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录音录像下自侦案件侦讯规则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要逐步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固定言辞证据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走向现代化，逐步迈进高精技术证据时代。2010年，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加速了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的步伐，拓展了同步录音录像适用的范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立法的形式对同步录音录像作出了制度化设计。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对自侦案件侦讯工作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自侦案件侦讯工作面临的机遇

同步录音录像不仅是规范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执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有力措施，更是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有效方法。

（一）同步录音录像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执法技能

同步录音录像将全部讯问活动置于监控之下，同时将办案的时间固化下来，极大地缩小了打法律时限“球”的空间，侦查人员要更加注意遵守法律时限，侦查指挥者要在更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如何以合法方式在规定时间内突破犯罪嫌疑人的防线成为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一个难题。一定意义而言，同步录音录像成为促进侦查人员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的动力。

（二）同步录音录像有利于保障人权

同步录音录像对于讯问人员构成一种有力的约束，使其讯问行为处在录音录像技术的监控之下，从而促使其自觉遵守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侦查讯问的规定，可以有效的防止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讯问手段的使用。因此，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促进自侦部门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和保障人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同步录音录像有利于全面固定证据、防止嫌疑人翻供

如我院办理的耿某、受贿案，耿某到案后仅作一次有罪供述，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指责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后经当庭出示同步录音录像，证实耿某并未受到刑讯逼供，最终因、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6年。

二、自侦案件侦讯工作面临的挑战

实践中对同步录音录像“全面、全部、全程”的理解和执行有一定争议，个别地方侦查人员“怕出丑”、“先审后录”、选择性录音录像等情况仍然存在。在贯彻执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中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使得“全面、全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推行陷入困境。

（一）现有司法资源的限制

同步录音录像的硬件及软件配置受到制约。硬件方面，各地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比较突出，技术设备配置不足，缺少专门的录制人员。此外，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在当前的办案模式下，要保持现有的办案规模和打击力度，“三全”要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侦查人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而且，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推行，无疑会从事实上强化嫌疑人沉默权。侦查机关将不得不动用大量的侦查力量去收集口供以外的证据来证实犯罪，致使侦心向初查倾斜，这势必会导致人力物力及办案经费等的大幅增长。

（二）技术侦查手段及侦查水平的限制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曾言，因为腐败是最难对付的犯罪，所以赋予这一新机构的权利即使不是最严厉的，也必须是最广泛的。目前，社会个人诚信管理水平相对滞后，缺乏完善的个人数据库、金融服务系统和各类电子监控系统，要获取信息往往需要依靠技术侦查手段，但委托公安、国安执行的手续繁琐，亦不利于及时侦破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具有高智商、高科技、高隐蔽性的特点，然而侦查技术的落后和局限导致初查不能放长放开，案件是否侦破更多地往往依赖嫌疑人的口供。

（三）检察机关绩效考核的影响

检察机关的绩效考核严格限制自侦案件撤案、不、撤诉等“消极”诉讼行为，对这些行为限制过严，固然有可能促业绩增长，防司法腐败之效用，但其负面效应是可能妨碍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在实践中甚至产生背离客观义务，为实现业绩违法操作的所谓“逼良为娼”效应。为保证案件质量，在实践中立案的标准往往就是逮捕标准，逮捕标准即是标准，对不立案、不批捕、不卡得过严，案件退出机制不能实现，一定程度造成个别案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四）讯问策略可能会被非法化

侦查阶段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权力与权利激烈博弈，具有极强的对抗性。利用矛盾，利用薄弱环节，瓦解嫌疑人思想防线，是突破案件必不可少的策略。但是这种讯问手法很可能被指责为“指供、诱供”，而法院也会由于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陷入两难。

（五）证据瑕疵可能会被放大

由于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倚重于嫌疑人的口供，而嫌疑人的言词证据较一般刑事案件而言具有较强的易变性。同时，讯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如语言不文明或因技术原因导致录音录像模糊失真等情况。这些不规范行为与嫌疑人易变的言词证据的相互交织，可能会被放大，成为指责讯问活动非法的证据。

三、穿越的路径——从规则与制度的对接寻求突破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采取职权主义侦查模式。面对新刑事诉讼法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带来的挑战，要实现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相对平衡，除了保证充足的人员、完备的设备及完善的制度外，还要进一步设定讯问规则，规范侦讯实践操作。

（一）明确同步录音录像下的讯问操作规则

1.规范“全面、全部、全程”录制要求。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凡讯问犯罪嫌疑人，都必须按照全程、同步、全面、全景的要求，按照审、录分离原则，在嫌疑人进入讯问场所后立即启动，对讯问过程不间断的录音录像。

2.规范启动告知程序。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若犯罪嫌疑人不同意的，应当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同时在书面笔录中予以记载。

3.规范讯问笔录制作。讯问笔录应当当场制作，并与录音录像内容保持一致，真实反映讯问的客观场景及嫌疑人供述原意，尤其是涉及定罪量刑的关键问题、关键证据内容。

4.规范同步录音录像的摄制及保管要求。讯问中因设备故障等客观原因中断的处理，录音录像资料的签封和说明的制作及使用管理等都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操作执行。

（二）明确同步录音录像下讯问的行为规则及语言规则

1.明确行为规则，合理界定“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按照我国签署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尊严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规定，“酷刑”是指“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默许下造成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刑讯逼供及非法手段进行了列举。对“酷刑”及《渎职侵权立案标准》规定以外的，无蓄意的，未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的，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轻微的不规范言行，不应当被认为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2.明确语言规则，界定“威胁、引诱、欺骗”。新刑事诉讼法直接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对“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作了禁止性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等，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对“威胁、引诱、欺骗”的界定，建议采用合法性、合理性与真实性的标准。合法性即禁止以法律不允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等；合理性，即不能违背公序良俗，以社会道德难以容忍的方式实施；真实性是指方法的使用是否会让没有犯罪的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不以虚假的承诺或虚假的案件事实和情节套供、诱供。侦查人员为有效突破而运用的策略方法，如宣示不利后果形成威慑、可实现和有条件的允诺及就掌握的证据制造错觉是突破心理防线所必需的手段措施，是侦查对抗性的必然产物，不应当被认为是“威胁、引诱、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