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取《蛙》声一片

“之前,我总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我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我把自己当罪人写。”

有人在QQ签名上感叹到:80后最老的那个已经30岁了。

80后算是一个集体名词,是那些国际社会学家们在讨论社会发展一代时通用的称呼,也可以说,80后指的是国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所出生的一代人(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无论是70后、90后,还是00后,都是随着“80后”之后才生发的。

80后是计划生育的一代,计划生育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项关于生育的法律政策,那时计划生育四个字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相关单位印在独生子女证上,刷在村口直到村中的每一道墙上。今天被莫言一腔热血地写在了自己的新书《蛙》上。

小说《蛙》描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她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但姑姑毫不动摇。最后步入中年的“姑姑”和专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被莫言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

中国计划生育史是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不过莫言并不想把小说卷入到这些纷争中,他自己也坦言,写作归根到底是写人,表现人。“写《蛙》的时候我变得很谦卑。之前,我总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我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我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这样一个开端,作家就得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大概是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他的每一部小说,从《红高粱家族》、《生蹼的祖先们》、《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到如今的《蛙》,都是取材自己的家乡,在他之前善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当中,高密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被莫言一次次狂放地追问。

那些大篇幅的景致中,肆无忌惮的通感与混乱的色彩交叉触目,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渲染。而《蛙》则有着难得的平实与轻松笔调,这和莫言自己童年时期的记忆有关。“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从一个真实人物渐渐地发展过来的。姑姑也是这样,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而《蛙》中的蝌蚪是不是莫言?

他的回答如小说一般豪放:“确实有我自己的影子。正因为我考虑到我个人的发展、前途,我要在部队当更大的军官,我要追随更辉煌的前景,所以我没有再要第二胎,没有再要一个孩子。当我年过半百的时候,反思起那段经历,感觉到自己还是有罪的。”

莫言长篇小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泥沙俱下的,但他说“我也不是一拿起笔就像野骡子撒欢一样,也可以收敛着写。我当然喜欢那种狂欢化的语言,太过瘾了,可以一日万言。”说起民间口头语言,莫言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农村有很多文盲,但是口才极好,说话非常生动。他也曾特别梦想长大了到集市上说书去。家里人骂他“热锅里炒屁”,意思是说话太多。

你看他看似无节制的语言狂欢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些小小的机巧构思。比如对小说文体探索。在《檀香刑》中,莫言引入了高密东北乡的茂腔,还引入了分角色叙述的方法,在《蛙》中,莫言用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其原型或许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信,引出了五段小说。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部戏剧。信件、小说、剧本各个部分的“互文”,增强了小说的张力。而“蛙”和“娃”这二字的纠缠,也构成了整部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内核。小说的结尾部分的九幕剧《蛙》更为出彩,它不但再现了小说中人物的悲惨遭遇,而且让他们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又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派出所,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剧中的民国公堂,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既控诉了不择手段的当代物质崇拜,也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的30年,也是改革开放的30年,在这30年中,我国少生了4亿人。30年与4亿,是稻花香还是蛙声片片?一部文学作品并无法缩影这复杂万象,而那种把自己当做罪人,扣问内心的假假真真的坚韧,是莫言作品带给无论是80后、90后还是60、70后的最大冲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