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会回到理性源头

戾气在中国一些地方越来越重。

就“官”方面来说，暴戾已经成为某些公权力者的“本能”。一些“执法者”对民众说狠话，甚至打伤、打死人的事情不时出现于公共空间，为人所侧目。而一些权力机构，当自己的行为和民众的权益产生冲突时，忘记了政治伦理，潜意识就迷信暴力，使官民冲突不断。

很显然，用利益驱动、权力不受约束，或者个人素质和政治素养不高来解释这些公权力者的行为，虽然切中要害，但已不够充分。暴戾的背后，已经隐隐可以见到对“刁民”的一种恨。他们既恨“刁民”挡了自己的道，同时也知道“刁民”恨自己，因此表现出“加害者”的固有心理特征—以恨来防御受害者对自己的恨。

换言之，一些公权力者的戾气，已经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没有把它堵死的问题了。它还得到了社会心理机制的放大。

“民”方面的戾气在发生逻辑上和“官”的戾气一体两面。如果民众的权益受到侵害，而制度、法律层面的维权机制又不畅通，在博弈中处于绝对的弱势，他们往往会表现出两个极端，可以忍受就选择屈服，无法承受损害后果就诉诸“弱者的武器”，包括“非暴力不合作”，自杀，甚至被动主动地暴力反抗。而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他们无一例外地有怨恨。

这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它在现实中和网络上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具体的一些公权力者，而可能是抽象的公权力体系。就是说，在社会心理机制上，一些公权力者的滥权，在公信力的流失、民众的政治认同上，往往是让整个公权力体系来埋单。

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一些公权力者的“加害者心态”，以及一些被侵害民众的“受害者心态”，仅仅是戾气的两个基本方面，但它们会在各阶层、群体中蔓延，扩大。这两种心态所导致的社会后果，远不止于官民的心理对峙或冲突，而可能是整个社会的撕裂。

清楚的是，“加害者心态”几乎已经成为强势群体的固有心理特征，尤其是权力—资本的既得利益群体。而“受害者心态”，在弱者或自认为是弱者的人中，更具普遍性。

“加害者心态”使得阶层的固化难以遏制，似乎已经无法停下脚步。因为对于强势群体来说，要消除弱势群体的怨恨，只能是继续让自己更加占据一个优势的地位，让步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个非理性的悖论已经产生：只有通过让整个社会，也包括自己变得更不安全的手段，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安全。

同时，“受害者心态”也导致了本已固化的阶层结构进一步分裂，在不同阶层、群体间产生心理冲突、社会冲突。不仅是存在利益冲突的阶层，甚至仅仅是在不同的价值观群体、偏好群体之间，也几乎很难理性地对话，暴戾之气随处可见，道德底线更是一降再降，似乎已经难以进行社会整合。

毫无疑问，在社会空间中所弥漫的这种暴戾之气，其制度根源、社会和经济根源，只能是通过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户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来加以弱化、消除。但也应该看到，“加害者心态”和“受害者心态”，有可能会阻碍这些改革，或使它们打折扣。

就是说，它们可能会在既有路径上“自我锁定”。

具体表现是：一方面，特殊利益群体倾向于发挥自身的巨大影响力，迟滞改革，抗拒改革，拆解改革，或是异化改革，最终，使改革无法满足民众的预期，甚至没有多少作为或效果，落在了消除社会冲突的要求的后面。前段时间，《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不提公务员养老改革，以及最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称各地上报的保障房数量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国企和企业员工福利房组成，就是两个普通的例子。

而另一方面，由于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民众也倾向于锁定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以及行为模式。

这两种心态，及它们对制度、政策，以及官民互动模式等方面的影响，就像是一个相互刺激的正反馈系统，构成了中国社会往危险方向演化的“合力”。可以说，阻止它，涉及所有人的利益，也是基本的理性。

在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呼唤这种理性。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大家组成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一起生活，进行“社会合作”，不是为了“合作”不下去。而这，需要政府职能的归位，需要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智慧，也需要强者对自己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