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控股权研究

摘要：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国有股比重应该怎样选择呢?本文通过引入我国银行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发现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影响着国有银行的产出、成本、目标函数以及国有银行与其他类型银行的边际替代率，并通过国有银行的利润与社会总福利相关联，通过国有银行的总收益影响着政府政策目标函数，并集中体现为对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选择的影响。当国有股份的比重取0或1两个端点值都无法使得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达到最大均衡值，最优的国有股份比重应来自于(0，1)的区间解。同时，模型还发现：随着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越大，国有银行经营决策受政府政策目标影响的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所承受的社会性负担也就越重。因此，为降低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的负面影响并最终解决国有银行的控股权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提高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与效益。

关键词：控股权；社会性负担；国有股份比重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038―07

一、引 言

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主流的观点认为，应该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但对于战略引资后的国有银行，国家是否仍具有控股权”，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决策层倾向于“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支付一定成本是必然的，但最终会获得更大的收益”的“成本收益说”和“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制度保障，不会乱引滥引”的“制度保障说”，但对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可能丧失控制权的怀疑始终在学界广泛存在。而这一问题，在2006年3月14日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成为焦点。尽管总理在谈及商业银行改革时，强调要坚持国家绝对控股、防范金融风险，但其内在的机理是什么呢?

国有银行为什么重要?它对社会的贡献主要在哪里?为什么要对国有银行实施战略引资?实施战略引资后的国有银行为什么又要坚持国家控股呢?战略引资后的国有银行应该选择怎样的国有控股比率才是最优的呢?这一国有控股比率是否和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有关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回顾国有银行的改革路径，我们不难发现国有银行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产值、利税还是就业方面都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而且这一贡献在新一轮的改革和转轨过程中仍将继续。国有银行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在另一方面却成了国有银行沉重的社会性负担，它使国有银行偏离了理性经济个体的轨道。当经济和社会稳定问题体现为社会的就业压力”时，政府的政策目标函数就不仅仅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它还包括社会的就业压力。此时，国有银行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就不能是简单的自身利润最大化，而应该是自身利润和政府政策目标函数权重之和的最大化。这里的权重就涉及到国有银行中国有控股的比率。因此，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就成了影响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国有控股比率选择的关键因素。

这里牵涉到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对社会就业压力的理解，另一个是对国有银行和其他类型银行之间区别的认识。对于社会就业压力问题，我们应该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角度来加以阐述。社会就业压力问题，它不仅仅涉及到工作岗位的解决，更主要的是在于与失业、就业有关的社会保险资金的补充以及相关部门在解决失业、安置就业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经济学考量。我国的社会就业压力有多大，并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但无论谁都无法否认，社会就业压力问题，这一在过去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才出现的概念，今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银行，就不能忽视社会就业压力问题，也就不能不考虑其对解决社会就业压力问题的贡献。当然，也有人说，国有银行正在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它并没有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反之，其他类型的银行，如一些发展中的股份制银行却在大量招人、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我们认为，这种把社会就业压力问题仅仅理解为安置工作岗位的想法，是非常粗浅而简单化的。国有银行是在精简机构、大量裁员，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国有银行为安置冗员的经济支付以及通过利润增长、并将利润转化为国家财政支付的方式来确实分担社会就业压力的努力。这些经济支持不正是从国有银行的利润而来吗?国有银行的目标函数中不应该含有社会就业压力这一因素吗?其次，其他类型银行，如一些发展中可能丧失控制权的怀疑始终在学界广泛存在。而这些股份制银行也在大量招人、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确实，在任何经济实体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对社会产生的溢出效应是多样的，这其中就包括解决就业，但这类银行却不存在着为社会分担就业压力的主观用意。国有银行与这类银行的本质差异就在于国有银行所具有的国家所有性质，它必然也必须分担社会的政策性负担。所以，陆磊老师和李世宏老师在其发表于《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的文章《中央－地方－国有银行－公众博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逻辑》中才会明确阐述，“政府对国有银行的行政性干预不可避免，国有银行的经营性损失和政策性损失难以区分”。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社会就业压力正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国有银行由于其天然具有的国有成份，决定了其必然为社会分担就业压力，这种分担不仅仅指就业岗位的提供，更多的是国有银行通过提高效益、增加利润的方式对社会就业的经济支持，而这在另一方面也成为国有银行必须背负的社会性负担，并通过影响战略引资后的国有银行内部国有股份与外资股份权重的方式，以及影响国有银行目标函数的方式来影响战略引资后的国有银行控股权。

下面，我们引入模型对此进行分析。

二、我国银行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就古诺模型在本文的适用性进行说明。

由于银行在我国的特许经营性质，银行的经营范围与数量受到严格的控制，即使在2印6年年底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银行业仍将是寡头竞争格局，但随着市场开放和银行竞争的加剧，国有银行之间垄断竞争的格局将被打破，其他类型银行由于其体制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在一些新兴的中间业务上，甚至一部分传统的信贷业务上，将逐步与国有银行成为竞争的两极。它们提供同质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趋同。这里，我们可以将国有银行和其他类型银行同一服务所占的市场份额或市场总量看成其各自的产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它们的产出、成本、利润函数。当然，我国银行业市场在信贷配给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具有特殊性，我国的银行业市场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其他产品市场，但我们认为，伴随着我国金融深化进程的必然是银行产品的市场定价和市场价格发现，市场必将发挥基础性作

用。因此，我们借鉴Zhang Anming和Zhang Yiming的方法(1996)建立我国银行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并将其运用于分析我国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国有股份比重的选择。一方面，战略引资后的国有银行在给定的国有股份比重下，与其他银行展开古诺竞争，以实现其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在国有银行保持恰当的国有股份比重下，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实现最大化。

(一)模型的基本设定

国有银行被视为经济的命脉、社会的支柱，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银行，国有银行要承担沉重的社会性负担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模型中，我们按照是否要背负一定的社会性负担将银行划分为两类。进一步的，为简化模型，我们将政府政策的考虑细分为社会总福利和社会就业压力两部分，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解决就业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国有银行对社会性负担的承受就体现在其目标函数中以国有股份的比重来兼顾政府目标函数。

1．将我国银行业市场简化为两类银行，即国有银行和其他类型银行，它们提供的银行服务具有同质性，彼此之间的产品可以完全替代；

2．国有银行和其他类型银行在完全信息下进行古诺竞争；

3．国有银行要背负一定的社会性负担，而其他类型银行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4．政府可通过增加就业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以α来表示社会就业压力的程度，0≤α≤1，α的值越大表明社会的就业压力越大，当然，这里的。可以是动态的内生变量；

5．政府的政策除了要考虑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也要考虑社会的就业压力，为简化模型，我们以国有银行总收益的α权重来表示社会就业压力，也就是国有银行总收益被政府根据社会就业压力的程度提取相应部分以维持社会稳定；

6．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在当前就表现为引进战略投资者，由于国有银行的股权暂不对国内民营资本开放，当前国有银行的股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外资股份和国有股份，以β表示国有股权的比重，0≤β≤1，β＝0表示国有银行被外资股份完全私有化，β＝1则表示国有银行仍然为完全的国家控股；

7．国有银行对社会性负担的兼顾，为简便起见，以政府的政策目标函数表示，并按照其国有股份的比重β来决定其兼顾程度，而(1―β)权重的外资股份并不需要为政府承担社会性负担；

8．国有银行的目标函数由国有银行自身的利润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两部分构成，权重分别为1―β和β，也就是(1―β)权重的外资股份只要求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β权重的国有股份却不得不兼顾社会性负担。

(二)模型的函数关系

基于上述的模型基本设定，我们有如下几个重要的函数关系式：

社会就业压力＝αx国有银行总收益，即国有银行总收益中的。部分用于分担社会就业压力；

政府目标函数：社会总福利+社会就业压力，即政府必须考虑通过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国有银行目标函数=(1―β)X国有银行利润+βX政府目标函数，即国有银行中β权重的国有股份必须兼顾政府目标函数，为政府分担社会就业压力，而(1―β)权重的外资股份只需考虑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进一步说，我们设定国有银行的产出(即市场份额或市场总量)为Q1，生产成本为C1(Q1)，利润政府的政策目标函数并没有取得最大均衡值。因此，政府出于维持社会稳定、实现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的国有控股，让国有银行承担相应的社会性负担，从而实现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最大均衡值。这同样说明了政策层坚持对战略引资后的国有银行保持一定程度的国有控股的必要。

三、结 语

通过对上述我国银行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的分析与推导，我们有以下三个立论：

立论一：国有银行背负着社会性负担，而且随着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所占比重越大，国有银行经营决策受政府政策目标影响的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所承受的社会性负担也就越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我国国有银行经营实践中，行政干预不可避免、国有银行政策性损失与经营性损失具有不可辨别性。

立论二：由于国有银行所背负着的社会性负担，在保持国有银行完全国家控股的情况下，并不能实现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因而，有必要改变国有银行旧有国家完全控股的局面而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革，这从理论上很好地支持了我国国有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实践。

立论三：正是因为国有银行背负着的社会性负担，战略引资后完全放弃国有银行的国家控股权，同样并不能实现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因而，有必要在当前引进战略投资者后的国有银行中保留一定程度的国家控股，这也为政策层面坚持战略引资后国有银行的国家控股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那么，目前国有银行在短期内仍然必须背负着社会性负担的前提下，应该如何选择最优的国有股份比重呢?显然，国有股份的比重取0或1两个端点值都不是最优的，最优的国有股份比重应来自于(0，1)的区间解。

我们从结论2．1、结论2．2、结论3．1和结论3．2可以发现，最优的国有股份比重值来自于β＝argmaxWE和β＝arg maxGE的联立，只有同时满足社会总福利和政府政策目标函数取得均衡最大值的β解才是最优的。

从实践上看，决策层要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国有银行的国家控股权取决于对国有银行与其他类型银行的生产成本、国有银行与其他类型银行的边际替代效应以及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社会就业压力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只有在权衡上述诸因素的情况下，恰当选择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的控股比例才能最大化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但正如我们在引言部分已经阐述的那样，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我们认为起核心作用的是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

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影响着国有银行的产出、成本和目标函数以及国有银行与其他类型银行的边际替代率，并通过国有银行的利润与社会总福利相关联，通过国有银行的总收益影响着政府政策目标函数，并集中体现为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的选择。因此，为降低国有银行社会性负担的影响，或者是降低直至取消国有银行所承受的社会性负担，而这在当前我国经济改革与转轨过程中并不具有可行性；或者是提高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与效益，通过做大做强国有银行解决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的负面影响，并最终解决国有银行的控股权问题，这应该就是决策层一直以来倡导国有银行战略引资的初衷。从实践上来看，国有银行从完全的国家控股模式，到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部分国家控股模式，直至最终的股权分散模式，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应该是国有银行经营效率和效益的逐步提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并最终实现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的最优选择。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表格、注解、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