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无增长奇迹

一年前，经济分析师无不为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前景欢欣鼓舞。与美国和欧洲的萎靡不振相反，人们预期新兴市场将维持金融危机之前10年来的强劲表现，并因此成为全球经济引擎。

比如，花旗集团经济学家大胆指出，经济环境从未如此有利于广泛、持续的增长，并预测全球产出将在2050年前保持快速增长，其中亚洲和非洲将起到引领作用。会计和咨询公司普华永道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印度和尼日利亚的人均GDP增长仍将稳稳超过4.5%。麦肯锡咨询公司则将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失败同义词的非洲比作“醒狮”。

如今，替代这些成为流行观点的是《经济学人》所谓的“大减速”。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最新的数据表明，这些国家的增长表现陷入了近年来最低迷的水平。乐观已经让位给了怀疑。

当然，正如将危机前10年的强劲增长过度外推是不合适的，我们也不必过多纠结于近期波动。尽管如此，有很强的理由认为，快速增长将在未来数十年里成为例外而不是常规现象。

为了探究原因，我们需要理解“增长奇迹”是怎样产生的。除了一小撮国家从自然资源禀赋中获益外，过去60年来，所有成功经济体的增长都要归功于工业化。如果说有件事被举世公认为东亚奇迹配方的话，那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当然还有中国大陆，均在将劳动力从农村（或非正规经济活动）导向有组织制造活动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更早期的成功经济赶超例子—如美国和德国—也是如此。

制造业让快速赶超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复制和实施外国生产技术相对容易，即使你是劣势重重的穷国。我的研究令人瞩目地显示，不论政治、制度和地理条件如何，制造业都能以约每年3%的速度填补技术前沿差距。结果，能够将农民导向工厂工人的国家能够收获巨大的增长红利。

当然，一些现代服务业活动也能产生类似的生产率趋同的效果。但大部分高生产率服务业要求多种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而发展中国家只能逐步积累这些条件。穷国可以很快在诸多制造领域与瑞典一较高下，但需要好几十年（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才能赶上瑞典的制度建设。

以印度为例，它给我们展示了在早期发展阶段依靠服务业而不是依靠工业的极限案例。印度在IT服务（如软件和呼叫中心）方面发展出了显著的优势。但大部分印度劳动力缺少进入这些部门必要的技能和教育水平。在东亚，低技能工人被招入城市工厂，赚取比务农高几倍的收入。在印度，他们仍留在田间地头，或去从事生产率并不能提高很多的初级服务。

因此，成功的长期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它需要工业化驱动，同时辅之以完善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建设以便在工业化达到极限后通过服务业驱动维持增长。没有工业化驱动，经济起飞就会变得极为困难。没有在人力资本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持续投入，增长注定要盛极而衰。

但这一久经考验的秘诀在如今变得不再有效了，这是因为制造技术和全球环境发生了变迁。首先，技术进步将制造业变得比过去更加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了，即使是对质量要求较低的制造业种类也是如此。因此，制造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变得更加有限了。下一代人无法想象工业化转型国家可以再如东亚国家那样将25%或以上劳动力导向制造业。

其次，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加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使得新来者难以为自己寻找空间。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但中国仍是所有计划进入制造业的国家最可怕的竞争对手。

此外，发达国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工业化政策采取宽容态度。快速增长的亚洲国家采取补贴、国产化比率要求（指要求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品中须含有一定数量或百分比的当地原材料、半成品或部件）、逆向工程（指通过对产品或系统的分析，进行仿制的过程）和货币贬值等非常规手段兼并西方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工业核心国的决策者们对此视而不见。核心国还保持本国市场的开放，听由东亚国家自由出口由此得来的制造品。

然而，如今，随着发达国家在高债务、低增长、失业和不平等种种重压下步履维艰，他们会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而这将压缩产业补贴的空间。中国的大幅货币贬值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即使是暗中实行的保护主义也将是政治上不可接受的。

制造业将仍是穷国的“自动扶梯产业”，但这个自动扶梯不再会快速移动，也不会走得那么高了。增长对人力资本、制度和治理持续改善的依赖将大大增强。而这意味着增长将变得更慢、更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