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模型及其对中国的检视

摘 要：定义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的含义，并用几何模型深入论述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模型，阐明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的条件，运用该模型检视中国生态资源利用现状，得出中国生态资源总体上物质性产品利用过度，生态服务利用不足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检视；非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203-03

一、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模型

生态资源是指那种既能够向社会提供物质性产品，又能够发挥生态调节（涵养水源、调节气候 、保持水土、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森林、湿地、草原、河流等。生态资源的上述两种用途间存在冲突，对于既定的生态资源，社会过多地利用了其物质性产品功能和价值，就不能同时更多地利用其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1]。因此，社会需要对此进行选择。根据通常的效率标准定义，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指生态资源的利用实现了包括其物质性产品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在内的社会总价值最大化。这里，我们用一个几何模型来对此进行论述。

假设整个社会在某一时点拥有生态资源数量为AB=Q，生态资源有两种用途：物质性产品用途和生态服务用途，社会偏好保持不变，生产技术保持不变。物质性产品的边际效用曲线为MU（Q1），生态服务的边际效用曲线为MU（Q2），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当两条边际效用曲线相交时（即边际物质性产品效用等于边际生态服务效用时）的交点C对应的资源分配量点O为最优分配量，实现了整体生态资源利用效用的最大化，其总效用量为AECDB的面积。而在资源轴上的任何其他一点的配置格局都没能实现利用的效用最大化，都存在效率损失。如生态资源在两种用途间的配置处于Q2点（或Q2点到O点间区域的任何一点），此时，生态资源的边际物质性产品利用效用为MU（Q1）=FQ2，其边际生态服务效用为MU（Q2）=0，从图上可以很明显看出，FQ2>0，即MU（Q1）>

MU（Q2），此时生态资源利用没有实现其效用最大化，损失的净效用为的CFQ2的面积（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因为利用过度而导致较低的边际效用，而其物质性产品因为利用不足而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由于此时MU（Q1）>MU（Q2），生态资源的边际物质性产品效用大于边际生态服务效用，那么，将边际上Q2点至O点区间上新增加的每一单位生态资源从生态服务用途转移到物质性产品的利用上，则能够增加总的效用，直至两条边际效用曲线再次相交，边际物质性产品效用与边际生态服务效用再次相等，通过这种资源的转移配置而增加的净效用为CFQ2的面积。反之，当生态资源在两种用途间的配置处于Q1点（或Q1点到O点间区域的任何一点），此时，生态资源的边际物质性产品利用效用为MU（Q1）=0，其边际生态服务效用为MU（Q2）=GQ1，从图上很明显看出，GQ1>0，MU（Q2）>MU（Q1），此时生态资源利用没有实现总效用的最大化，损失的效用数量为CGQ1的面积，由于此时MU（Q2）>MU（Q1），生态资源的边际生态服务效用大于边际物质性产品效用，那么，将边际上Q1点至O点新增加的每一单位生态资源从物质性产品转移到生态服务的利用上（减少边际效用较小的物质性产品利用，增加边际效用较大的生态服务效用）则能够增加总的效用，直至两条边际效用曲线再次相交，边际生态服务效用与边际物质性产品效用再次相等，通过这种资源利用方式的转移增加的净效用为CGQ1的面积。所以，生态资源利用的最优均衡点为O点，只有在此点才会实现包括其物质性产品效用和生态服务效用在内的综合效用最大化，在其他各点的资源分配均不能实现利用效用的最大化，要么一方面利用不足，另一方面利用过度，两者都会有效用损失。我们把这种没有实现生态资源利用效用最大化、存在效用漏损的情况称为生态资源利用的非效率，意即没有实现包括其物质性产品效用和生态服务效用在内的社会总效用最大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生态资源的最优利用格局具有动态性特征，一则因为随着发展的时代、阶段不同，人们对生态资源利用的两方面价值需求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不能以一个时代的利用格局去否定另一个时代的利用，对过去的利用结构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同时也不能一味向国外学习，所谓与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资源的最优利用格局根本就没有国别的可比性。二来因为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社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提供社会所需的物质财富可能只需要较少的生态资源，这样就可以将更多的生态资源解放出来以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

二、中国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的检视

本节笔者运用上节提出的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模型来检视中国生态资源利用状态的效率特征，看其是实现了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利用，还是存在效率损失。

理论上，生态资源利用的非效率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生态资源的物质性产品开发利用过多，造成生态服务的过度损失，生态服务利用不足。这种非效率类型系物质性产品的开发利用规模超过了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最优数量，造成了生态服务的超过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过度性损失，可以称之为生态服务的过度性代价损失。另一种情形是生态资源的物质性产品开发利用不足，生态服务开发利用过剩。这种非效率是生态资源的生态承载力很强、生态服务功能不太重要，生态服务的社会边际效用不高，其物质性产品开发条件较好且具有较高的边际社会价值，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开发，导致宝贵的生态资源白白浪费在社会边际效用很低的生态服务的提供上。

根据以上观点重新审视中国当前生态资源的利用现状，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生态资源利用状态呈现出总体开发过度、局部开发不足与开发过度并存的结构性非效率问题（从物质性产品开发利用的角度表述）。首先是总体上的物质性产品开发利用过度、生态服务利用不足的问题，当前中国生态资源的利用格局总体上大致处于图1中的Q1至O点的区间内，即物质性产品开发利用过度、生态服务利用不足的非效率阶段，这产生了极大的效率或效用损失。这倒不是说其物质性产出没有带来效用，客观地说，生态资源的物质性产品的开发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的物质福利带来了相当大的效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如中国利用森林的木制品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内容，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开垦利用湿地带来的工农业产出的增加等给人们广泛性地增加了效用。只是说其边际上的效用与由于过度砍伐和开垦这些资源而导致的诸如水源恶化、水土流失、气候失调、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生态服务的损失及其造成的其他经济社会效用损失相比要小多了，这从中国近些年频繁爆发的生态灾难及其重大损失可以窥见一般。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有生态服务损失我们就绝对不能开发利用生态资源的物质性产品。我们不是生态中心主义者，必要的生态资源的物质性产品利用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毕竟需要利用这种功能来实现提高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目的。我们也不是说绝不能有丝毫的生态服务损失，我们只是说要有效率地利用，如OA段的物质性产品利用就是应该的、必要的、有效率的，在这段区间，虽然也会产生生态服务损失，但我们认为这是实现其更高的物质性产品效用所必须付出的必要性生态服务代价，是能够换得更大效用的有效率的代价，有效率的生态破坏。我们反对的只是过度利用生态资源的物质产品的而造成的过度的生态服务代价，以致造成得不偿失的结果，可以将这种代价成为不必要代价或过度性代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效率状态的实现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经济体中存在能够反映社会对生态资源两种利用的真实相对价值和相对价格，让资源的使用者完全承担使用物质性资源所损失的生态服务效用。如果代价过低甚至无代价，则使用者就会过度消耗物质性产品的利用，哪怕其效用已经在事实上大大低于损失的生态服务的效用。因此，实现生态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合理的（准确反映社会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价格结构或相对价格，生态资源的物质性产品价格必须真实反映其机会成本――生态服务损失。而在O至Q1区间，生态服务的损失就是过度性损失，或称过度性代价（这些代价太大，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消费性效用损失，或者恢复这些生态的代价太大甚至不可恢复，远远超过了从其中所获取的物质性产品的价值），我们要反对和纠正的正是这段区间上的物质性产品过度利用问题，因为他造成了总效用的降低，是无效率的生态破坏，无效率的生态代价。因而，把两方面考虑在内，是产生了总效用损失，没有实现两种效用的最优平衡和综合最大化。来自物质性产品的效用增加抵偿不了生态服务效用的损失，总的效用效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这段区间的生态资源利用应当存在很大的效率改进空间，让开发过度的生态资源及其区域降低开发强度，把占用的过多的生态资源腾出来以提供社会边际效用更高的生态服务，也提高了生态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美]戴利・埃利森.新生态经济[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2] [俄]H・卢基扬契可夫，M・波特拉夫雷.自然资源利用经济与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3] [英]朱迪・丽丝.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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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戴星翼，俞厚未，董梅.生态服务的价值实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