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民国范儿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民国范儿”的话题在多家媒体和网站受到热议。在我看来，面对“民国范儿”之类的模糊概念，最为科学也最为恰当的应对态度，是蔡元培在1935年写给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地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蔡元培的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他在担任校长期间赋予北京大学的北大精神：“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表现在做人方面，就是他1916年在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所表述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文明态度：“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才称得上是“民国范儿”的最高境界。借用吴稚晖1913年在《可以止矣》一文中公开提名蔡元培为总统候选人的话说，蔡元培的个人品质和精神面貌，可以用“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十二个字来加以概括。像这样的个人品质和精神面貌，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学的“旧道德”，也体现着西方社会更加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新道德”。

与蔡元培的“民国范儿”异曲同工、相提并论的，还有陈寅恪1929年夏天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35年，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一文中，把他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直接追溯到蔡元培和杜威身上。用他的话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自己的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自己的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比起蔡元培、胡适、吴稚晖、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所展现的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民国范儿”，民国社会中更加常见的是鲁迅笔下所描绘的阿Q式的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奴性思维及其精神胜利法，以及曹禺剧目中所描绘的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为原动力和内驱力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文化密码和行为模式。怕的是，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所展现的具备普世性价值的“民国范儿”，变成了文化禁忌和思想罪恶。被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连同被曹禺天谴诅咒的秉承着“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反面人物，反而成为被鼓励和被重用的对象。

就我个人而言，师长辈的袁伟时、资中筠等人，近几年来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并不逊色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前辈大师的一种“民国范儿”，或者说是既展现出普世性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意思自治、自由自主的主体个性，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之类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优良品质的一种精神面貌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