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直击:一个小山村的种地纠结

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记者随吴从柯老人艰难地爬上了山坡，用了整整21分钟。老人指着眼前十来亩荒草长得快半人高的撂荒地对记者说：“找到撂荒的原因了吧，你身强力壮空手上来都冒汗，我们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挑担肥料爬坡上坎还不累个半死？”

这是2012年4月12日，记者在蓬溪县群利镇九龙坡村采访时经历的一幕。

地里的“揪心账本”

九龙坡村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页。早在1977年，当时的九龙坡大队就偷偷分田到户，成为四川头一个推行联产承包的生产大队，后来被誉为“四川大包干第一村”。

“那时庄稼人把土地硬是当成命根子呢，邻近的大队亩产谷子只有300多斤，我们创下了600多斤的纪录。”曾经当过多年村支书的文永福老人沉浸在对辉煌岁月的回忆中，“包产到户激发出来的干劲太大了，不过短短一年工夫，大伙儿就吃饱了肚子。”

在村里许多老人的记忆中，那些年土地在乡亲们眼中金贵得很，大伙儿不仅精心侍弄包产地里的庄稼，连房前屋后的空地、乡间小道的田埂上都种满了花生、胡豆，真个是“家家无闲人、处处无荒地”。

时过境迁，当年农民对土地充满希望并视其为命根子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劳动强度大、靠天吃饭风险高、粮食收购价偏低等等，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就一条――种粮食只够填饱肚子，根本赚不了钱，碰上天灾虫害还要倒贴本。”九龙坡村党支部书记杨明学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只要有点办法的人都不愿务农，随便找个什么事情做收入都要高得多。”

杨支书的说法很快从村民们的一笔笔细账中得到了证实。以种1亩水稻为例，当地农民必不可少的刚性开支如下：种子20元、化肥90元、犁田费125元、抽水费70元、农药20元、地膜20元；如果是机器收割，每亩开支200元，请人收割的费用则要350元。

这就是说，1亩水稻的刚性成本在550―700元之间，而产出是多少呢？“一类田1200斤谷子，二类田800斤谷子，平均下来就是1000斤左右。”分管农业的群利镇副镇长许华说，“每亩毛收入1200元左右，加上每亩102元的粮食补贴，扣除全部成本后，每亩水稻收入也就在500―650元之间。”

“这是没有计算人工费和风调雨顺无病虫害的最好收成。”在农村长大的镇党委副书记舒蕾特别提醒，“一旦出现大的旱涝灾害，往往一年的辛苦全部打了水漂，连哭都没地方哭去！”

作为靠天吃饭的农业，年年风调雨顺近乎奢望，倒是种粮亏本的事时有发生。村民杨运华在耕种自家3亩地的同时，代种了同村人的5亩地，老两口正常年景刨除成本约有4000多元的收入。2010年蓬溪遭遇特大旱灾，杨运华4亩地颗粒无收，整整损失了近5000元，那阵子老杨逢人就苦笑：“老天爷不长眼，这一年又白干了！”

农民的选择

几次退耕还林后，吴从柯老人所在的七组仅剩下35亩耕地，但仍有山上的12亩土地长期撂荒，成为全村撂荒面积最多的一个组。

种了一辈子庄稼的文永福老人对人工成本账算得清：以种1亩水稻为例，从下种到收割得150天，扎秧栽秧要用14个工，打药施肥除草管水用5个工，打谷割谷花5个工，晒谷2个工……不仅5个月时间动不了窝，而且要占用整整27个工日。

这27个工日如果折算成工钱的话，会是多少？

“如今群利镇哪怕修房请小工每天少了80元都拿不下来，27个工日就相当于2160元劳务报酬，只不过大家平时没计算人工钱，但真到请人时就得掂量了。”村主任贺远华说，“每到收割时节大家都用换工的形式，后熟的帮先熟的收割，然后以此类推，实在收不及的只好损失一些，本来种田就挣不了钱，哪里还敢请每天上百元工钱的短工啊！”

严峻的现实面前，农民也学会了算账和选择，往往会把务工经商放在首位，即使务农也愿意选择相对收益高的经济作物或发展副业。

去年年初，从未出过远门的一组村民林秀平夫妻双双外出务工。当时村里很多老人暗暗好笑，都58岁了还外出打工，怕是要不了多久就得灰溜溜地回来哦。这一回大伙儿看走眼了，今年春节林秀平夫妻回村时很是神气，原来，老林在成都一家建筑单位守材料月薪1500元，妻子在单位上煮饭也开1200元工资，而且还包吃住。

“过去种8亩地累得要命不说，还赶不上现在两个月挣的钱多，这辈子再也不种地了！”林秀平夫妻高兴之余还是遗憾，“早晓得外面这么好挣钱，二十年前就出去打工了！”

日益衰老的村庄

林秀平这一走，九龙坡村再也找不到一个60岁以下的农民种地。

85岁的村民马超秀种了两亩多水稻和玉米。由于上了年岁，老人家的庄稼收成很差，别人的水稻亩产上千斤，她的只有700来斤，一年下来仅够自己和有病的儿子糊口。

九龙坡村一组32户村民中已有14户人在外购房定居，全组耕地主要靠杨运华、陈昌云、林秀平3家耕种。林秀平外出打工后，空出的8亩土地由另两人耕种，若是再有人走呢？杨明学支书耸耸肩，“恐怕只能撂荒了。”

为了防止土地撂荒，镇村干部想了不少办法，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由支部出面组织在家务农的村民进行代耕。然而，这里的地形不适合大规模机耕，只能靠人力种植，一家人最多能种多少地呢？“顶多8亩左右，已经是极限了。”几乎所有被采访者回答一致。

“农村真的老龄化了，好多地方全是老人和小孩，不信，你仔细听听，到处都是喊爷爷婆婆的声音，你能听见几个人叫爸爸妈妈？”采访中不止一个人这样对记者说。

目前，九龙坡村共有耕地639亩，全村1277名村民中，有350余人系未成年人，全村920名适龄劳动力中，有730余人外出务工，仅有190人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所有人年龄全部在60岁以上，最大的有85岁。

数据统计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九龙坡村民务工收入逐年增加，从100万元上升到200万元、300万元……2010年，九龙坡全村总收入达到700万元，人均收入为5500元。而全村800余亩耕地加少量养殖总收入不过80万元，务农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1%左右，显得无足轻重。群利镇的农业收入在全镇经济收入的比重也降至20%以下。

怎样才让地里不长野草

深入调查后，记者意识到：农民不肯种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投入高、产出低，甚至赔本倒贴。显然，只有提高种粮收益才能激发农民的种粮热情。

“尽快修改粮食直补方式，让真正的种粮人受益！”农民普遍认为现行的粮食直补方式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反而让很多不种粮甚至撂荒土地的人占了便宜。“八组的唐先高等几户村民外出多年，地里长满了野草，人家的补贴还是一分都不少拿，让我们这些真正种粮的人好心寒哦！”

村干部也证实：由于目前的直补方式是将款直接打入土地承包人账户，没有区分其是否种粮，实际上成了人人有份的“大锅饭”，真正的种粮人并没得到补贴款。

如果将粮食补贴直接发给实际种粮者，这样的方法好操作吗？

“可以在购买种子、化肥的过程中实行补贴。”“建议按出售粮食的多少实行奖励，多交多补少交少补，不交则不补。”“全面核查种粮情况，调查究竟是哪些人在种粮，然后发放补贴。”……记者听到了不少听上去颇有道理的建议，然而几乎所有的建议同时又被质疑。“现在到处都可以购买种子化肥，统计凭什么做依据？”“种粮是动态变化的，今年种明年不种，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按出售公粮给补贴看似合理，但粮站会不会在评定等级上欺负农民？”……

“补贴只是一种额外的鼓励，不应该成为激励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手段，应该通过价格杠杆扶持种粮产业，让农民感到有利可图，才能吸引农民种粮。”群利镇党委书记王海鹏直言，“如果农民种粮有好收益，他们还会选择背井离乡打工吗？”

一组数据从侧面证实了王海鹏的说法：拥有1.48万亩耕地、2.59万人的群利镇尽管70%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但并没有出现大面积撂荒的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镇在退耕还林的同时，近年来加大了产业调整力度，大规模发展九叶花椒、甜橙、仙桃等经济作物，仅九叶花椒就有2500亩。

“九叶青花椒值钱哦，种上3年就挂果成熟，一亩少的能卖两三千元，要种6年以上，一亩能卖八千至一万元，比种植粮食至少高出3―5倍！农民很乐意种。”群利镇干部告诉记者。

“土地倒是没撂荒，问题是种出来的东西不能饱肚子啊！”采访之余，文永福老人一脸戚容，“再过十年八年，我们这帮老家伙干不动了，年轻人又种不来地，大家吃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