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个性来

我又遇到了杨子。

我永远忘不了五年前的一个冬夜，一个漫天大雪的寒冷的冬夜。我和杨子艰难地在三环路上骑行，我们要赶很远很远的路。路上没有人影，只有高高楼房里透出的摇曳的灯光，不时地提醒着我们的孤独。那时，我们都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工作的感觉就是没有“家”的感觉。尽管我们暂时受雇于一家电视广告社，但生活来源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北风迎面扑来，杨子擦了把脸上的雪水，望着楼房里的灯光说：“什么时候我们能有那样一间房呢？”我被深深地震动了。我也和他有同样的渴望，那样一间房，它是温暖，它是舒适，它是光明，它也是安全。

五年过去了，我有了我的办公室，也就是有了一间我喜欢的房子。但是，他呢？“我？我没有房子，但我找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找到什么？”“找到我喜欢的，适合我个性的事情做。”

一来二去，我又结识了杨子的朋友自立。

“我的名字听着就累。自立告诉我，“有时我特信命。算命时我紧张得手心直出汗，我希望算命先生帮我改个名字。有朋友改了名字以后，立刻顺了。其实我也知道，我不顺，是因为我不信命，我总要走一条自己的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小时候，和杨子一起在少年宫学画，到了考大学的时候，学画的朋友们几乎都上了美术学院，我真想上大学，但没上成，后来进了工厂，和师傅们学做服装，我又不甘心“死”在那个缝纫机上！我辞职了。去过深圳，原来学影视美工设计，又学了动画制作和特技。我明白，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很快我就有机会作美工。连我师傅都很惊讶，“你是美工？”要知道，大学毕业以后先要做两年助理，然后是副美工，而我靠实力一下子做了美工。以后我有了几个工作，又辞了几个工作。现在什么工作呢？也许叫‘制作个体户’。”

我知道这个个体户。他制作动画、制作广告创意、制作舞台、制作一个广告制作的队伍、制作了一个朋友圈子，也制作了自己的房间。自立的房间，是一个充满个性的房间。拍摄电影用的乳白色的百叶窗隔出了他的卧室和工作间。卧室里没有床，地板上堆着厚厚的卧具，靠着卧具的一面墙上垂下大幅素静的布帘，工作间并排立着两个装满了书的书架，地板上扔着正在看的书和正在作的画，墙壁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和他自己的画。“太乱了吧？”自立问。“不，我没觉得乱，很舒服。”真的，来到这样的房间，我觉得很随意，不用主人招呼，自然会找到合适的地方坐，一边品茶，一边欣赏艺术品。

近十年了，说不清自立都完成了哪些制作，可有一样是清楚的，他完成了制作自己，“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样活着有意思。”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为这种潇洒，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他们要经历无数失败的考验。因为要个性，他们自然常会有与别人不同的想法，并立刻要尝试。这样，他们失败的机率比常人多得多。高中毕业八年后，中专毕业三年后，杨子想进大学深造，朋友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问。杨子自己知道，他是在追求他精神上需要的东西。与年轻的高中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失败了。杨子也许很不平静，但他对我只说了一句，“失去一次机会，等于面临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其次，他们要经历心灵的孤独和内心矛盾的痛苦。当年很潇洒地离开了稳定的职业，马上，面对着生存危机。很快，它打败了自负和固执。“如果要完全的个性，”自立调侃道，“我就会冒充大师，只好躲在画室里啃窝头了。”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已的生存问题，然后，再解决个性的满足问题。“矛盾极了，”杨子告诉我，“你必须做一些与你爱好无关的事情，有时你作的广告或片子，要合厂家的口味，和你的审美感觉不对路，但你也要作，因为你需要钱。”自立附和道，“这时候，你觉得你特‘堕落’，你还必须‘堕落’一下，才能不‘堕落’。”“茫然，”自立接着说，“我有时觉得茫然，当有许多人找你，要你作活时，你感觉好极了，特自信，但谁保证你明天就有活作？如果一星期没活作，怎么办？还有一种矛盾，要你回单位，肯定受不了，但没有单位，有时又觉得和社会没关系了，心里难受。”可难受归难受，他们还照样走自己的路。他们明白，有所失必有所得，而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只要得到的比失去的重要就行了。而是否重要，全靠个人的感觉。

因为个性，他们被抛到了社会上，也因此活出了真实的感觉。精神上与社会撞击得越多，对社会、对自己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了解一到透彻的地步，对有些东西就看得淡了，人也就变得宽容了，并有了自己的主见。对《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不错！”杨子说，“我喜欢它的创业精神和勇敢精神。无论文人怎样赞扬或诋毁它，那是文人的事。只要你从这部书里找到对你有帮助有鼓舞的地方，对你来说，就是一部好书。我们不会‘流行’了。不知是哪位老爷说的，‘流行的东西不一定都好，比如感冒’。读文学，品艺术，喜欢真实的，一针见血的，但太暗也受不了，给哥们儿来点亮吧。”

也因为宽容，他们朋友很多。“朋友很重要，”自立深有体会。“有朋友，你可以交流，有时也可以发现机会。交朋友，首先你自己要好，活漂亮，人也要真诚，你才有朋友。有些活比如外出拍片，有时就为了结识新的朋友。有的朋友是工作的朋友，有的是可以交心的朋友，但都要容人，你有个性，人家也有个性。”“离开单位人的关系就变得简单了吧？”我曾经问过他。“哪儿呀，”自立说，“更累。现在想起来，在单位里混太容易了，只要你拿‘头儿’当‘头儿’，日子就好过。”

我常想他们的路很难走。不是因为生存问题，几年奋斗之后，正如自立所说，“生存不是问题”。“干什么都可以活，但我们想的是自己的创造。”而是因为对自己判断的困惑。在单位里工作，总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物，可用来判断你的价值和才能，容不得你选择。在社会上，固定的参照物失掉了，每天有不同的参照物供你选择。你不能超脱到不去作这类比较，你要学习，要工作，要你创造的东西得到某些人的承认。如果被人冷落的时间过长，就很容易怀疑自己，甚至否定自己，这时，对自己失望的痛苦吞噬你的心，让你不得安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杨子常说他无依无靠，并不是生活上没有依靠，而是指没有参照物可依靠，很难知道如何评价自己，从而作出正确判断。因此，走上这条路，需要特别的坚强、自信和适应力，以在各种参照物的评论甚至诋毁面前不乱方寸，仍能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

杨子常爱和我谈。他随摄制组去拍片。“一望无际的山让我激动，天湛蓝湛蓝的，离你很近，仿佛伸手可及。山上流下的泉水里，藏民在洗澡，男女同浴。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是什么呢？在大自然面前，你不自觉地臣服于它的伟力，渴望得到神的冥冥之音。你太渺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人的个性也消失了……”他回到北京后，仍沉浸于那种静穆的美。在英语班上，他用英语介绍了他感觉中的，和他的轶事，没想到，英语教师一声“STOP！STOP！”将他唤回现实中，“你宣传什么思想？”后来，在电话里，杨子告诉我，“当时的感觉是当流氓教唆犯被抓住了，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呢。”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信仰问题仍然困扰着他，“我应该信仰什么？我这样做是有价值的么？”尽管困惑，他和他们的脚步却没有停。

“你是幸福的。”他们常对我这样说。为什么？因为我有铁饭碗？因为我独身自由自在？因为我读了研究生？因为我有能力挣钱？都不是。“因为你从事的是你自己选择和热爱的事业。”我得到了他们正在追求的东西，我觉得万分幸运。

前天，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诉说他的苦恼，“我们同班毕业，人家不是副处，就是副高，我还什么也不是。我们也不比人家笨。唉，你怎么也不着急呀……”我为什么着急呢？我多幸运！他不能说是一个“官迷”，但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参照物是官阶和职称，结果他成了“什么也不是”，我想他真是迷失了自己。我把这件事告诉杨子，他不在意地说：“在单位里混惯了，可以理解。”

自立、杨子还有他们这一群人，不是名人，也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后呢？他们说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真诚，能奋斗，就一定能使自己成功。其实，成不成大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凭着自信生活过，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和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是生活，他们活得更真实，活得有个性。他们以个性体验世界，而不是以别人的感觉体验世界，又以这种体验来培育自己的个性。“每天早晨醒来，都有种重新开始的感觉，所以心情不错。”自立笑着说。他好像找到了那样“一间房”，用杨子的话说，“混得不错。”但杨子呢？他没说，只告诉我，“我喜欢陈凯歌的《边走边唱》，我是盖世界浪子班头，普天下风流领袖……”这是一种境界，潇洒也是它，惆怅也是它。

我们都还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