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极理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一、经济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就平衡增长战略与非平衡增长战略展开激烈争论。针对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恶性贫困循环”理论为代表的平衡增长战略，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其后被布德维尔、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等加以丰富和发展。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佩鲁提出一个经济体不会同时出现经济平衡增长，通常会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个增长极是在一定时期起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济部门，它不是区位，而是领头产业或关键产业，这些产业的增长速度更快，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关联，吸纳更多的资本和知识，然后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增长，进而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可见，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偏重于产业增长极，比较强调增长极的正面关联带动效应而忽视了它可能导致抽空周边地区资源的负面效应。

（二）布德维尔的“区域增长极”理论

布德维尔继承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把产业增长极概念拓展到区域增长极。指出，由于外部经济和集聚效应，作为增长极的主导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在地理上集中，形成一个区域增长极。他认为增长极既是产业增长极，也是区域增长极，是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区域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是引导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地理“增长中心”，可以由市场自发形成，也可以由政府政策计划形成。并指出在区域发展初期，投资应当集中于这种增长中心，使增长由中心向周围地区扩散，最终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异。

（三）缪尔达尔“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缪尔达尔对增长极的运行机制做了补充，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强调区域之间的相互效应，还论述了政府在增长极理论应用中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循环积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核心地区更容易出现一种上升的循环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可能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必然会有一个地区差异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扩散效应”促成经济发展正反馈运动，“回波效应”则导致负反馈运动，“扩散效应”是指经济发达地区向周围地区进行经济技术扩散中所起的作用，而“回波效应”则指由于资本、人才外流以及贸易发展对周围地区产生的冲击。此外，缪尔达尔认为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促进具有累积优势地区的发展成为增长极，逐渐向落后地区扩散，带动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趋于平衡发展。

（四）赫希曼的增长极理论

赫希曼的增长极理论与缪尔达尔有许多相通之处，利用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但在对待政府发挥作用大小方面持相反观点。他通过“联系效应”来解释不平衡增长，认为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经济进步会首先出现在核心区，由核心区带动边缘区的发展。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在一国的社会经济中，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依存关系。赫希曼强调“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他指出，政府要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时，可以考虑选择联系效应比较大的产业优先发展，从而发挥较大的联系效应。他把发达地区的增长对落后地区的有利影响称为“涓滴效应”，不利影响称为“极化效应”。其“联系效应”对应着产业增长极范畴，而“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则对应于区域增长极的范畴。与缪尔达尔强调政府积极干预相反，赫希曼提出政府对增长极的发展应采取谨慎的干预，认为谨慎的政府干预是促进“涓滴效应”生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五）经济增长极理论的应用

增长极理论产生于理论争辩，时代趋势也进一步给予其应用的现实土壤，二战后成为很多国家战略规划的理论参照。纵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增长极理论应用于本国发展战略，其具体应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对行业进行规划，选择出合适的产业增长极，并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计划。典型的产业规划比较成功的国家有日本，日本在战后几十年，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实现了日本经济的起飞；（2）区域经济振兴计划，这主要是针对一些落后地区或者有比较资源优势的地区，进行特定地区发展规划，美国就利用增长极战略应对战后国家内部贫困地区发展的问题；（3）协调区域发展规划，从国家整体角度看待本国各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协调不同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如英国利用区域内的小城镇的经济数据衡量城市和腹地之间溢出效应程度，从而确定增长极来促进英国农村的发展；（4）国民经济整体布局——城市化战略。城市化进程是经济体由不发达向发达方向转变的必由之路，利用增长极理论，合理确定不同的城市增长极，缩小城城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具体到中国，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比较高，以上几种增长极理论的应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体现。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增长极理论的契合

2010年10月18日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站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的迫切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征可以归纳为：(1)战略导向性，体现了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引导，政府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同时也应受到相应的约束；（2）综合创新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只是要求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还追求商业模式的创新，甚至是体制的创新；（3）动态演化性，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限定的产业范围，会随着技术进步和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约束而选择不同产业，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会历经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产业演化过程；（4）多重联动性，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横向其他产业的关联带动，二是在产业内部，对于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联动，三是能够联接国内外市场，增进国际交往；（5）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市场需求、商业模式等都具有不确定性，没有确定的成长路径，发展空间和风险是并存的。

增长极理论的有关研究中，针对产业增长极的产业选择，尤其是关于推进型产业确立为增长极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相契合。国内学者提出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主要有：①技术创新能力，普遍的做法是主要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评价，在佩鲁的主导型产业概念中，内含着技术创新的要求；②产业关联度和协调作用，利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矩阵求出各产业的扩散能力和感应能力，赫希曼对于产业增长极的“联系效应”的分析就是产业关联度和协调作用的机理的理论化；④比较优势；⑤发展战略及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备受关注，需要政策支持。关于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路径，国内学者认为应分三个步骤进行产业增长极的选择：确定何种产业为推进型产业 确定推进型产业中的推进型公司的区位 根据推进型产业的区位确定增长极。推进型产业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反映产业现状及潜力的特征性变量、反映决策者价值取向的政策变量以及反映其他重要经济参数的参数变量，最终确定产业增长极。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与产业增长极选择有许多相通之处，增长极理论关于推进型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佩鲁关于产业增长极的主张，内含技术创新的要求，对应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特点。赫希曼对于产业增长极的“联系效应”的分析可应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重联动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政府作用的不同主张，引导着决策者对于战略的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因此，在对具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规划以及后续发展，经济增长极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三、经济增长极理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增长极理论对发展经济学以及研究产业关联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其理论应用的以上几个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体现。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谈到经济增长极理论，应当包含产业增长极、区域增长极、增长极的运行机制、政府作用等内容，运用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缩小区域经济不平衡、国民经济整体布局和国家或地区产业规划。增长极理论主张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区和产业，把他们培育成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而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来看，在很多方面，与经济增长极理论中的许多内容就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极理论大可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加以借鉴。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增长极”效应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是通过推进型企业和产业综合体通过技术创新活动以及生产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国务院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发展七大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从产业增长极的理论角度看，国务院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培育和发展的重点，就是要力图将这七大产业打造成七个产业增长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完全符合佩鲁所说的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有推动力的产业”，这些部门或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通过“扩散效应”和“联系效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区域增长极”效应

“有推动力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可视为有推动力的产业）的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了某些特殊效应：一个在区域上集中和增长的复杂产业极，将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一个区域内集中，将会形成有产业增长极推动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可以说，产业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是两位一体的，是个增长极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目前，除了国家层面出台了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各地方省市也都出台了各自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这正是既要打造产业增长极，又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结合各地方省市内外部条件，打造区域增长极，最终目标是要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定位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产业增长极理论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唯独在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还是审慎政策这个问题上，秉持完全不同的态度。缪氏认为要实现增长极的形成，逐渐向落后地区扩散，最后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趋于平衡发展的目标，政府应该发挥积极干预作用，有计划地推动增长极的形成。而赫希曼提出政府对增长极的发展应采取谨慎的干预，认为谨慎的政府干预是促进“涓滴效应”生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增长极自发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审慎态度，由市场更多发挥资源配置和优胜劣汰作用。实际上，这二者并不矛盾，涉及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层面，即政府如何定位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一是政策支持，一是市场竞争。政府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要认真研究，区别不同发展阶段和地区比较优势，进行积极或审慎的干预，前瞻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区域振兴初期，大多面临成本高、市场认知度低等特点，对其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个阶段，政府要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有计划地促进增长极或者地区增长极的形成。市场需求是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力量，只有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吸引各类资源，真正发展壮大，形成市场增长极。从这一点来说，政府要进行审慎干预，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可见，缪氏的观点适用于政策层面，而赫氏的看法更多是针对运行层面。

（四）预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

当前，各地方政府都在按照各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积极地上项目，更要预防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可能带来的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要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认识到负面效应的可能性。许多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导致资源、政策、资本、人才过分集中，可能会对周围地区和其他产业产生冲击，达不到“一个中心，多点开花”的预期。当前许多地方纷纷提出建立国际性大都市和各类产业基地的倾向，是值得商榷的，容易导致同质化竞争，也可能由于“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最终影响某个地区或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培育增长极的产业选择和地域选择上，要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考虑本地区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研究环境的软约束和硬约束，做出科学合理的产业和地区发展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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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小三（1982-），男，安徽宿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