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染生活 传承文化

近年来，收藏持续升温，名家书画作品拍出亿元价格变得不足为奇，在这种繁荣盛况之下，带钩却也收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单是从近几年它在拍卖场上越发频繁的身影来看，收藏者们也表现出愈加积极的心态。但是在市场因素的背后，带钩本身却也激发着人们对它的研究，唯有透过表象看到它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艺术等因素，才能真正明白它的价值所在。

带钩，古时称“犀比”，由钩头、钩柄和钩体组成，是古时贵族、文人武士等用于腰带上的挂钩。在春秋中期就已经出现，至战国时期，使用更为普遍。在古代的诸多文献中对带钩均有所记载，如《墨子•辞过》：“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荀子•礼论》：“缙绅而无带钩”以及《孟子・告子》：“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等等，其中所说的钩者，其实就是指“带钩”。战国至两汉时期是带钩的发展、鼎盛期，从最初的用于日常穿戴所需，发展到后来更多的成为了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在材质、制作工艺和造型纹饰上等争奇斗妍，体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与艺术文化价值。

带钩的制作在材质上多种多样，十分丰富，有金、银、铜、铁、玉、玛瑙、瓷石琉璃等等（图1：金带钩，徐州博物馆藏；图2：七星纹银带钩，南越王出土。通长8.3cm，宽2cm，钮径1.6cm。带钩作龙体造型，钩首的头简化成人脸形，钩身饰七星纹，作北斗星座图形排列。）。在金属类带钩中又以铜带钩（图3：铜带钩，图4：战国虎形带钩）最为多见，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发现中多有发现，如山东蓬莱村里集墓（西周至春秋早期）出土有方形素面的铜带钩，陕西汉阳陵曾出土有大量仅有两厘米长的小型铜带钩，对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的两次发掘中，出土有形制多样的铜带钩，总计六十枚。铜带钩的使用曾一度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与当时生产水平有着很大的联系。除铜带钩外，金带钩和银带钩等也见诸于考古发现，1965年在江苏省的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出土有交龙金带钩，长12厘米，重275克，现藏于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一枚包金嵌琉璃银带钩，长18.4厘米，于1951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呈琵琶形底，银托面包金组成浮雕兽首，两侧缠绕着二龙，至钩端合为龙首，口衔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两侧有二鹦鹉，钩背嵌三e纹白玉i，两端的i中嵌琉璃珠，玲珑透剔，包金镶玉，文饰繁华，雍容华贵。在金属类带钩之外，所见较多的还有玉带钩（图5：白玉鸠形带钩，合浦汉墓出土；图6：白玉龙带钩，明代，青岛市博物馆藏；图7、8：玉带钩，明代。北京十三陵出土；图9：龙形带钩，东汉，河北定县出土），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以玉器而著名，用玉文化业成为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节，因而玉带钩也较为珍贵。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在《中国服饰史》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即便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自商代以来，雕玉工艺就不断进展，多有线雕、透雕、高浮雕以及圆雕艺术品产生。我国在西周之时因为“礼制玉’的确定，加上读书人渲染玉有七德或十德，因此兴起小件佩玉。由此佩玉不仅显示着尊卑，更被赋予了人格象征，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会佩戴几件雕玉。而在服饰上，腰间革带则流行各种带钩，彼此争巧，以至“宾客满堂，视钩各异”。汉代时用各种玉料制作礼器、装饰品和艺术品，玉礼器的种类有所减少，《周礼》中的“六瑞”到汉代除了璧和圭继续用作礼器，璜和琥只作为配饰，而琮和璋已经几乎不作了。此时，所谓的葬玉却有所增多，玉带钩也在这时变得相当普遍。

在制作工艺上可谓繁杂。从春秋战国至两汉，带钩制作愈显精美，往往一件带钩需要用到十几种工艺和数十种工序方能完成，玉器中的加工工艺在带钩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带钩的制作工艺总的来说主要有鎏金银、错金错银、包金包银、雕刻、镶嵌、彩绘、锻造等，目前在中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博物馆中珍藏有典型的带钩作品，其中有不少已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

既然是实用性的高贵装饰品，因此在本身的造型上带钩也是极尽工巧之能是。由于带钩在战国至两汉时期大量的使用，因而这一时期的带钩在造型上也颇具有代表性意义，主要有琴面形、兽形、圆形、竹节形、棒形。一种是琵琶形短钩，这种形状背面较平，并有一圆形钮，其上有涡纹并且钩头细小，呈鸟头或者兽头型，同时钩腹上凸并多装饰以小云纹；方柱形短钩，钩较短，钩身似方柱，呈腹部向上凸的弧状，向钩头方向变细变窄，并且钩头为兽头式，造型简练，此造型的带钩一般多光素，无纹饰，有的在颈部有凸起的横线装饰；长形扁担钩，钩身较长，微上凸，钩头略细，一般做兽头型，对耳鼻眼嘴刻画得比较细致；还有宽腹带钩，钩身显得短且宽，钩腹整体近方形，局部有镂雕。虽然古时带钩形式比较多变，但整体呈侧视的“S”形，魏晋以降，由于服饰上的改变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带钩的实用性价值有所减退，直至唐宋时期也难以寻觅到带钩的踪影，这期间出土的带钩与汉代相比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到宋代之时文人的治世，对文玩的追求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带钩的选材、造型、制作更显精致；往后到了元明清三代带钩的出现又有所增加，玲珑奇巧颇有神韵，明清文人雅士之中兴起了一股收藏和鉴赏的时玩之风，因而此时制作精巧的带钩的赏玩性也似乎大大的高于其实用性了，清朝时，带钩的上的纹饰甚至还被赋予了很多的吉祥之意，如钩首作如意头配以如意纹钩体中段浮雕银锭插笔，取意“必定如意”之意等等。

如今，这些曾常伴主人身的带钩或流于民间或被珍藏于博物馆内，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带钩显然已经不再因为实用性而受到重视了，无论是收藏还是研究，人们探究得更多的则是其身后的历史文化元素。

带钩，首先不论其材质如何都与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腰间部件的一部分，带钩也蕴含着服饰整体所隐含的文化因子，服饰在物质层面上的丰富首先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古人在实际的生产劳动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纺织技术的发明使服装材料因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新石器时代的丝绸生产以及皮毛麻葛材料的丰富，使服装的形式因此发生了变化，功能上也得以改善。贯头衣和披单服等披风式服装在新石器时代成为典型衣着，同时饰物也逐渐繁复起来，而这些都对以后的服饰制度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伴随着生产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服饰业进一步丰富，至商周时期，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冠服制度和服章制度得到逐步确立。这一时期的文物发现表明，社会已经有了身份等级的区分，体现在衣着材料、式样和配饰上出现种种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深衣服式，服装更是成为上层人士的标志之一，什么等级穿怎样颜色和材料甚至式样的服装都有所规定，小到服饰中的配饰都成为上层人士相互比较，渲染身份的对象。因而，带钩的产生与制作技术、造型纹饰的愈加精美与古代的社会制度文化可谓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文化内涵丰富，政治、经济、科技、风俗等无所不包。在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青铜器、铁器、牛耕的出现，宗法制、分封制的建立以及六经的编定，标志着文化的形成；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影响中国数千年的皇帝之制、郡县制及各种官僚制度形成，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迁徙、冲突中互相交流与融合……文化的这些发展变化中，“服装的发展沿革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材料的讲究、数量的增多、服用的普遍程度又与社会生产相适应”，至此，我们回过头来，发现带钩的产生、发展乃至鼎盛和衰落其实也正映证着这样的规律。也正因为如此，可以认为带钩今天的受重视，正是因为由它出发我们能够得以窥见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

另外，玉带钩的普遍使用，也为研究玉器文化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汉以前玉器纹饰的制作技术，主要利用细砂研磨成浅浮雕的花饰，汉代技术改进，镂孔花纹和表面细刻线纹增多；汉代的治玉技术基本上沿袭战国时代，已有所改进，汉以前的玉器多在扁平玉片上加浅浮雕，汉代的玉器高浮雕和圆雕则增多，这些种种特点在当时的玉带钩的制作上也得以体现，搜集各个不同时期的玉带钩对比便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带钩在古时的称谓还体现出一种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化现象。犀比的称谓是当时少数民族对带钩上瑞兽的称呼，因此用来代称带钩，这也从另一角度表明了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种交流关系。带钩的制作技术与造型装饰和整体的精致程度等，无一不映射出当时社会的手工业生产状况、古人的审美情趣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含义，带钩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数千年的文化浸润中早已脱离了单纯的物质形态，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的时间载体。综合大量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史籍资料记载，对带钩的研究将会进一步丰富我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而这正是基于这些历史的、现代的；文化的、经济的等等因素，使得带钩在今天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收藏品之一，在拍卖场上也随势而上；

2008年11月，一件西汉黄玉带钩在英国伦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出了八十二万多英镑，纵观2010年国内各大拍卖场上，明清之前的带钩成交率较高，但是随着收藏热度的上升，目前拍场上所见较多的还是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的作品。（图10：龙纹带钩一对，明代，图11：白玉龙带钩 清代）

带钩，在古时既作为实用性的物件又是精美的装饰品，经过不断的时间沉淀已然融合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带钩也从不同方面体现着当时的制度与阶级文化，可以说是另类的“古人时尚生活”点缀品。它不只延续着本身的物质形态，更站在了历史的高度上传承着文化的意义。前世成为使用精巧的点缀之物，被赋予了或政治、或经济的含义，而今生的带钩却为人们更加细致的研究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