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宣威民间道教三教融合现状论述

【摘 要】 明清以来，云南道教全真、正一两派与佛、儒及民间宗教相互融合，形成“三教融合”，道教为主，佛、儒为辅的格局。文章以云南宣威民间道教的民间正一道祭祀死者仪式为例加以阐释，认为从传承的科仪与经文来看，均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特点。

【关键词】 宣威；民间道教；三教融合

道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云南以来，唐宋时期由南诏、大理政权推动，得到长足发展。元代云南道教因受佛教排挤与元政权遏制活动沉寂，至明代因高道张三丰、刘渊然等入滇活动，云南道教再次兴盛。明清以降，云南道教总体上分为“全真”与“正一”两大体系，内部亦产生较多宗派。正一派散居各地，父子传承，形成道士世家。全真派分支有天仙派、龙门派、随山派、西竺心宗、长春派等。[1]清季民国以来，全真、正一两派融合，差异日渐缩小，同时与佛、儒相融，又和圣谕坛、洞经会等民间宗教杂糅交织，形成诸教融合、边界模糊的特点。

宣威地处滇东北，属曲靖所辖，东邻贵、桂，西接昆明，历史上为入滇重要陆路通道。与云南其他地方类似，历史上宣威的道派也分“正一”、“全真”两大派别，明清及以后与佛、儒三教融合，表现为活动场所不分，崇拜神像共列。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变革，民间道教活动消失，80年代以后开始恢复。

一、组织结构中的三教融合：道士世家、洞经会与寺庙

道教传入宣威一带最早可追溯到魏晋时期，教派以正一道为主，传承至今的道士世家数量极为稀少，以宣威虹桥街道为例，仅有吕、胡两姓，且胡姓世家在上世纪50年代业已断代。宣威吕姓道士世家源起元末。据该家族人回忆，元末南京人氏吕倪携三子到宣威，定居虹桥乡。该家族目前可查证到的道士是宣统庚戌年（1910）出生的吕宗魁。此人早年外出当差，后回乡定居。究竟在家还是在外获得道派传承，系正一道哪派传承已难以考证。吕宗魁为火居道士，务农为生，乡邻不时请其为死者送葬念经、超度亡灵等。终其一生未受人分文，仅以饭食作为报酬。据吕宗魁长孙回忆，宣威实业家浦在廷曾请其举办法事。吕宗魁因主持“观落阴”（下阴）仪式在当地名噪一时。吕家传承的观落阴仪式大致流程如下：首先，主持者确定下阴者父母必须是自然死亡。举行仪式时，一般选定家中正堂，正对大门，大门大开，一次两三人同时进行，时间为太阳落山之后。道士先在大厅正堂设香案，焚香烧纸，并保证仪式过程中香火不断。下阴者面对大门端坐，耳中塞棉花，双手掩耳、闭目。主持者做法后，将“进入状态”的下阴者平放于一旁地上平躺。接着道士说话引导下阴者。结束时，道士用法刀在装有净水的水碗上虚画灵符，其后喝一口水喷下阴者面以唤醒对方，最后用法刀将碗在门边打破，结束仪式。与仪式有关的经书毁于“破四旧”。吕宗魁80年代中期过世，后由曾孙吕师继承。宣威地区现存的正一道世家传承者主要以白事、安龙奠土等科仪为主。

宣威民间正一道道士家中所使的供案、法器与经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儒、释、道三教相融的情况。以供桌为例，正面上挂“天地国亲师”牌位，无疑是儒家文化的内容；右上方为道教诸神，左上方为文昌帝君、孔子与西方诸佛名号。正堂左侧所挂“佛满堂”，佛教对宣威地区的影响超过其他宗教。又如三清铃顶部应呈“山”字，象征三清之意，但实际所用实为佛教的铃铎。究其原因，是因为原有传承的法器被毁，80年代以来当地市面上仅有佛教法器出售，所以因陋就简将铃铎当作三清铃使用。从符咒经文来看，以现存《符咒秘法》为例。书中第一页右边为药王菩萨，左边是一道融合佛道的符。顶部是“佛”字，下为“敕令”“天、地、人”三才，后号令六甲神与北斗七星宿，镇鬼于下，底部以“”包围之，意即佛号令诸神镇压邪魔。从上述来看，无论是上供诸神、法器还是经文，都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特点。

宣威地区除现存少数的正一道世家外，还有独具云南地方特色的，源自道教的民间宗教：洞经会。洞经会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其音乐、经典、神灵和仪式活动都受道教影响。洞经会大约在明洪武年间由南京、四川等地传入云南，初期成员是举人、秀才等儒生。民国时期入会条件放宽，身世清白的商人、士绅与平民也可加入。[2]洞经会崇拜道教神仙、佛教佛陀菩萨以及儒家圣人，经文中包含三教经典，是一个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组织。宣威地区洞经会传承方式为父子、师徒传承，20世纪50年代后传承多半断绝，现存者多为自学，少数由上辈或师父口传。宣威现有洞经会分布全市，主城区及周边包括虹桥、来宾等街道在内，约有万善法坛等在内的8个洞经会，专门从事消灾祈福、超度亡魂等。超度科仪与正一道《灵宝济炼度孤科仪》流程类似，但使用的符咒大相径庭，多为各派秘传，且佛道相融。该地洞经会以法坛为单位，每个法坛有坛主一名，组织人手、主持法事。坛主以下为“先生”，即坛主助手，在法事中负责诵经。坛主为专职，助手多为专职，也有兼职的情况出现。最下层为在家居士，举办法事时参与其中，平日在家念经修行。值得注意的是，宣威洞经会的坛主与先生均自认其为儒教，而非道教。

佛道融合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制度化的宗教场所中，这在宣威东山公园中的松鹤寺中体现尤为明显。从名称上看，“松鹤”二字无疑归属道教。魏晋时期就有道士来宣威东山活动，明洪武十三年（1380），宣威镇守都督胡海在东山山腰建祖师殿，供奉玄武祖师神像与道教诸神，招募佛门弟子执掌香火，这既是松鹤寺的始建，也是佛道融合的开端。明代末年，佛教兴盛，东山上增加了观音大士阁与活佛洞。到了康熙年间，寺内又增建灵官殿、玉皇阁以及僧舍，形成佛道合一的格局。其后，祖师殿南移，中央大殿改为大雄宝殿，北侧设观音殿。

该寺大门左右供奉的均为道教神仙，大门匾额上写的“众妙之门”也属道教，这些元素与一旁树立的“宣威佛教协会”牌匾相映成趣。正殿右边玄武大帝殿，中间大雄宝殿与观音殿并列，加之寺院后面供奉的地藏菩萨，整个松鹤寺明确体现了佛道融合的地方特色。

二、科仪中的三教融合：道教为主，佛、儒为辅

道教历代传承的科仪种类众多，过程复杂，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变革等原因，诸多科仪失传，宣威民间道教也不例外。无论是民间正一道还是洞经会，经文大多被毁，而口传心授的内容又因为后继无人而传承断绝，幸存下来的科仪显得弥足珍贵。由于宣威民间道教多以操持丧葬仪式为业，故在此以民间正一道祭祀死者仪式为例加以说明。

人亡故后，将死者放入棺材，择吉日下葬。下葬前一日晚，太阳落山后，由道士主持法事。法事以唐祭为核心，从日落持续到凌晨零点以后。

1、题经点主礼

由道士在红布上题写经文，内容为死者名号，即何处何人，如死者为男子，常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故乡评X（姓）公讳XX（名）大人之铭旌”，女子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故淑德X（姓）讳XX（名）老孺人之铭旌”。前来吊唁之亲人送一道经，由道士将经文悬挂，第二日入殓时放入棺材井中焚化。挂经时，道士口中诵念：“七尺红绫放豪光，一g黄土盖文章。铭旌书就名和姓，生平品行尽周详。唯望我亲收藏好，通行无阻上天堂。自从今晚书写后，荫后宪孙百代昌。”经文在法事中的作用是送亡者上路，为其开路。其后点主，神主为内神外主格式。

2、唐祭礼

道士接着主持唐祭，人员一般是一位道士，四位先生（或两名）加上乐队。先进行了招魂。道士将椅子放在棺材前，上面放上死者的衣物，摆成人形，并用稻草扎人，上戴一顶帽子，面前插一柱香，放上引魂幡。引魂幡分正反两面，为从上到下竖写格局。正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故显考X公讳X大人之魂幡（或妣X母X孺人之魂幡）”，右写“一柱宝香传信去”，左写“五方童子引魂来”。背面为“南无大慈大悲西方接引尊者导师阿弥托佛座下：金莲童子”。

接下来道士念诵秘传咒语招魂。“一柱宝香传信去，五方童子引魂来。两手拨开生死路，翻身跳出鬼门关”。道士手持三清铃，孝子手持引魂幡与孝杖，披麻戴孝的亡者亲属按亲疏远近依次排成一队，开始顺时针绕棺材“转棺”。接着，道士念诵转棺咒、丰都咒和佛教的往生咒。如：“魂兮来附……绕棺三转……”。绕棺九圈，其间念转棺咒，也掺杂往生咒。每转三圈，发一柱香给跟随道士转棺的死者亲属。转完九圈，发完三柱香后，便将香插在棺材前的香炉中。

转棺完成后，正式开始唐祭礼。由道士先读《报恩经》。宣威民间正一道《报恩经》融合了三教关于报恩父母的内容：“父母恩，无不到，地厚天高日月照。若等夕阳落西山，昊天惆极从何报”。与《报恩宝诰》的内容相比，此文明显更具口语化和地方特色。《报恩经》念诵完毕，道士接着读《二十四孝》。一段内容结束后，由孝子献酒，孝媳献茶，孝孙献花，孝孙媳献果。按酒、茶、花、果的顺序献祭完毕后，道士接着再念《报恩经》。

上述祭文仪式结束后，由道士念诵写好的唐祭文。唐祭文写在棉纸上面，格式固定，中间内容为介绍死者生平。诵毕，由道士献经焚文。随后为奠锦，即用一根粗铁丝将一块白布挂起来，用火烧掉，并通过灰烬来占卜。最后鸣放鞭炮。

3、下葬

第二天清晨抬棺上山下葬。宣威仍有不少地区实施土葬。土葬地点一般都选定在山上。下葬前，先由道士卜卦。道士用白米在坟坑中央画一个八卦，再在坑四角用米写上“百代荣昌”四个字。再将题经于坑中焚烧。接着，用公鸡进行接龙仪式，即接五方龙气，引公鸡打鸣。按民间正一道观点，如公鸡不叫，即意味着下葬地点选址不对。接龙仪式后是撒禄米，道士将混有硬币的大米（禄米）撒给参与仪式的死者亲属。亲属双手牵开衣襟，兜接大米。按当地风俗，接得越多，日后财运越好。接着道士指挥助手将棺材下葬，然后垒坟。完成后，参与仪式的众人回家。当天晚上举行赶鬼仪式。道士在桌上安放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个镜子和一个斗。斗里装满米，上插三柱香，香后面立一块白纸做的长方形的神位。神位上中间书写“九天荡魔祖师之神位”，左右分别为“扫除五方鬼，护宅永安康”。值得注意的是，宣威民间正一道将东山松鹤寺视为真武大帝的道场，认为赶鬼仪式中所请的真武大帝即来自于松鹤寺，那里是“法力”的来源。安神位后，道士画赶鬼符，再用香于净水碗水面虚画一道净符。接着，道士用扁柏枝沾上净水，遍洒整个屋子，再将净水空碗放在大门外敲碎，最后把符贴在大门上，完成整个仪式。

唐祭又名堂祭，两者是否不一样，学界难有定论。自明以来，唐祭与堂祭就有混用的情形出现。各地唐祭（堂祭）仪式内容各有不同。湖北秭归一带的“堂祭”表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特色。仪式由道士（先生）主持，程序包括迎神、开灵、省牲、暮奠与五所。[3]从祭文、诵词来看，没有道教或佛教神灵出现，仅对亡者灵魂有所描写。陈晓毅在《儒家乎？儒教乎？――苗疆“堂祭三献礼”的宗教人类学研究》[4]一文中，对贵州锦屏县河口乡的苗族堂祭礼进行了研究。其过程大致分为献祭、绕棺、献礼、送神几个阶段，使用的多为《正气歌》、《孝经》等儒家经文。宣威民间正一道的唐祭则以道教内容为主，有自身独特的符咒传承，加上儒家与佛教的经文与神灵，凸显地方文化特色。

三、结语

宣威民间道教自魏晋始传，明清兴盛，发展至今已历经近两千年。尽管传承悠远，但因上世纪社会变革，现代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当代宣威民间道教业已式微。原有道士世家仅有数家幸存，传承经文大多损毁。本着“宁可失传，绝不外传”的原则，口传心授的科仪大多失传，传承下来的内容尤其稀少。当下宣威民间道教还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基于宣威当地仍存在一定规模的土葬。丧葬、超度这类仪式的需求为民间道教的生存提供了土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对宗教诉求的上升，使得成建制的宗教与民间宗教均出现复兴。从事占卜、风水的人员数量近年来逐渐增加，在宣威城内聚集起来形成所谓“算命一条街”的露天一景。民间道教由于民众风水、白事、占卜等需求得以继续存在，但已不复往日盛景。总体而言，在当代多元宗教共处的背景下，宣威民间道教的影响已远远比不上其他宗教，而长期的“三教融合”更模糊了地方宗派与民众对道、佛、儒的认识，反过来影响了民间道教的传承与发展。从宗教市场占有率来看，佛教无疑占据了宣威地区的大部分份额，这也是其他三教融合地区共同存在的现象。而如何在这种处境下实现道派传承，宗派发展，宗教交流，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M].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157-158.

[2] 曾黎.儒学宗教化与宗教儒学会――云南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考察[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3] 梅剑华.活着的传统、死去的肉身――湖北秭归文化遗存“堂祭”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3.

[4] 陈晓毅.儒家乎？儒教乎？――苗疆“堂原有祭三献礼”的宗教人类学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作者简介】

申晓虎（1977.06-），重庆合川人，曲靖师范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南地区宗教与少数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