专栏所选几篇文章,笔者都是“老江湖”。鄢烈山先生常年活跃于言论界,说话技巧一流,许多不能说的话,他都说了。其《勿恃义勇追穷寇》就不是简单的“据报载”之类,文章写得真切而丰厚,说理和思辨色彩浓重。反思主流层面提倡的“见义勇为”,说 “勇为”不是逞匹夫之勇,在不能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不可凭意气行事。可我们的主流多少年来宣传是一以贯之的――就在昨天,央视上不是说广东某地民警驾警车冲向即将侧翻的中巴(使中巴免于侧翻),挽救了车上的生命,而自己却车毁人亡,英勇牺牲吗?对警察也许是职责,对普通人来说,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恐怕才是最道德的――这也是已被主流所接受的。

符号和张鸣是两位杂文高手。符号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理性,冷峻,反对极端、非黑即白,主张多元而宽容,确实耐人寻味。张鸣的《大学里的马屁风》则用照相法,平实而不动声色的述说,把高校里怪相描绘一二,让人想到“过去的大学”与“现在的大学”相比真是云泥之别。过去的大学大家以争当教授为荣,而今的大学众教授争抢一个处长的新闻不绝于耳。现在的高校,只要当了处长什么的,要钱要职称远比教授来得容易。前不久和出版社一朋友偶然聊起此事,他也感慨不已。他说,某高校一处长副教授是他的好友,他想评教授,而教授又要有著作公开出版。怎么办?那位处长大人找来十本印数很少且又专业很偏的书,索性撕了封面、封底及版权页,署上自己的大名,找印刷厂重印书皮报评,还真就评上了。当然,这不仅仅是高校的事,我们整个评价机制都有问题。但究竟谁是推波助澜者?似乎不言自明。

由张鸣的文章,我还想到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校长纪宝成在两会上的话语,如“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建议今年起就逐步推行允许生两个新政策”、 “人民大学招生不尝试校长推荐制”等诸多言论,确实是值得重视的;但其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贬低教育”说实在令人遗憾,这不是十足的“高校行政级别捍卫者”的言论吗?尽管他后来不满媒体就此做成标题,但他认为“行政级别”确实是通行于各个不同领域的“硬通货”,少了此,就无法被置换成官位大小的“对等”。“大学里的马屁风”是否与此观念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想想就自有答案了……

还是回到主题吧。自己编辑文字,也写些文字。我喜欢学问家的小品,小品里往往见出大家气象。什么是大家?就是能把最深奥的道理、最复杂的事情,用最简洁明了的话语说清楚,而不是相反。当然,除了立场观点之外,说话技巧是个关键。我是个说话缺少技巧的人,也许不一定称得上是个好编辑,但确实不是一个好作者,文字总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

(作者系《湘声报・读书・沧桑》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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