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5 08:22:32
历史上，江右商人的社会构成，以“家贫服贾”者为主。因家境贫寒而经商，这在现代社会是很难想象的，然而这却是事实。这就决定了江西商人的商业资本是有限的。
明代万历时人谢肇涮，曾就各大商帮进行过对比分析，他认为当时最善于经营的是微商和江右商。谢肇涮在其著作《五杂俎》中说：“天下推纤蔷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寥寥数语，便道破了江右商的基本特征。
江右商既然跟徽商一样，都是最善于经营的商帮，为什么徽商富商巨贾很多，而江右商人却很少有富商巨贾呢？
江西的本土文化，实质上不是重商文化，而是一种官本位浓厚的文化。明朝有很多江西人当官，当时有一句话叫“朝士半江西”。“江西帮”主持朝政，前后大概有一个半世纪。从江西商人来讲，也分享到了官本位带来的好处和甜头，可以说，明朝的统一大军打到哪里，江西商人就出现在哪里，只要哪里有江西人做官，江西商人在哪里就能如鱼得水。为此，宋明时期江西商风大盛，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很是活跃。
另外，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多数江西商人追求正统，观念守旧、求稳怕输、害怕风险。挣了一些钱，就小富即安，不思发展；积了一点财，忙于建祠堂、修族谱、置族田、族山；赚钱后就守家奉侍父母，不愿远游；崇尚读书入仕，做生意半心半意，更少有做大商人的野心。近代江西虽有九江被列为对外通商口岸之机缘，但近代江西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极其缓慢，企业规模小、资金少、技术以手工操作为主，多数企业经营惨淡，少有大商人和大实业家。
尽管江右商帮中没有像山西商帮那样出现“富商大贾甲天下”，也不如洞庭商帮那样“多大贾”，但历史上江西毕竟产生过人数众多、操业甚广、经营灵活、渗透力极强的江右商帮，也曾辉煌一时。江右商帮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和发家之术。借贷起家小本经营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致胜的法宝。
明《永乐大典》中记录有一件事情：“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货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
这是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的事，故事的主人翁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还有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间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乐安一地就积布数千匹，有一定规模。这种经营方式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就是说，布商陈泰的商业资本，通过给织户发放带有定金性质的生产性贷款而进入生产领域，而分散在城镇乡村的细小织户的产品，则先由曾小陆等各地商集中起来，再由布商陈泰贩卖到外地而成商品。事实说明，陈泰所为，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账房”无异，属包买商性质。
据同治年间的《万安县志·风俗志》记载：万安“贫人走蜀，由小买卖而至大开张”。以小本经营起家，是中国各地商人的一贯做法，典型的事例是扬州盐商吴景和“以一文起家，富至百万”。只不过这种做法在江西商人中尤为突出。
《清稗类钞》记载：江西“南昌有布肆，号一文钱”，亦以一文发家，其创始人“惟余钱一文”，购面糊，捡破纸鸡毛，制作儿童玩具鸡狗出售，“久之，积钱渐多，乃渐作小本经纪。勤苦贮蓄，遂设布肆，以资财雄于会城矣”。这显然是将利润一点点“贮蓄”，转为经营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的。
又如永清县农民燕进朝与其妹夫龚希贤“俱贫困，又孑立无兄弟行”，燕进朝“负贩木棉，逐什一之利，不足自给”。后来龚希贤丧偶，与其二子依靠燕氏生活，“希贤、进朝负贩于外”，希贤长子尤鼐“年十五能贸易鸡子，佐父若舅所不给，久之家中稍有蓄储”，他因“精通其道，初为负担市易，渐用牵车服贾，康熙末年以居积鸡子立巨肆于京师”，因京师无人货鸡子，“故尤鼐所获独得丰饶”，同时“希贤、进朝行贾木棉，利亦倍蓰”。这一家也是从小贩开始，逐步将利润投入经营，扩大商业规模的。
江右商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微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历史上，江右商人的社会构成，以“家贫服贾”者为主。因家境贫寒而经商，这在现代社会是很难想象的，然而这却是事实。这就决定了江西商人的商业资本是有限的，即使是有限的资本，还往往是通过借贷来筹集的。他们中，有的是父母双亡、家贫如洗、无以为生的孤儿，如黎川商人汪毓富、金溪商人胡对扬，都因父母死后家徒四壁，才各持一点土特产外出谋生，从而开始流移和经商的生涯。有的是因家里贫穷，受父母之命而外出经商的，如前面提到过的金溪商人徐廷辉，是父亲死后家无恒产，他母亲让他外出经商。还有的则是因家贫而自觉承担起养家活口责任的。如崇仁的聂璀，父母两个都是瞎子，家境贫寒，于是抛下两亩薄田，凭借当地出产煤炭，每天挑煤到集市卖，以供养父母。崇仁还有一个叫谢廷恩的，幼时家境贫寒，靠捡柴、替人赶牛车赚些零钱，帮助双亲维持生活，16岁时开始赴四川、福建、广东经商，不到20年，即拥资巨万。
广泛从业寻求商机
江右商人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所谓“由小买卖而致大开张”。经营的行业也多以本地物产为依托，但他们并不只是局限在某一行业内求生存，而是广泛从业，寻求各种机会。
如著名的樟树清江药帮商人，在明清时期并不只限于药业，事实上他们的经营范围颇广，除药材外，木材运输业、棉布业、盐业、典当业等均属大宗，遍布全国。
江右商人从事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也有一小部分商人投资于手工业，据康熙年间的《饶州府志》引万历《饶州志》序言记载：江右商“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
江西木材资源丰富，商人们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清代中期以后，乐安县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举衰落之后，仍然延续昔日的繁荣，靠的是该村拥有数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团和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的滋润。
两宋以来，江西人文发达，科甲鼎盛，早在宋代，抚州刻印业已有一定规模，到明清时期即出现了如金溪浒湾一类的刻书集镇，这样就产生了一批专门从事书肆经营的商人。临川有个叫戴珩的商人，有亲戚借了他六千两银子去广东做生意，数年不返，戴珩亲自去广东索债，将讨回的银子全部买了书，雇船而运回来。船到赣州章江水关时，税官以为是货船，登船征税，结果一看，全是书画。戴珩实际上是位老谋深算的书商，以索回的资金全部购书，可以避免关税。
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以在成都经商的江西商人为例，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诏令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很快嗅到了商机，便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江西商人，从江南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商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
随行就市随“隅”而安
江右商帮的社会构成主要是流民，除了一些资本较大的商人外，大部分江西商人的专业化并不明显，他们挟小本，收微货，走州过府，随收随卖，看什么行业有挣头就做什么，见什么生意能赚钱，就做什么生意，只要是有利可图之物，皆成为江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因此，随行就市便成了他们发财致富的武器。
随行就市经营有许多好处，那就是风险小，资金周转快，一般来说，只有赚不会赔。江西商人的渗透力强，与他们经营比较灵活，随行就市的经商风格有很大关系。
江西商人有不少是经营杂货铺的，这个行业具有投资少、资金流动快、城乡居民不可缺少等优势，这也适应江西商人资金小的特点。
在江西商人中，弃儒经商者不少，毕竟以诗书求闻达，登科举跃龙门的人数很有限，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有的世代业儒的小康之家，苦于无中试显露的机会，家道逐渐中落。他们的父辈拘于儒家陈腐陋习，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于是让子孙辈弃儒经商。如黎川的陈以淠，困于童生长达30年之久，眼看已无出头之日，于是让儿子陈世爵外出经商，“贸易于吴楚闽越燕齐赵魏间”，积资巨万，成为当地首富。
也有的是对举业失去信心，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改变观念，弃儒经商。他们中既有童生，也有在私塾里当老师的。如黎川商人孔昭文，少年时跟随父亲读书，长大后还游历北京太学，科场失败后，也不好意思回去，便“挟资走燕楚吴越”做起了买卖。南城的单章，则是弃教从商。单章自幼读书，才甲一方，可惜屡试不第，于是在家乡开了一间私塾，招了一些学生，后因家里的开支太大，不得不远涉江湖，从事贩运。
还有一种是子承父业经商的，如金溪李道铨，幼年就随父亲李英若在成都做生意，后来父亲死在异乡，李道铨便继承父业。黎川邓兆磬、金溪周文焕等也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大都能张大家业，成为地方富户。
江西商人负贩天下，“逐水草而居”，哪里有发展前途就在哪里发展，哪里有生意可做就在哪里经营，四海为家，随“隅”而安。
鄱阳县一位名叫张福的商人，于明洪武年间，把生意做到了云南临安（今建水县），看中了县城外土地肥沃、风俗醇美的张宝石寨，于是在此安家，繁衍子孙，依靠不断的创业实现资金的积累，终于成为巨族。
另外，江西商人一般都注意商业信誉，讲究职业道德。他们认为要待人以诚，才能做长久生意，打长久交道。讲商道，重贾德，是江西商人普遍遵循的一条法则，同时也是他们商业致胜的法宝。
明清时期，江右商帮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凭着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顽强的渗透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遍走于通都大邑和穷山恶水之间，为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明清时期的江右商帮，其商业活动不仅直接缓解了江西地区地少人多的矛盾和压力，带动了本省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江西乃至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