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5 03:59:48
邬君梅，1967年出生在上海。某天，邬君梅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突然口出狂言，我将来会是好莱坞的一个国际明星，把身旁的妈妈――上海知名演员朱曼芳吓了一跳，因为当时国门还没开呢。然而，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安排，邬君梅16岁便在黄蜀芹执导的影片《青春万岁》中担任角色。1986年，她在意大利导演贝鲁托维奇的著名影片《末代皇帝》中扮演“文绣”，为她今后走上国际影坛打下基础。次年，她留学美国，进入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读书。1989年，邬君梅进入加州洛杉矶大学电影系学习。之后她出演了《忍者龟》、《喜福会》、《天与地》、《中国的影子》、《铁与丝》、《枕边禁书》、《宋家王朝》、《玫瑰漩涡》等三十几部中美影视剧，最近又和丈夫奥斯卡联手推出了中美合拍影片《红美丽》。在好莱坞奋斗了近20年, 邬君梅无疑成为真正进入美国大众主流明星圈的华裔影星。在西方，邬君梅代表着“东方品牌”；在东方，邬君梅则象征着“好莱坞梦”。也许这就叫做命中注定。
如果素面朝天地走在繁华拥挤的上海街道上，邬君梅也许会被时髦精致的上海女人所淹没，她并不是中国人眼中的典型大美女，却是第一个被美国《人物》杂志选上“世界最漂亮美丽的50个人物”的华裔女星，2000年她被美国专门报道亚洲演艺动态的《A.》杂志选为最性感的华裔女星。邬君梅绝对是一个不一般的上海女人。
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托卢奇拍摄《末代皇帝》，在全世界找亚裔演员。他的中国副导演觉得邬君梅很适合扮演“文绣”一角，于是力邀她去北京试镜。没想到年纪轻轻的邬君梅在和导演短短接触后“放肆”地表示：“如果能定下来是我，我就去北京，否则就算了。”结果导演就是看中了她这份大胆，这也是“文绣”的大胆。
“《枕边禁书》的导演特地从英国飞到香港来见我，请我吃饭。我看了剧本，虽然非常喜欢剧本和人物，但知道需要演裸戏，感觉无法接受。导演问我，你会考虑演吗，我很直率地回答不大可能的。后来这顿饭吃得很红火，我跟导演因不同的观点争论了许久。”邬君梅告诉我。结果世界闻名的艺术电影大师彼得・格林威偏偏看中了她的那份坦诚与执拗。
在上海人眼里，邬君梅已经是个黑头发的“外国人”Vivian Wu了。Vivian是很直爽的，她的笑声不断，透亮而放肆，有时甚至疯狂，不似中国淑女那样拘礼；Vivian说话很直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喜怒哀乐尽在嘴边，不似上海人为防口舌之漏，讲话那么拿捏分寸；Vivian如今是高调而张扬的，欣然接受众人对她的赞誉，不似母亲那样习惯于上海式的低调。
但是与Vivian聊久了，就会发现Vivian还是那个骨子里很上海的邬君梅，一个具有典型小资情调的上海女人，妆容细致而精巧，生活舒服而庸懒，如同张爱玲笔下那种讲究情调的上海小姐――对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和想法，喜欢睡个午觉，喝喝咖啡，牵着小狗散散步，练练瑜咖，打打高尔夫。邬君梅言辞虽直率坦荡，却也时不时渗出上海女人特有的娇与嗲。邬君梅还是相信命运的，她不喜欢很吃力地去忙、去拍戏，她跟朋友说，她是个养气的演员，不求数量。怀着阿Q的心态，结果好运总是降临于她。当然，庸懒的同时，邬君梅也是浪漫与不安份的，如同上海这座城市。她的大眼睛顾盼生辉，她的想法天马行空，她对自己的感受直言不讳，所以她总能给导演一些意外的惊喜，让他们对她宠爱有加，视她为可不断开掘的宝藏。
三十五岁后是事业真正的开始
记者：前两天看了你的新片《红美丽》，感觉要演好朱美丽这个角色不容易，在那样的环境下，朱美丽内心是很复杂的，这些复杂的情感，要从人物的表情上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这是这个角色对你的最大挑战吗？
邬君梅：对，就像你说的，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有三段不一样的历程，像演了三个不同的女人，需要在一部电影里面全部拿捏到位。除了《枕边禁书》，这个剧本对我来说，是最有诱惑力的。对演员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很过瘾的角色，跟生活贴得其实不近。
记者：有点戏剧性的变化。
邬君梅：对对对，所以当时想着一定要把它做成，制片就是这样赶鸭子上架的，我要帮导演做这个电影，我就有机会演这个角色。
记者：这部片子里你是主角中的主角，朱美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角色？
邬君梅：是的，我演了十几年的电影，奥斯卡比较了解我，他说年轻的时候花容月貌，靠吃青春饭，但是35岁以后你靠的是真正的内心的东西，还有你的角色怎样跟你的姿色融在一起。奥斯卡对我说，像你这样的演员不是十几岁靠一张娃娃脸，二十几岁靠性感的，你是有点像玉一样的，慢慢雕的，35岁之后是你事业真正的开始，你有这样的潜力，你的路会越来越长。
记者：35岁后就有了一种成熟感。
邬君梅：是一种成熟感，我品了一点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是没有全尝尽，有一点点感觉，然后又因为还年轻，还在揣摩生活，还有一点容貌，这种的混合比较好，可以把内在的美散发出来，现在是最好的一段时间。
记者：朱美丽这个角色与你自己在性格上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邬君梅：她首先跟我一样，有一颗很纯净的心，善良，她有句台词“人总是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这句话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朱美丽是个充满激情的人，特别希望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这点我跟她很像。
记者：行内人都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红美丽》有没有让你遗憾的地方？
邬君梅：没有太多遗憾的地方，拍得挺顺的，我很喜欢这样的电影，我唯一的遗憾是，节奏太快，如果说是艺术片的话应该更慢一些，但这是导演的遗憾。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遗憾。我已经尽力了。
我生在上海就特别对
记者：身为一个上海女人，你怎么评价你的上海“姐妹们”？
邬君梅：上海女人有一种韧劲，很有弹性的，聪慧的，又很实际，很时尚，香艳撩人。
记者：你希望观众特别是海外的观众通过朱美丽看到上海女人的这些特征？
邬君梅：不一定是这些吧，朱美丽不能代表上海女人，她只是代表一个很特殊的女人，很特别的环境，很特别的心理过程，我觉得所有的电影都不应该代表通性，就是讲一个特别的故事，但是不同地方的观众，会因为这个故事，不同角度地被感动，或者被触动。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吗？
邬君梅：是典型的上海女人，但是我又带了其他地方的性格，我有北方人的豪爽直接，所以老说我是洋化了的，其实我是北方式的直接好不好。
记者：你从小生活在上海，北方式豪爽从何而来呢？
邬君梅：我是一个从小比较被宠，被鼓励的（女孩），小时候我去少年宫也好，什么也好，还是属于很顺的，比如打乒乓，早上从来不起来锻炼的，比赛可以拿个区里的第三名，跳舞也是，很多东西也是，除了勤奋，还要靠天分，所以从小一直受到大家的鼓励，所以性格方面没有什么避讳。我可以蛮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自己也有一点成绩，大家也蛮在乎你的想法，久而久之后……
记者：上海女人说话大都比较含蓄，讲究拿捏分寸，话中带话，不轻易得罪人，但你的性格比较直爽，有什么说什么。
邬君梅：分寸感是没有，我也不想拿捏这种分寸感，因为我的没有分寸，反而让我得到了很多，比如朋友间交流没有障碍了。
记者：上海的成长环境，对你有着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邬君梅：有，上海因为在海边，海边的城市都有一种天生的烂漫，空气中就有一种不传统，不安分，上海你知道，很前卫的，还有接受外面的事物特别快，不只想着自己盘盘里的东西，老在观望西方的东西，或者是挺洋化的一个环境，特别现代，所以我觉得我生在上海就特别对。
记者：在生活中，你有没发觉自己身上有一些属于上海人的特有的处事方式？与其他城市、地方的人不同的。
邬君梅：真的很难说。上海人的特色在哪？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社会是地球村的感觉，在上海的也未必都是上海人，是吧。真的，北京人和上海人我没觉得有多大区别，尤其像我这样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没有任何的区别。比如，都希望朋友到自己家里来玩。
记者：我觉得上海人不是很喜欢带人到家里来。
邬君梅：是是是（若有所思）是的，也没有啊，我所认识的上海人都爱带朋友到家里来啊。我的很多朋友都上我们家来过。
记者：可能是年轻人不一样吧。
邬君梅：因为希望拥有自己的空间。我也不明白。
无心插柳柳成荫
记者：你十九岁就去国外了，生活在国外，体验应该会不同。
邬君梅：国外的生活让我更坦然一些，更纯洁一些。
记者：你觉得国内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
邬君梅：当时离开，也是因为家里对我的脾气性格特别怀疑，觉得我这样的人在中国生存是很危险的。
记者：危险？
邬君梅：现在还可以叫个性，当时个什么性啊，要么到了电影厂全厂都不会理你，要么你跟所有人都一样，这两个我都不愿意做，所以才会去了美国，我希望做回我自己。
记者：你需要一个比较自由的发挥空间。
邬君梅：是的。
记者：你19岁的时候接拍了《末代皇帝》，一举成名，在这样的时刻继续在国内影视界发展必定“星途无量”，但是你却“远走他乡”，现在回想起来，后悔吗？也许当时不走的话，事业会发展得更好。
邬君梅：没有。当时我年纪很小，没有想过，当时红的好像也就三明星，张瑜，陈冲和刘晓庆。拍完《末代皇帝》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出名了，那时名利双收好像不存在似的。我现在很有名吗？（笑）
记者：19岁那年，你去了夏威夷一家私立大学，学习了旅游管理，为何没选择影视专业呢？
邬君梅：当时没想做影视，我喜欢旅游，就去学了旅游管理。
记者：那么后来是什么促使你走上了电影这条道路？
邬君梅：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我又去了洛杉矶，那时候开始学电影。嗯，忽然之间觉得已经到了洛杉矶了，在好莱坞嘛，又有人找我拍戏，觉得我学旅游管理特别不搭调，好吧，那就学一下电影吧。因为那时候美国的电影真的很少看到，不像现在有很多碟可以看，所以在电影系可以补上很多的课。
记者：你小时候就有做演员的梦想吗？
邬君梅：想，每一个小姑娘小时候都想做明星啊，做名模啊，想漂亮，想臭美呗。15岁的时候，我曾跟我妈妈说，那是口出狂言，我将来会是好莱坞的一个国际明星，我妈说得了吧。那时候都没开放呢。
记者：你从小就有那么大的志向？
邬君梅：我当时是胡说八道，那时看国外的电影杂志动刊，因为我妈妈是电影厂的，看着看着，不知怎么就这样说了，我妈妈就笑了，你又出不了国，你还不是一个中国演员呢，我当时才初二初三。
记者：居然应验了。现在你可以算是闯荡好莱坞十几年的“前辈”了，在国际上也很有声望，但是我们知道华人影星要在好莱坞发展并不容易。
邬君梅：挫折总是有的，在美国时常要面试。在中国拍戏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是有点小名气，一直有剧本请我去演，没有说你来试试看，你能不能演，或者导演也会试很多演员，但不会说你来试试演演看。在美国，每次面试就好像是高考，或者跟戏剧学院面试一样，几百个人都等着，觉得自己特别像一个考生，但是即便你得满分，也未必能得到角色，人家可以因为你比男主角个儿高，不要你，理由各种各样，或者根本没有理由。然后，你永远是最后三个选择之一，然后这选择就去了另外两人身上，像这种一次两次三次的打击，会让你觉得自己特别的不重要，要不让你特别的坚强，要不就让你放弃。
记者：你曾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邬君梅：在去好莱坞的初级阶段，90年代初，我曾经一直在坚持和放弃当中游弋着。但是每次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总会有电影来找我，而且是不用试戏的，真的很奇怪。我一要去跟别人竞争了，我老觉得我是得不到这个角色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一谦虚了，其他导演就来找我拍戏了。
记者：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啊。
邬君梅：对，对，说得太对了。所以我积累了很长时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我妈妈说的是对的，你要保持一个学生的心态，你要有一个阿Q的精神。很多角色靠争取是争取不到的，但你要有积极的态度，拼死拼活争取没有太大意思。
记者：听说好莱坞对华人演员多少带有些偏见，华人演员只能演特定角色，例如穷人或什么的。前一阵，周润发在《加勒比海盗3》中饰演的海盗造型也被疑有辱华之嫌。
邬君梅：我觉得，我特别不喜欢这种上纲上线的辱啊什么的，你要说哪儿最没有辱华倾向，那就是美国了。美国是一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都是移民过去的，都有一个梦想，大家都是少数民族，没有什么辱华的。黑人和黄种人是比较少的，少过白人，这是肯定的，所以可能主流的东西白人比较多。中国观众的想法很多，我觉得看电影，不要老是批评，尖刻得很……咦，你长得很像章子怡啊，越看越像。
记者：是吗（很惊讶）？没有人这样说过。章子怡也在好莱坞发展，你跟她私下有交流吗？
邬君梅：在一些场合碰到过她，但是我跟章子怡没有私交，因为没有合作过，很早以前我就看着她成长，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很得体，非常有礼貌，至少对我和我先生非常有礼节，她会主动打招呼，出名前这样，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现在长得越来越好看，我很喜欢她。
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人演员奔去好莱坞发展，甚至出现“坞漂族”，但是真的能站稳脚跟的寥寥无几，你认为要成为好莱坞国际影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邬君梅：首先英语要很好，不能有交流上的差异，光有天分运气，很难说，每一个演员的路都不一样，如果能去好莱坞发展很好，但中国演员不是非得去好莱坞发展的。每一个人心态目的不一样，我当时没有什么明确长远的计划，这是我的命运，打算了计划了，你也不可能做到。所以我觉得做演员的话，如果你想要去找一份这样的经历，那可以去，你一定想要到那得到什么，你求老天爷吧（笑）。
导演眼中的邬君梅
记者：你是世界闻名的艺术电影大师彼得・格林威头一位重复使用的演员，是否是你的气质特别适合他片中的角色？
邬君梅：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演员，他说，我是一个让他老是吃惊，让他有惊喜的演员，而且不仅仅是好的吃惊，坏的吃惊我也老是给他（笑）。
记者：会激发他某种灵感。
邬君梅：对。
记者：有没有什么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邬君梅：比如说《枕边禁书》，有我一个裹着躺在圆浴缸里的镜头，是整部电影最好看的、重复使用的镜头。那个镜头原来是不在剧本里的，也不是导演要拍的。只是拍戏的时候，我老看见有一个浴缸，放在那里，作为一个布景、道具。有一天拍完戏了，大家都走了，灯光也撤了，片厂就我一个人。我那天拍完了戏觉得很累很累，筋疲力尽。拍那部戏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是戏，而那时我又刚刚订婚，不知道这戏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很紧张很恍惚。一个人在卢森堡拍了三个多月的戏，很冷，三个月都在咳嗽，我觉得自己非常得空，我就不知不觉地钻进浴缸里，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特别像女性的子宫，我在那里觉得很安全很孤独。我很想休息一会，躺着躺着，嘣，看到一个头，那是导演，他说，你别动，你别动，他把摄影全叫回来了，导演就把这一幕拍下来了，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镜头。我看了以后，也很喜欢，那时我的状态，我的神，永恒地留下来了。
记者：拍《红美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惊喜？
邬君梅：《红美丽》中的旗袍找了很久，一开始定的不是旗袍，我们的服装设计师做了很多很多款，花了很多的资金，导演都说这不是我要的，但是他又说不出他想要什么。你知道三个多月啊，我们就一直找服装，从来都没跟别人说过，找得急死了。忽然有一天我对导演说，咱们去新天地看看，因为新天地是上海的一个象征，红美丽也拍得像中国电影的新天地一样，中西合璧的那种，然后让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能接受并喜爱，这是《红美丽》的一个宗旨和愿望。那天冥冥之中，跑到了新天地，然后跑到“上海滩”面前，就在橱窗里看到了那件红旗袍，我跟导演眼神一对，心里明白就是它了，拿了一件，改都不用改，就像为我特做的一样，感觉也来了，你说这个太奇妙了吧。上海旗袍是很西式的，红得又特别正，又是丝绸的，那是老公送给妻子的最好的礼物，离生活挺远的东西，平时不大会买，那才是珍贵的礼物。所以片中有观众觉得你怎么穿着那红旗袍杀人，他没有理解这旗袍对于朱美丽的意义。
记者：国外导演对中国女性有没有一种特定的印象？
邬君梅：他们对中国女性有很多想象的东西，很神秘的，话不多，很温柔的，但是真正跟中国女性接触后，会发现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记者：看到不少媒体评价你的长相很符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你曾被美国《人物》杂志评选为“世界最漂亮美丽的50个人物”之一。你认为你能PK掉世界上那么多的美女，成为这50人之一的最大优势在哪？
邬君梅：我猜想那是我的综合分比较高，因为你看他们很少选择很单纯的模特，我觉得美国的媒体有一个好处，他们分得是蛮清楚的，娱乐是娱乐，绯闻是绯闻，专业是专业，当一些权威的杂志给你一些高的评价的时候，是看综合分的。他们觉得你有自己的个性，你就是你，你跟别人不同，但是你又是真实的，人家就会认可你，那么就会赞美你。
其实戏红人也红
记者：有人帮你总结出你拍电影的一个规律：“戏红人不红”，你怎么认为的呢？
邬君梅：那是我妈妈说的，我妈妈特别怕我红，我妈妈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所以她就不断地对记者说，啊呀，她不红，戏红戏红，不知道哪个媒体就开始说我戏红人不红。其实妈妈特别希望我是一个谦虚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是戏红人也挺红的，红遍全世界，你干嘛还那么谦虚（很自信地笑）。他们那年代的演员觉得自己好好演戏就够了，宣传什么最好一个都看不见，然后默默地工作。
记者：现在她理解了吗？
邬君梅：就是今天早上说的。这是她的教育。以前我在外面从来不参加什么记者招待会的，我以前特别低调，就是妈妈影响的，现在开始叛逆（笑）。真的，妈妈说自己有什么可说自己的。
记者：你现在这么成功，与你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邬君梅：对。就像你刚才这句话，你那么成功，妈妈会说你成功什么啊，让我不要骄傲。
记者：听说你先生在工作上对你非常不客气。
邬君梅：奥斯卡在生活上也对我很不客气（笑）。他不懂得客气，他老是觉得中国人的客气啊、给面子啊是很虚伪的。但是他后来知道客气、给面子，是中国文化里必须的东西。他会说“谢谢你，不用客气。”他自己全说了（笑）。我说“不要客气”是人家说的。他进别人房间就说“欢迎光临”，自个儿先说（笑）。他觉得有的时候我对他有点过分，就会说，唉，面子面子。
记者：不过，我觉得亲近的人之间不应该有太多的客气，不然就见外了啊。
邬君梅：对啊，所以我对他特别不客气，他对我也一样，他说我对我妈妈和对他最没耐心，可能是这样。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的话跟他说了，因为我俩最亲近，所以我可以对你不客气（笑）。
记者：那么你们在拍《红美丽》时是如何协作的呢？若有不同的意见，怎么处理？
邬君梅：工作中，意见不同的话，我们都不会客气。几乎每天我都跟他小吵十次、大吵三次，今年好一点，频率稍微少一点。
记者：不影响感情吗？
邬君梅：越吵越好。
记者：因为中西文化不同？
邬君梅：没有，我跟他这方面的不同真的不存在，是很具体性的东西。我的观念西化了，他的观点很多也中国化了。他现在对中国的理解比十多年前来这里，真的是进步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他会跟我说，这是中国人的做法。
记者：哪些事情？
邬君梅：那就不能说了。他现在经常会帮我分析人物关系，事情处理。他说他站得远，反而看得清。他跟我吵架的时候，我有时就憋着不说，这个时候上海女人的特点就出来了，一开始特别作，憋着，冷战，我让你去猜我哪儿不舒服了。这时他就会很激动，脸涨得通红，他说，不要给我玩你们中国人的一套，他说我吵架的时候，是说话最最高明，最最冷酷，最最恶毒的时候，他说：“我都可以把它们写下来做教科书。”（笑）
记者：听说因为《红美丽》这个片子，你们的婚姻曾亮起红灯？
邬君梅：那时他常常威胁我的话是，要不我们的婚姻也考虑一下。婚姻考虑一下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还要一起共事了，而不是真的要离婚了。但是他说这样的话，我还是会大怒，大发雷霆。最后双方妥协，每一件事情都是不一样的结果，没有说是谁绝对听谁的。
电影院应该像一个饭馆
记者：你在前不久的媒体见面会上说，《红美丽》的国内市场占全球整个市场很小的比例，这种“外热内冷”的现象，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
邬君梅：全球市场分欧洲，北美，东南亚等等，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比例是很少的，全世界估价是这样的。你知道在华纳的市场回收表上，中国市场占的是什么百分数吗？千分之二！那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个数字啊！中国市场我们以前没有开放过，而且中国市场的票房数都是不公开的，在世界上不公开，没有交易的数字，大家对这个也不太关心，就算美国大片赚了多少多少钱，人家也对其含金量有一些怀疑态度，所以这个数字还是不那么准确的。
记者：《红美丽》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一个上海女人的电影，你把片子带回家乡放映，观众的反响与预期有差距吗？
邬君梅：《红美丽》不是个上海女人的故事，是一个“特殊”女人内疚的故事。取在上海拍摄是因为我个人的情结。国内上映后观众的反应和想象的没有什么差距，有些观众非常喜欢，有些观众非常不喜欢，什么呀，不中不西的。但这本身就是电影的特点。只要观众有反应就正常了。赞扬的、批评的、鼓励的都正常。国内观众接受各种类型的电影是要有一定的过渡期的，不能永远带有中国思维“审判”任何电影。电影是想象的、虚拟的、娱乐的。《红美丽》不是我们拍的一个最上乘的作品，但作为第一部独立制片合拍电影，我对作品很骄傲，对自己的演出和制片能力都很骄傲。
记者：五月《红美丽》放映期间，你曾在永华电影城举行签名售票会，借此机会呼吁大家支持华语片……
邬君梅：很多大学生都想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都是加勒比海盗什么，他们不要看那样的电影，他们希望看一些传统一点的有思考性的电影。我觉得电影院应该像一个饭馆，有很多的菜可点，不应该只有蛋炒饭和炒面，其实每个菜都有一些对口的吃客。
记者：那么你的呼吁起到一定的效果了吗？
邬君梅：我后来做完就走了，我不知道自己的呼吁能带来怎样的影响，至少有一定的影响吧。影院不单单是对《红美丽》一部片子，华语电影片也都有类似遭遇，这个不健康，至少没有帮助到我们华语电影的成长。我希望更多的电影人能在一起讨论出一些实际可行的方案。
记者：你这样说，让人感觉还是处于一个很被动的状态，只能发发呼吁，没有一些实质性改变。
邬君梅：这个事情不能靠我，我会一直这样呼吁，但是靠我一个人呼吁是没有用的，我呼吁了，贾樟柯呼吁了，更多导演站出来呼吁了，政府出来有一些行为了，才有希望。具体我不知道是哪个渠道，但我昨天听说上海的艺术院线成立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记者：你现在爱情事业都很顺利，还缺什么吗？
邬君梅：缺孩子（脱口而出）。
记者：有这样的计划吗？
邬君梅：有。我所有的女朋友的孩子，我其实都很喜欢，昨天我看见陈冲带着两个孩子，后来我对陈冲说，这就是一幅美满的家庭蓝图。
记者：听说除《红美丽》之外，你还想参与制作关于上海的一系列影片，能说说你未来的设想吗？
邬君梅：接下来的计划是拍《蓝竹行动》，在前期准备阶段，明年开拍。
记者：好的。期待你的新片。谢谢！
邬君梅：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