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闻传播伦理研究述评

新闻伦理着眼于新闻媒体所囊括一切主体的道德现象，既包括新闻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行为规范，也包括新闻媒介社会道德功能的承担和实现。概览2009年的国内新闻伦理研究，围绕原理性的探讨相对较少，主要研究层面集中于对新闻伦理的困境、冲突、道德两难、失范表象及其相应的归因与对策等方面。一些文章对新闻伦理的建构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观点，并以突破性的解读以及跨学科范畴的反思体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的特点。

原理研究

2009年专门针对新闻伦理原理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这一领域依旧具有值得探讨的空间。涉及这方面的文章主要在新闻伦理概念的辨析、新闻伦理基础的解读等层面展开论述。

有研究者撰文对“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两个概念予以区分，从理论与现象、社会与个人、整体与部分三个角度分别阐释“伦理”与“道德”所指向与归属的不同范畴。有研究者从文化视域的角度解析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传媒的伦理基础是诚信。有文章以社会价值衡量标准为视角论述对传媒伦理的认识，指出社会多方因素、媒介市场、媒介自身以及媒介法治各自与传媒伦理的关系应该成为认识传媒伦理的几个角度。此外，还有文章从应用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传媒伦理的概念、问题、原则与建设进行了探讨与梳理。

如前所述，相对于新闻伦理学的早期研究阶段，单纯对新闻伦理的内涵、外延、定义、特点等原理性问题进行专题论述和建构的文章已经相对较少，新闻伦理学的研究阶段似乎已经进入到现象性、规范性等更为具体的应用层面。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当前依旧存在的概念混用，内涵挖掘不充分，研究视角有所偏倚等现象，关于新闻伦理的原理性探讨和原理性建构研究依旧存在着较大的必要与空间。特别是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保军教授陆续系统地提出新闻道德理论框架，其中对新闻道德的基本结构及要素、新闻道德评价的主客体构成及关系模式等问题分别做了详细的梳理和建构，这些都对新闻伦理原理性研究的进一步夯实与突破不无启发。实际上，在新闻伦理其他层面的研究中，也有研究者指出不少伦理困境的产生多少源于学科及理论建设的相对滞后，而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应当对新闻伦理的原理性研究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失范与困境、归因与对策研究

新闻伦理的失范与困境是促发新闻伦理研究的直接动力，尽管任何研究的落脚点都是解决问题而并非仅仅提出问题，但针对存在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深刻解读同样是寻求有效答案的关键前提。2009年有不少文章对新闻伦理的困境、冲突、道德两难、失范表象等问题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剖析与思考，同时也提供了解决伦理困境的不同研究思路与观察路径。

有研究者从新闻求真的角度揭示伦理困境，认为符号迷障、机制壁垒和受众误解造成了新闻求真的三重门，同时也带来了新闻人在求真过程中遭遇的困境。还有研究者从社会转型、体制改革的背景人手，将新闻伦理的困境归因于媒体属性的二元构成，即工具属性与产业属性的并立。研究者郑根成从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人手，认为正是社会责任论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困境，才导致了媒介从业人员如何负责与向谁负责这两个伦理问题缺乏明确的理论支持。还有文章则从新闻传播活动的价值选择人手，认为新闻传播的实质就是价值选择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种选择使媒体和传播者时时处于一种道德冲突的境遇。而同样从新闻选择视角人手捕捉伦理困境的，还有一篇以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文中据此论述了记者在新闻选择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种种现实困境与道德压力。

有研究者对新闻媒体的伦理失范进行分类，认为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大体可分为记者的个体失范与经济利益诱引下传媒的集体失范两大类。不仅如此，还有文章专门针对新闻伦理的具体失范现象进行论述，总结出五点媒体机构失范的表现形式以及媒体失范的几大危害。

同时，不少研究者分别针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特定现象对伦理失范进行阐述。

有学者对新闻娱乐化现象进行伦理缺陷方面的揭示，包括影响良好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造成审美观的异化、失去应有人文关怀、淡化媒体社会责任、消解创新的道德基础等。还有学者对传媒传播实践中体现出的女性偏见进行了伦理视角的批判。有作者从“祛魅”的角度。谈到了政治新闻对“真”的迷失。精英新闻对“善”的旁落，以及大众新闻之“美”的困顿这三点电视新闻伦理的缺失。表现出独特的解读视角。有文章还对手机电视媒体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罗列，包括手机偷拍、侵犯版权、病毒传播等几个方面，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与针对新闻伦理失范、困境的多视角揭示相对应的是，在归因与对策的研究中，同样体现出了不同立足点的多元化阐释。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指针对已经发生的带有问题性、启发性、典型性等特点的实例进行具体分析与理性解读的研究方法。它通常能通过对某些特定事件的直观考察归纳推理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2009年新闻伦理的案例研究主要涉及“跳桥秀”报道、以汶川地震为代表的突发性灾难报道、孟买袭击事件报道、“假老虎”事件报道、甲流疫情报道、扶贫济困报道等问题。

2008年11月底，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有研究者以此事件为例探讨了电视新闻现场直播中媒体需要正确面对的几个伦理抉择，包括直播权利与社会责任的抉择，直播时效与报道准确度的抉择，以及直播场景与人文关怀的抉择。针对2008年发生的“假老虎”事件，有文章据此提出对虚假新闻这一传播失范现象的伦理反思。而针对2009年的甲流疫情报道，有文章对其中出现的滥用隐私权、报道过度简化与过度夸张等新闻伦理问题提出批评。还有文章以北京电视台《真情互动》栏目为例，提出媒体应当更多地关注普通家庭的苦难，从而自觉参与现代伦理关怀体系的建构。

除以上着眼于单个案例的研究视角外，有研究者对新闻活动中普遍出现的“添乱”、“偏见”、“虚假”、“越界”等伦理问题及其相应的事件报道进行了并列分析，并依此提出加强新闻伦理建设，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还有文章借鉴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SPJ)所提供的六个经典案例，对中西方新闻伦理的问题进行了横向比较。

规范与建构研究

对于如何建构规范合理的新闻伦理，不同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针对灾难性新闻报道，刘海明从新闻采访的角度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伦理原则，分别是善的原则、正当原则、秩序原则、情感原则以及效用原则。同时他认为，只有实现人伦规范的伦理框架、权利规范的伦理框架、采访程序的伦理框架、利益规范的伦理框架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建构才能保证伦理原则的有效落实。宁燕则从灾

难新闻中的传播主体与传播行为两方面入手，对其所应承担的伦理规范进行了阐释。同时，该作者还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将责任伦理引入对灾难性新闻的分析中，从社会责任、职业责任和自然责任这三方面对现代媒体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应承担的职责进行了论述。

此外，有研究者在文章中指出，大众传播者的伦理责任是由大众传播者的功能决定的，它包括大众传播者在信息搜集上的责任意识、在信息筛选上的取向标准、在信息上的伦理责任，以及信息反馈调查时的客观公正这四个方面。该作者还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对大众传媒伦理的建构提出了应从大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受众这三方面人手的建议，并对这三点分别进行了阐释。

还有文章认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闻伦理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建设：第一，敢于坚持真理，揭示真相，树立媒体公信力；第二，真实、独立、客观的报道；第三，承担社会责任，明确法律界限，保护被报道者的权利。

还有文章专门对美国第一次报刊大众化浪潮中的新闻伦理观进行了梳理阐述，认为独立精神是其核心内容，崇尚独立精神是政党报纸和廉价报纸的重要区别之一，这也正是一些报业先驱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模糊的新闻伦理意识。

结语

新闻伦理学属于新闻学与应用伦理学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它所关涉的领域又往往超出新闻学或伦理学的范畴。对于新闻伦理形成的实质、建立盼基础、内在的结构、影响的要素等一系列问题的探求，多学科的着眼与多视角的解读才能够得出形象更为立体、层次更为丰富的新闻伦理图像，这在2009年新闻伦理学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其中多学科的着眼主要表现在新闻伦理的失范与困境、归因与对策研究这个部分，而多视角的解读则在新闻伦理的规范与建构研究层面表现较为明显。

然而，综观全年的新闻伦理研究成果，也不难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从哲学、伦理学研究路径对新闻伦理进行根基性理论探讨的文章还比较少。事实上，许多新闻伦理困境与冲突的存在并不是源于某种技术层面的原因，也不是仅仅通过外在调整就能够解决的，而恰恰是因为其缺乏内在价值尺度、合法性依据或者合理性依据，才会使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着种种悖论和两难。因此，无论是对新闻伦理具体失范或困境的剖析与追问，还是对新闻伦理整体理论建构的规范与反思，都急需哲学、伦理学层面的考究，否则很多研究只能流于泛泛，既不能直指问题的症结、道明问题的关键，也无法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实际解决效用。而这些方面。从现有研究的偏向与成果来看，整体亟待提高。其次，不少研究呈现出就新闻伦理论新闻伦理的单向度研究模式。而以整个社会生态为背景，从宏观上的社会道德、文化传统与微观上的人性等方面探求新闻媒体与社会互动，以及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文章还不多见。其实，任何学术研究归根结底都应体现出一种对于社会规律的认识以及以人为本的关怀。因此，对既源于社会伦理又组成社会伦理的新闻伦理而言，社会学视野的观照与探求无疑是重要且必要的，它将为新闻伦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开拓提供有力支持。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