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祖国,中国是故乡

二战后,数以千计的日本孤儿被遗弃在中国,对于与苦难纠缠半个多世纪的他们而言,身份成为他们一生的惶惑

“我来接你们了,大家跟我进去吧。” 在中南海紫光阁外,国务院总理早已等候在那里。这让第一个从大巴车上走下来的池田澄江倍感意外,瞬间老泪纵横,对她及她身后几十名老人而言,这种亲近感觉已经暌别多年。

这是11月11日,由50余名老人组成的日本遗孤访问团到中南海做客。访问团成员平均年龄近70岁,最小的也有65岁,全部说着口音不一的东北话,如果不特别说明,人们不会想到他们的国籍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老人们的确切身份,是二战结束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他们被中国养父母抚育成人,又陆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自己的祖国寻亲。中国和日本,在这些老人的生命中,注定成为不断纠葛又无法厘清的两块故土。

“我们一直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生活,我们的生命轨迹被历史所规划,这么多年无法找到精神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接见,算是对我们身份的一个最终认定吧,我觉得这样很圆满。”中国名字叫做张喜玲的中井玲子说。

避难中成孤儿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居住在东北土地上的160多万日本侨民开始紧急撤离。侨民以军政人员、工商人士和开拓团民为主,而开拓团民又以老弱妇孺居多。当时日本关东军已战败,日本政府放弃了对这些移民中国的本国公民的保护义务,百万逃难大军拖家带口,昼伏夜出,从东北内陆地区向沿海港口城市跋涉。这段惨烈行程,我们可以从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里得以管窥:出发时160多万人,最终到达目的港口时,遗落了17万人,“每天出发时,逃难的队伍都比前一天短一些,但人们都不去打听。”

迁徙的过程漫长又艰辛,从1945年8月到1946年2月,历时整整半年,包括东北那令人恐惧的严冬。如今,这个过程在遗孤们的口中,被称作“避难”。

1945年,池田澄江才一岁多一点,避难开始后,母亲带走了两个大一些的女儿,被迫放弃了有可能挨不过一路饥寒的池田。回到日本后,她从两个姐姐口中重温了这段艰辛:在逃难路上,母亲每见到一个中国人就求他们收留我,走了很久,直到碰见一个姓李的木匠,他看我母亲实在太可怜,说他有一个朋友没有孩子,答应我妈妈会把我安置好。分别时,妈妈和姐姐们刻意记下了李木匠的住址,希望有一天可以回来找我。不久,李木匠把我送给了一户没有子女的徐姓夫妻,我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徐明。

当时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家庭,主要有两类:自己没孩子的年轻夫妇,有孩子但渴望得到一个男孩的家庭。如今居住在日本鹿儿岛的鬼建一郎今年已经69岁。1945年8月,5岁的他同母亲及两个弟弟一起逃难,“最初我们还有汽车坐,行李堆在车上,后来遇见了苏联人,他们缴了车,我们就徒步跑。不久,我那还不到两岁的小弟弟病死了,我母亲带着我们哥俩四处讨饭,到第二年2月份,母亲也病故了。我那时已经记事,知道自己被一户中国人家收养,他们有女儿,没有儿子。我不知道我弟弟的下落,也许被收养了,但更多可能是死了。”

1983年鬼建一郎联系到在日本的生父,但并未马上着手回国,直到三年之后他的养父母相继去世,他才回到日本。鬼建一郎现在是鹿儿岛县中国归国者团结会会长,他还向记者介绍了曾被中共高级将领肖平将军收养的日本孤儿坂井幸子,“坂井住在我的邻市,我们常常碰面。当年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人之中,有普通老百姓,也有中共的高级军官。那时战争刚刚结束,人们还未至遗忘历史的地步,之所以有这么多家庭愿意收养日本小孩,真要追究原因的话……善良呗,他们真的善良。”

遗孤们的差别青春

小说里,严歌苓这样形容日本孤儿多鹤,“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乌黑厚重,细脸皮儿洁白光滑,不论在中国的前半生,还是在日本的后半生,这位孤儿都过得贫苦困顿。这也是访问团里这些古稀老人的写照,他们脸上有着相似的笑容,外表精细打扮过,也许皱纹或深或浅,但皮肤洁白有致。在日本,他们中的有些人,常常会为了省下几百日元的公车费用,而选择走上几公里的路。

“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并不被当作中国人看。一同工作的同事,别人一天工资一毛五,我一天只有一毛二。人家入团入党,我想我也不差啊,怎么这样的好事儿都轮不到我?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去看看你的档案,我偷出自己的档案一看,上面写着:日本侨民。”职业为中学老师的中井玲子,直到25岁才知道自己的真正出身,秘密保持得这样完好,养父母可谓煞费苦心。“有过痛恨或抱怨吗?也没有,只是觉得原来如此,是自己命不好,有一双日本爹妈。”她说。

小时候每回看完电影《地道战》,大家都会喊“打倒小鬼子”。有一次不知谁说一句,“那个徐明不就是小鬼子吗?”然后斗争矛头就转向了池田澄江,她吓得大哭,躲在桌子下面不肯露头,直到班主任老师把她拉出来,轻描淡写地化解了这个事件:“哪来的小鬼子?大家都是同学,瞎说什么呐你们!”

遗孤们青少年时代的类似遭遇,恰好赶上“三反五反”和“”这样更为激烈的政治运动,整个民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些日本小侨民身份带来的麻烦,反而忽略不计了。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寻亲活动首先由两国民间团体展开,中日友好协会、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为双方信息的交流提供中转平台。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寻亲活动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那时候是瞒着丈夫孩子写信的,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后,还是想看看自己亲生父母的样子。直到日本那边有了确切消息,才敢跟家人说。”中井玲子说。

跟中井玲子一样,很多日本遗孤开始了自己的寻亲尝试。他们大多临近不惑之年,简单的日语也不会讲,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却要再一次选择自己的人生,为了素未谋面的亲情,为了更好一点的生活,或仅仅是认祖归宗的精神安抚。

艰难寻亲路

这次回归的选择,对所有日本遗孤来说,甚至比童年时那场被遗弃的命运更加艰难、沉重,看不到希望。如今已是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的池田澄江,是1981年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日本的,之前她在《朝日新闻》上登载了一篇寻亲广告。此时,同样在寻找遗落中国的女儿的一位老人联系上了她,彼此数月通信后,老人确信池田就是自己的女儿,并提供了池田母子的返日担保。回到日本,政府要求确凿的DNA鉴定,但鉴定结果让人绝望:她们没有血缘关系。

此时的池田37岁,带着三个10岁上下的孩子,找不到亲人,不会日语,并且面临着日本政府的遣返。她写了七封遗书,分别寄给自己的养父母,留在中国的丈夫,几个好友,以及三个孩子。遗书写好了,她看着熟睡中的孩子,母亲的不忍最终让她挣扎着活了下去。

池田找到一名愿意帮助她的律师,开始了长达数月的申诉,要求恢复自己的日本公民身份。她是众多日本遗孤中,少有的被命运之神眷顾的一位。

拿到日本身份后的池田,开始为了生活奋力工作,“扫地、端盘子、洗碗都干过,语言不好,所以选择不多。后来觉得不能老这么干临时工,我又找到那个帮助过我的律师,拜托他给我找份正式工作。他的事务所是东京很大的一家,他先是让我在那儿帮忙。每天九点上班,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开水做好,等大家来上班。晚上呢,等大家走了我再把东西归置好,一切收拾妥当再走。时间长了,他们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我一直在这个事务所工作到现在,后来我也开始学习处理一些关于移民身份确认的法律事务,一直到前段时间退休。”

“我们这些人,日语并不好,跟当地人完全没法儿比。事务所这么大,年年招新人,都是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我只有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才能在这里站住脚。”池田在今年上半年刚刚做过心脏手术,接受采访的两小时里,屡次以手抚心,被问及是否还好时,她谦和地笑说不碍事,说接受访问是工作份内事,需认真对待。

与池田澄江比起来,更多的日本遗孤往往没有这么幸运。很多人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日本住了十几年,有的人只能听或说简单的日语,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退休之后,归国者社团设计了许多课程,他们仍然要学习语言,学习绘画,学盆栽或跳舞。

第一个生日

“在日本,有时候搭乘出租车,你一开口司机就会问,你是中国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我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在中国时别人说我们是日本人,回到日本别人又说我们是中国人。” 池田澄江说。不仅是她,对几乎所有归国的日本遗孤来说,这种遭遇都不陌生。

回归之后,生活富足许多,但精神上的创痛和归属,却不是短时间可以弥合和修复的。年近70岁的宫本美蓉子如今被帕金森病纠缠着,她不愿意回忆初回日本时的经历,只是叨念着“太苦了”。“我痛恨战争,痛恨政府的遗弃,所以才会打官司他们。”她说。

“但人不能一直让负面情绪占据自己的生活,过去的都是历史,多想无益,如何面对将来,过好现在的每一天,这个比较重要。”中井玲子同宫本美蓉子是要好的老姐妹,“我们现在常常旅游,亚欧都去。我也在读书,磨练文笔,学习技巧,有一天希望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有写作念头的不止一人,鹿儿岛的鬼建一郎也是其中一位,他已经写出14万字的稿件,正在联系出版社。

遗孤们在中国的配偶,后来陆陆续续也到日本生活。池田澄江这十多年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在日本已经没有亲人,或者亲人拒绝相认的遗孤们确认身份,获得公民资格。“我已经经手了1300多人,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跟律师们到不同的地方开宣传会”,介绍遗孤的情况,增加亲人们有可能相认的机会。

1994年12月4日,池田澄江在一家小馆子闲坐时,邂逅了素未谋面的亲生姐姐。闲聊中,池田在白纸上勾勒出曾收养自己的李木匠家的地址,而这个地址恰好残存在当时年仅八岁的姐姐脑海中。老姐妹双方都激动万分。但曾经认错一次父亲的池田,还是迅速冷静了下来,她们姐妹的DNA鉴定持续了足足17个月,鉴定结果出来了:血亲关系是99.999%。那年10月14号,得到正式家族身份的池田过了第一个生日,这一年她51岁,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犹豫,生日蜡烛用51支好,还是五支大的一支小的好,后来老姐姐做了决定:只插一根蜡烛,这是你在池田家过的第一个生日。

2007年4月访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时,用十分钟时间特意阐述了战后日本孤儿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总理的公开关注,给当时已持续四年陷入胶着的遗孤集体日本政府案带来了转机。“案件不算胜诉,但是政府作出了妥协性的和解”,池田澄江说,“我们通过和解获得了以前不曾享有的某些国民待遇,比如每人每月可以获得6.6万日元的国民养老金,免费医疗,政府免费提供住宅等等,我们非常感谢温总理。”

遗孤们回到祖国重新开始的每一步,都走得充满艰辛。每一点生活的馈赠,都是勉力付出与合理索取后的结果,包括这场持续了四年的诉日本政府案。历史和战争,除了为人类情感遗留了巨大悲怆之外,也辩证似的留出温情和善意的柔软种子。“日本是祖国,中国是故乡”,池田团长的这句话,或许能被看作遗孤访问团此次中国感恩之旅的恰当旁白。

你是中国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我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