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0 01:26:34
关键词:共鸣;普通话;云南方言
人类发声的共鸣器官有气管、胸腔、喉腔、咽腔、口腔、鼻腔,其中,气管和胸腔不可以调节,但是喉腔、咽腔、口腔是可以调节的,在不同的方言中,各共鸣器官运用配比的不同构成了该方言特有的音品。音品是构成音色的重要方面,主要由声音谐音的多寡及各谐音的相对强度所决定,反映出不同声音的特质。
在发音中,共鸣不仅是一种声音特质,也是形成字音的基础。在七大方言的划分中,云南方言属于汉语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在语音上与普通话有很高的相似度,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声调几乎都是降停、没有舌根鼻韵母、前响复韵母被开度较小的单韵母所代替……这些差异使得云南人在学习普通话时出现共鸣较弱、时值不足的问题。这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共鸣部位偏差会使语音不准确;其次是云南话的固有发音习惯使得云南人说普通话时口腔共鸣不充分、鼻腔共鸣几乎没有,这极大影响了字音的圆润饱满,对于学习语言的学生来说,难以达到“枣核型”的字音;缺少了鼻腔共鸣,声音也很难达到集中有力。
本文选取了昆明、昭通、大理、蒙自地方方言为研究对象,因为昆明市位于云南版图的心脏位置,且昆明是云南省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昭通市是云南北边最大的城市;大理自治州是云南省西部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蒙自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所选取的四种方言是云南省境内使用人数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这些方言区的人在学习普通话时由于带入了固有的发音习惯,使得发音共鸣不充分,既影响了发音的规范性,也限制了字音的圆润饱满。本文重点分析云南普通话因为共鸣不足而导致的音色暗淡的问题。
一、韵母中某个音素的扁挤化导致的共鸣损失
1.云南话的双音节拼合关系中没有后、半高、不圆唇的[ɣ],而代之以[e]、[ə]、[o],比如:特[t‘ɣ51],在昆明话和昭通话中是[t‘ə31],在大理话中是[t’e31],而在蒙自话中是[t‘o31]。e是前元音,共鸣的位置主要是在上齿龈到硬腭所对应的口腔前部, [ə]是一个央元音,共鸣的区域可以到软腭前,但是发[ɣ]时舌位比较靠后,共鸣区延伸至接近小舌,增大了共鸣腔的体积。而“可”在普通话中的发音是[k’ɣ214],而在云南话中[ɣ]都变成了后、半高、圆唇的[o],“可”在昆明话中的发音是[k‘o53],昭通话中是[k’o42],在大理话和蒙自话中都是[k‘o31]。[k]是一个舌根清塞音,它后面接圆唇音[o]时,唇形的前凸(唇齿距离增加)必然会导致口腔共鸣管道出口的拉长(如图1所示①到②的距离),根据共鸣腔震动原理,共鸣管拉长声音变闷。因此,相较与[k]后面接不圆唇的[ɣ]的普通话发音,云南方言在发与这个音相关的字时音色会显得暗淡。
图1
2.前响复韵母[u]在云南话的一部分字音中变成了[o]和[ɔ],如“烙”“酪”在普通话中为[lo51],而在云南话的这四种方言中韵母部分都读[ɔ]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蒙自话中“劳”“造”“糙”的韵母都变成了[Aɔ],这是一个央、低、不圆唇的音和一个后、半低、圆唇音的复合韵母,而在普通话中韵母部分是[u],[]后、低、不圆唇元音,[u]是一个后、高、圆唇元音。这就是说普通话中[u]的发音方法是由最低升至最高,而[Aɔ]的舌位垂直动程只是从低位移动至半低,动程较短,不利于“枣核型”的充分展开,口腔共鸣相对较弱。
3.后响复韵母üe[yɛ]在这四种云南方言中只有大理话的部分字音保持了[yɛ],而在昆明话、昭通话、蒙自话中发[yɛ]的音都变成了[iɛ]或[io],如“虐”在普通话中读[nyɛ51],而在本文讨论的四种方言中都读[nio31];而“决”在普通话中读[ʨyɛ35],在昆明话和昭通话中为[ʨiɛ31],在大理话中为[ʨyɛ31],在蒙自话中复韵母直接变成了单韵母,读成[ʨi31]。在传统的昆明话中没有前、高、圆唇音[y],(随着普通话教学的推进,在80后人部分开始用y代替了原来昆明话“履”“居”“曲”等发音中的][i]。)[i]是一个不圆唇音,它与舌面塞擦音相拼显然要比前、高、圆唇的[y]与之相拼的动程小,这种简化了的发音过程不利于口腔共鸣的展开。
4.云南话的发音中没有er [ɚ],如“而”、“耳”、“二”的发音都是直接发成后、半高、不圆唇音[ɣ],或者是发成央、中不圆唇的[ə]。这样就缩短了发音的时长,使共鸣变短促。
二、复韵母元音简化导致的共鸣损失
1.云南话的这四种方言中都没有前响复韵母ai [æi]这个音,如“白”“脉”“塞”中的ai在昆明话和昭通话中用[ə]代替了,在大理话中被[e]代替,在蒙自话中被[o]代替;
2.前响复韵母ei[ei]在昆明话的部分字中被[ə]代替,或者在发[ei]前加了一个后、高、圆唇音[u],如“勒”、“北”在普通话中发音为[lei55]、[bei214],但在昆明话和昭通话中的发音为[lə31] 、[pə31],在大理话中为[pe31],在蒙自话中为[po31];
3.前响复韵母ao[u]在一部分字音中变成了[o]和[ɔ],如“烙”“酪”在普通话中为[lo51],而在云南话的这四种方言中韵母部分都读[ɔ];
4.前响复韵母ou [ou]部分变成了[u]和[o],如“剖”在普通话中的发音是[pou55],但在云南话的这四种方言中韵母部分都变成了[o];“都”在普通话中发[dou55]的地方在云南话中韵母也都变成了[u]。
5.在云南话的这四种方言中没有后响复韵母[uo],取而代之的是单韵母[o],(在云南方言中也有少数人把“握”发成[vu31],不过现在这个发音已经越来越少。)
6.中响复韵母iao[io]在云南方言中部分变成了[io]、[o]、[ɔ],如“嚼”在普通话中读[ʨio35],而在云南话的四种方言中都读[ʨio31];“敲”在普通话中读[ʨ‘io55],而在昆明话中变成了[k‘ɔ44](现在在年轻人中这个字在多数情况下读[k’u44]),在昭通话中读[k‘ɔo44],在大理话中读[k’o44],在蒙自话中读[k’Aɔ55]。此音节结尾处的后、半高、圆唇的[o]在昆明话、大理话、蒙自话中都变成了以后、半低、圆唇的[ɔ]音结尾,开口度下降了两度。昭通话的“敲”尾音没有变,但是韵腹由后、低、不圆唇的槐涑闪撕蟆半低、圆唇的[ɔ],再承接后面的半高元音[o]时,显然舌位的动程变小了。
7.中响复韵母iou[iou]在云南话中都简化成了单韵母[u],如“六”在普通话中读[liəu51],而在昆明话和蒙自话中变成了[lu31],而在大理话和昭通话中变成了[nu31]。中间省去了前、高、不圆唇的[i]和央、中不圆唇的[ə],舌位动程大大缩短。
普通话中的复韵母,前一个元音往往有向央元音靠拢的趋势,这个趋向动程可长可短。在认真读或者强调时动程就比较长,而在日常谈话中动程可以小到接近于一个单元音,这为普通话中丰富的共鸣提供了基础。在云南话的这四种方言中,复韵母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变成单韵母的现象,这在平时快速说话时很方便,但在需要延长音长、强调时共鸣就显得单一。这样“超近道”的发音习惯带入普通话的发音中就凸显了字音发挤、局促的问题,字音的滑动感减少,音色“未润先结”。而且,这些简化成的韵母往往都比原音节的韵腹开口度要小,“枣核型”的发音要求字腹“拉开立起”,增大口腔的共鸣空间。因此,云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应该在意识上改变韵母的结构,才能在口腔控制上做到共鸣充分。
三、鼻浊音缺失造成的共鸣损失
1.舌尖鼻韵母an[an]在这四种方言中变成了中央略后、低、不圆唇的[Ã],并且只有昭通话保持了韵味鼻音[n]的存在,其他三种方言中都直接以韵腹结尾,如“蘸”在普通话中读[tʂan51],而在昆明话、大理话、蒙自话中音节都是[tsÃ],只是声调不同,只有在昭通话中读[tsÃn]。
2.舌尖前韵母ian[iɛn]在云南话的部分读音中,韵腹变成了略微靠后的[ɛ],并且只有在昭通话中保持了韵尾[n],如“岩”在昆明话中读[ɛ31],“炎”在昭通话中音节为[iɛn],在其他三种方言中都是[iɛ]。由此可见,省略了介音[i]。
3.普通话中的舌根鼻韵ang[ŋ]中的韵腹在云南话中都变成了中央略后、低、不圆唇的[Ã]、[om]或者[oŋ],如“帮”在普通话中音节为[pŋ],在昆明话、大理话、蒙自话中都为[pÃ],只有在昭通话中保持了鼻音[n],音节为[pÃŋ];“蚌”在普通话中读[pŋ51],在这四种方言中韵母部分都变成了[om]或[oŋ]。[]是一个后、低、不圆唇的音,变成[Ã]后发音时舌根位置前移了,在其中三种方言中有省略去了鼻音,没有鼻腔共鸣,声音中会缺少亮色。
4.舌根鼻韵母eng[əŋ]在云南话中变成[oŋ]、[om]、稍靠后的央[ə]或者稍靠后的舌尖鼻韵母[ən],如“碰”在普通话中读[p‘əŋ51],在四种方言中韵母都变成了[oŋ]或[om];“登”在普通话中为 [təŋ],在云南话中韵腹[ə]都有向后的趋势,并且只有昭通话保持了鼻音[n],其他三种方言都变成了[tə]。
5.舌根鼻韵母iang[iŋ]和uang[uŋ]在云南话中与ang的变化规律一样,还是韵腹变成了[Ã],并且只有在昭通话中保持了鼻音[n],如“酿”[niŋ]在昭通话中为[niÃn],而在另外三种方言中都是[niÃ]。
6.舌根鼻韵母ing[iŋ]在云南方言中大多变成了舌尖鼻韵母in[in],部分直接变成了单韵母[i],如“听”[tiŋ]在云南话中的这四种方言中都没有舌根鼻浊音ng[ŋ],早前的云南方言中(现在这样的发音在逐渐减少)甚至把“听”韵母发成靠后的[i]。
7.舌根鼻韵母iong[yŋ]在云南话中变成[iom],如“穷”
由以上七点可以看出,云南方言中舌根鼻韵母只有[oŋ]和[Ãŋ],这在普通话的舌根鼻韵母中是没有的,它只是类似于普通话中的ong[uŋ]和ang[ŋ]。普通话中相当一部分的鼻韵母的音节在云南方言中都变成了开音节,还有一部分以双唇浊鼻音m结尾。韵母中的元音也多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音位的改变,但在此与共鸣关系最大的是韵尾的省略或异化。以ang的发音为例,舌根鼻韵母的发音是在起点元音后抬起舌根向软腭贴近,软腭下降,鼻腔通路打开,紧接着舌根与软腭接触,关闭口腔通路,气流从鼻腔透出来形成的。而云南话(尤其是昆明话、大理话、蒙自话)以开音节结尾显然不能形成鼻音;没有舌根向软腭的贴合过程,口腔后牙槽也不能充分的展开。所以云南人说普通话时总是发不准后鼻音,这从音色角度判断可以归结为缺少鼻腔共鸣和口腔后部共鸣以及咽腔共鸣。鼻腔共鸣可增加高音共鸣,鼻腔通路不打开,头腔共鸣也很难实现,就很可能造成声音偏低偏弱。
四、调值下坠导致的共鸣损失
1.云南话中的调值多为落停,如阴平字“八”[pA55],在昆明话中是[pA31],“趣”[212];阳平字由[35]变成了[31];上声字直下:“眨”声调是[214],昆明话中是[31],而在“取”中昆明话读音是[52],昭通话……去声[51]在云南话中有四种发音:昆明话[53]、昭通话[42]、大理话[42]、蒙自[33]。
云南话只有在发去声时有部分字是扬停,且这种扬停的发音有变短而成为落停的趋势,如“称”在普通话中调值为[51],在昆明话和昭通话中为[212],在大理话中为[213],而在蒙自话中也是落停[211],(现在昆明话中的“称”多是[21],[212]的发音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2.云南话调值相对普通话来说也比较低,只有蒙自话中有[55],昆明话把普通话中部分发上声的字发成[53],如“省”“猛”;在大理话和昭通话中都没有调值[5],最高只到半高,也就是[4]。再如声调下降的更厉害的“陛”“婢”在普通话中的发音为[pi51],但在昆明话和昭通话中为[pi212],在大理话中是[pi213],在蒙自话中是[pi211],起声的调值就很低。
3.普通话中调值的变化曲线多种多样,有平、升、降、降升四种,但是云南话的调值曲线只有平、降、降升三种。如阴平字“升”[55]、阳平字“绳”[35]、上声字“省”[214]、去声字“圣”[51]分别是平、升、降升、降,而在云南话中没有升的曲线,因为阳平“绳”在云南话的这四种方言中调值都是[31]。
4.云南话一个调值之中的落差相对较小,最大落差为两度,如“省”在昆明话中调值为[53],在昭通话和大理话中为[42],在蒙自话中为[33]。普通话的去声的调值落差为4度,上声的落差为3度。去声在云南话中的部分起声较低,如“蜜”“幂”“密”在普通话中的发音是[mi51],但在云南话的这四种方言中都变成了[mi31]。调值落差小使得音节时长变短。
调值的变化会对韵母的音色产生影响,如北京话复韵母iou、uei读[55]和[35]时韵腹[o]和[e]变短,就是明显受到了调值的影响。共鸣需要有气息的支撑,而当调值为落停时音节末尾就不能用强气息发音,共鸣就没有了动力;而调值的落差小、时值短也使得气息的运动变化缺少必要的空间和时间,使得共鸣难以圆浑;调值总体较低,说云南话的相对音高就会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胸腔共鸣的发挥,但反过来就不太利于上部共鸣,使发音缺少些亮色。而这些字音下坠、发音较短的习惯往往会带入普通话中,使普通话听起来不地道,这种不影响语义的方音痕迹就是共鸣的缺乏导致的。
云南话中也有相较与普通话来说提亮的音节,比如“匹”在普通话中的发音是[p’i214],而在蒙自话中是[p’i55],“庇”在普通话中的发音是[pi51],但在蒙自话中为[p’i55];又如“累”、“内”在普通话中发音为[lei51]、[nei51],但在昆明话中的发音为[luei212]、[nuei212],在其他三种方言中韵母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延长了发音时值。但总体上来说韵母的异化简化、声调的下坠、鼻浊音的缺失使得云南方言区人的发音总体偏暗、偏扁。因为发音器官的肌肉力量是在长期的发音过程中积累习得的,所以长期说云南方言的人在大量说普通话时还会出现某些肌肉力量不足、支撑不了丰富的泛音所需要的口腔开度,如发普通话后鼻音时舌根需要与软腭接触,但是由于云南方言的发音中没有这个动作,舌根肌肉缺乏锻炼,在快速的语流中舌根就难以按照完整的动程达软腭,鼻腔共鸣不足,音高也相对较低。
泛音丰富而明亮的共鸣音色是可以通过训练得到的,针对云南方言区的发音习惯,这里提供几条改进的建议。
首先,可以用音节拼合发音法来训练双音节和多音节韵母的发音完整性。如发“想”xiang,在练习的时候读x―iang―xiang,在这里要注意,介音与后面的部分不应该分为x―i―ang,因为ang会受到i的影响在字音中音位发生变化拍。其次,分别练习单字、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在发音中保证四声的准确性,阴平的调值是[55],阳平的调值是[35],上声的调值是[214],去声的调值是[51];全调时值比上声、阳平略短,比去声稍长。但这里需要注意字音不是一成不变的,字调需要服从词调和句调,应熟练掌握语流音变的规律。再次,增大口腔开度,口腔共鸣适当前移。因为云南话的多数发音比较靠后,共鸣在咽部和口腔后部的情况较多,所以,在说普通话时可以用语流的前送感来带口腔共鸣的前移,而口腔适度打开是前提。最后,适度地增加鼻腔共鸣。软腭可适当下降,用不同的音高发[m]和[n]以及相关的字音,体会声音从鼻腔通路发出的感觉,在将这样的感觉推广到其他字音,提亮音色。
这需要长期坚持有针对性的训练,从意识上规范发音过程,在动作上为共鸣提供充分的空间和时长。
参考文献:
[1]王理嘉、林焘著:《语音学教程》(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吴弘毅主编:《实用播音教程第一册》(第一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蔡锷；云南都督；云南财政建设；开源；节流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66?05
辛亥革命后，云南新政权需要巩固，百废待兴，革命之后的建设更为重要。诚如蔡锷所言：“原为改良腐败之政府计，故破坏；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破坏而不能建设，不第不为功之首，直为罪之魁矣。”[1]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多着重于革命斗争本身，而对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一直关注不够。蔡锷从1911年11月1日就任云南省都督至1913年10月7日办理移交手续，其任云南都督近两年。本文主要以蔡锷督滇时期云南军都督府面临财政困难而相应采取的一些建设性措施来展开论述，从中窥探革命胜利之初的云南财政建设状况。
一、蔡锷督滇之初的财政困难情形
云南光复后，云南新政府的财政状况确实不容乐观，时有陷入财政困难之虞。据《云南光复史稿》记载：“滇系山国，夙称贫瘠。当前清时，本省岁入不过三百余万两，而岁出约需六百余万。故每年除由部库拨款及各省协济一百六十余万两，尚不敷一百余万。自辛亥反正，秩序如常，公私帑藏幸未损失。然各省独立，协款骤停，中央亦无力拨济，财政艰窘较胜于前，而内戢匪乱，外固国防，加以援蜀援黔先后出师，供亿浩繁，所费百数十万。”[2](1424)由此可知，蔡锷督滇之初的云南财政确实面临巨大困难。根据上述引文所言，探讨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 云南财政一直入不敷出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山多耕地少，财政收入有限，
年收入仅为三百余万两，而清季云南本省政府年需经费为六百余万两，财政收入一直不敷支出，因此除中央拨款补贴外，并由各富裕省份如四川、湖北、湖南等省协济，共一百六十余万两。对于此种情形，后人也有类似记载：“云南在满清时代，财政上是一个受协省份。每年由四川、湖北两省协助纹银数十万两。满清末年锡良督滇，因练新军，协饷又有增加。”[3](200)
虽然如此，也不能满足清末云南财政开支，常年“不敷一百余万”，需要向云南各方借款以维持政府各方面的支出。由此而知，清末云南地方政府财政一直处于赤字状态。
(二) 中央拨款及它省协款停拨
如前所述，云南素称贫穷，财政入不敷出，每年“由部库拨款及各省协济一百六十余万两”。其中由四川、湖北、湖南等省酌量协济之款，数目多少不一，最初四川每年补助三十多万两，锡良从湖北土药统税中拨给云南五十万两，其名曰协饷。除此之外，清朝中央政府也适当拨解一定的款项给云南，但为数不多。
然而，辛亥革命爆发，武昌为首义之地，原有协饷自然停拨；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其已自顾无暇，哪还可“协济”云南？云南重九起义胜利，新政权建立，清朝中央政府已无拨款之义务与可能；其它各省纷纷独立，财政纷乱如麻，原有的协济体制崩溃。因此，云南“协款骤停”，自在情理之中了。
(三) 所需各项费用浩繁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之初，各项开支日见增加，加之援蜀援黔，军费开支数目十分庞大。据1912年12月蔡锷致袁世凯电文，所言开支有三：一是省内
收稿日期：2012?03?19；修回日期：2012?04?29
作者简介：肖雄(1971?)，男，湖南隆回人，云南师范大学讲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之“行政、司法、军事、教育必需之费，实已减无可减”。二是援蜀援黔，仅一项军费开支，“已用三十余万”。再就援蜀一项，“滇军援蜀共六千余人，弥历四、五月，出师之始，筹备费八十余万，军中饷糈又四十余万，蜀省助饷尚未及半”，如此而言，援蜀方面云南军都督府至少需费六十万元。[4](167)再如1912年5月18日蔡锷致中央电，其中所言援黔援蜀之事，所用军费已至百余万。[5](186)由此加上三十余万，共需经费至少一百三十万。三为稳定边疆，先在云南边疆各地“振兴教育，提倡实业，收揽法权，试办警察”，所需各费，“胥由公家筹设”，“非筹有的款，无从设施”。[6](81?82)总而言之，云南新政权建立之初，所需各费确实庞大。
如此而言，一方面，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之初，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各项开支较清末云南地方政府又大为增加。据记载，“民国二年云南预算案，经常、临时两项岁出，至不敷二百余万元”，[6](82)较前清云南财政，不敷之数多出一百余万元，财政赤字翻了一番，其财政困难情形已很严峻。
二、蔡锷督滇时期的云南财政
建设措施
立国之本，首重理财。云南新政权面对如此严重的财政困难，必须做出积极应对，以图缓解云南军都督府建立之初的财政紧张状况。正如蔡锷所言：“吾国财政，疲惫已极，长此因循，前途何恃！窃谓吾国非贫之为患，而整理非策之为患，非瘠之为患，而开发
无术之为患。”[7](626)蔡氏主持下的云南军都督府，即从节流与开源两个方面解决财政问题，相应采取一些有效的财政建设措施。
(一) 节流措施
财政建设，首在节流。不知节流，财政不管如何富足，迟早也会陷于经济被动境地。云南军都督府建立之初，多方采取节流措施，以减少财政开支。
1. 汰除政府浮冗机构，减少机构开支
针对前清政府机构浮冗情形，新政权建立后，对旧机构进行大幅改造，特别是对一些浮冗机构大力整治。据周钟岳所言：“凡机关之复设，人员之闲散者，悉归裁并。如前清财政综于藩司，而钱粮别设粮道，反正后悉并于财政司。前清时农工商矿综于劝业道，而盐务则设盐道，反正后悉并于实业司之类是 也。”[2](1424)钱粮道并于财政司，劝业道与盐道一起并入实业司。浮冗机构的裁并，精兵简政，因机构减少而相应减少了财政开支。
2. 实行减薪，减少薪俸支出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设立一院(参议院)三部(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各部又设立各种下属机构，云南各地又设立道县两级政府。虽有汰除浮冗机构之举，云南军都督府机构仍然较为庞大，各级政府机构公务人员众多，每月薪金支出数目之大，确为军都督府的主要财政支出项目。因此，针对财政入不敷出的困难情形，军都督府于1912年1月文告，施行减薪。其军职人员的减薪办法如表1所列。
表1虽为军职人员减薪表，但备考中所言文职人员也照此表“酌定”，实质上即为军都督府各级机构各
表1 军都督府军职人员减薪办法①
等级官阶 原定薪数 酌定成数 实发银数
上等 第一 正都督 六百两 二成 一百二十两
第二 副都督 四百两 三成 一百二十两
第三 协都督 二百五十两 四成 一百两
中等 第一 正都尉 二百两 四成 八十两
第二 副都尉 一百五十两 四成 六十两
第三 协都尉 一百两 五成 五十两
下等 第一 正校尉 五十两 七成 三十五两
第二 副校尉 二十五两 八成 二十两
第三 协校尉 二十两 八成 十六两
额外校尉 十六两 八成 十二两八钱
司书生 十二两 八成 九两六钱
备考 弁护目兵匠夫饷银仍照旧章支发。各文职官吏薪俸由军政部照此表等级酌定呈候核夺。
类公务人员的减薪表。由此表可知，各类工作人员的薪金按等级“减成发给，最多者不过百二十元(两)”。
然而虽然各级公务人员的薪金确实大为减少，但云南新政权的财政压力仍然较大。因此，1912年6月，军都督府再次施行减薪。如蔡锷所言：“因国事多艰，再加裁减，凡政军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其原薪六十元以上者，均减为六十元，以下递减，惟目兵暂仍其旧。”[8](198)时任云南军都督府财政司司长袁家普回忆：“自都督以下每月过六十元者，均只准支六十元；六十元以下者，均酌量裁减。”[9](1458)
如此举措，云南财政支出得以减少，财政压力进一步减小，财政状况确也得到改善。据周钟岳记载：“反正之初，薪俸颇厚，而库储支绌，乃通令全省军政各机关，裁减薪俸。滇省财政，得以维持不敝，实赖此举。”[10](226)裁减薪俸，使“滇省财政”得以“维持”，虽然其作用不宜过分夸大，但从薪俸支出为云南军都督府财政支出之“大宗”而言，裁减薪俸确为云南军都督府财政节流的重要举措。
3. 遣散军队，减少军饷开支
云南军都督府建立，军费应为除行政支出外的最大开支。如前所述，仅就援黔援蜀而言，云南军都督府承担的军费开支不少于一百三十万元(两)。虽不见有关云南省内各驻防军队的军费开支的记载，但就从援黔援蜀的军费开支来推断，云南军都督府的军费开支应是十分庞大的。
由于辛亥革命已胜利，除因维护地方治安，保卫边疆安全而必须保留部分军队之外，云南军都督府着手遣散一部分军队，以期减少军饷支出：“滇省岁出以军饷为一大宗，反正之初迤西迤南皆自添招募，又因援黔援蜀，添练一师，兵额骤增，饷糈益浩。西南敉定，乃裁去兵数十营，及援蜀军归，又复分别退伍，军饷因而锐减。”[2](1425)如此，军饷开支减少，也就相应减少了军都督府的财政支出。
4. 建立近代审计制度，力图革除冗费浮支之弊
在节流方面，军都督府还注意建立近代审计制度，以期减少冗费浮支。据周钟岳的记载，“当中央令设审计分处之前，云南已先设会计检查厅，凡预算决算皆由财政司编制”，各类机构的“用款之当否则必经会计检查厅之检查”，对“各机关之支销严加审核，而冗费浮支之弊悉以廓除”。[2](1425?1426)当然近代审计制度并非短时期内就可健全，但云南军都督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却难能可贵，其开启了建立近代审计制度之先河。
(二) 开源措施
能知节流，固然重要；但不知开源，财政困难状况照样难以好转。云南军都督府既采取措施节流，又想出多种办法开源，以增加财政收入。
1. 筹办公债，吸收民间资金
有鉴于乘“民国肇端，财政枯竭”之机，列强以借款相要挟，“迫我危亡”之事实，云南军都督府极力反对新政权向外国借款，认为向外借款实为“饮鸠止渴”之举，此为亡国之源。蔡锷认为中华民国如能得到巩固，在财政方面“非合全国竭力输将，实无以资挽救”。因此，云南军都督府决定通过发行爱国公债来筹集经费，向国民借钱，解决经费短缺问题。1912年6月7日蔡锷致电袁世凯，报告云南爱国公债发行情况，电文中声称：云南省“拟筹办爱国公债，通电各属，征集意见，全体赞成，兹已拟定章程，克期开 办”。[11](508)其爱国公债章程，内容大致如下：“公债总额为五百万元，发行额面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以本省钱粮、地丁银为担保。自民国元年起，十年以内分年偿还，不给利息。其发行及偿还本金，统由富滇银行本支店及其指定之店经理。购公债票办法，凡工务员均照所约认购外，余悉照财产认购，纯以劝募为主，不得已时乃用强迫其途，得由省议会监督稽查。”[12](204)
1912年6月9日，就爱国公债之事，昆明各界在承华圃召开国民大会，蔡锷为大会主席，其演说词中，号召云南各界民众购买军都督府公债，认为此举于公于私都极为有益。对于国家，因“外人夙昔所持主义，欲以财力亡我国家”，举办爱国公债，从短期而言，则为自立自主之计，可抵制外债，使云南财政不致依赖外人，受其要挟，丧失国权；从长远着想，经济自立，绝外人亡中国之想，将来则可为“兴办实业之用”。如此而言，表面上“牺牲个人一部分之私利”，实质上为“收国家之大利”。对于个人而言，如国亡，个人又何可独存？更何况“所债，五六年后，可以原璧归赵，实不过牺牲暂时一部分利益已耳”，但国家则得以自强自立；国家独立则国民个人才能获得独立之地位，不致如安南、朝鲜，国人为“异族之牛马奴隶”。[13](513)
据记载，云南军都督府举办爱国公债，民众量力购买，先后共筹集资金“十余万”，“虽未能骤集巨款”，但军都督府“财力得以稍纾”，云南财政紧张状况依此有所缓解。[14](154)
2. 剔厘前清陋规，云南各地收入尽归军都督府
清朝末年，陋规繁多，“民间有无名之供亿，而官吏得例外之羡余”。此弊既加重民间经济负担，又为地方官吏假公肥私之举，“清时各州县陋规”所得，“尽入私囊”。
云南辛亥革命胜利后，云南军都督府建立，着力革除陋规旧弊，规定“州县俸给公费”视地方事务繁简而酌加确定，使云南地方各级政府“不至有亏累之虞”，又“无俟挹他项为弥补”。如此，则“地方收入之款则悉令缴解，向日陋规涓滴归公矣”。[2](1425)
总之，此一举措，既革除旧日陋规，又增加了军都督府的财政收入。
3. 整顿厘税，增加厘税收入
厘金制度始设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本为清政府因缺乏军饷而特许地方官僚设关收取厘金，以作为编练军队之用。然而此一制度一旦施行，就难以废除；太平天国虽已镇压，但厘金制度照样延续至民国二十年。
云南军都督府也承袭这一制度，设关收取厘金，以作为财政收入。据记载，云南“反正后乃由殷实绅商承办，视每年认解之数先缴一半为保证金，俟年终解足额，仍将保证金退还”，如此而来，厘金收入较清末有所增加。[2](1425)
4. 开设富滇银行，建立地方银行系统
云南省于清末设有大清银行，该银行只设于昆明，“经理亦多未善”。云南辛亥革命胜利后，大清银行停办，为维持地方财政,云南军都督府于1911年11月即倡议设立公钱局。1912年又决定在公钱局的基础上设立云南富滇银行，同年2月9日，富滇银行正式成立并对外营业，其总行设在昆明市威远街西口，“并设分行于下关、昭通、个旧各处”。这是云南第一家省立地方银行。富滇银行资本原订为100万元，由财政司拨交。开业之初，云南军都督府从滇蜀铁路局拨款10万元作为基金，后来又陆续拨发40万元。虽不足100万元资本，但富滇银行已能营业。
富滇银行由云南军都督府主办，金融地位突出，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外，还具有发行纸币的特殊职能——发行滇币，并代表云南军都督府执行地方金融政策、统制外汇，具有地方央行的实质。
富滇银行开设，初步建立起云南地方银行系统，发行滇币，吸纳民间闲散资金，成为新政权的财政后盾。正如蔡锷所言，富滇银行“基金既已充足，纸币亦便流通，民间之信用既坚，故财政亦不至竭蹶矣。”“基金”“充足”可能夸大，但对稳定云南财政应具有其作用。[2](1425)
5. 发展实业，广开财源
云南军都督府建立，面对财政上的困难局面，在开源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发展实业，其中恢复矿业最为突出。
就云南铜矿而言，东川铜矿开采已久，清朝时期即为政府铸造铜币提供原料，谓为“京铜”。武昌首义以后，各省纷纷独立，全国一片乱象，清政府最终，从而导致“京铜停运”。据此，蔡锷迅速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滇中产铜极旺，质料不亚日本。除商厂不计外，专就东川一处而论，每年产额约计一百六、七十万斤。现在东川改设公司，认真经理，将来每年可增三、四百万斤。惟近因京铜停运，存储甚多。”蔡氏积极为滞销的滇铜寻找出口。经协商，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即向云南购买铜料，用做铸造铜币之用。滇铜能运销省外，财政收入略为增加。[15](187)
就锡业而言，个旧锡矿自宋代就已开采，至近代修筑滇越铁路，法人就有侵占个旧锡矿之用意。云南辛亥革命胜利后，蔡锷有改良个旧锡矿开采的想法。1912年9月8日，蔡锷“南巡”到达个旧，在个旧绅商学各界欢迎会上，蔡氏谈到：“鄙意此间锡矿，倘能竭力提倡，开采得法，每年所入当不止四五千万元。改良之法，若从根本著手，非从事教育不可。若建设一矿业学校，研究开采冶金等术，一便实地练习，二免借才异域，数年之后，当改旧观。为急则治标之计，亦宜渐变土法，广聘矿师，开采冶炼，均用机器。一资本家之力量不足，则合众资本家以谋之。如此则获利必厚，厂主无倒闭破产之虞，砂丁鲜沈沦地狱之苦。然后再筹畅销之路。从事路政，以铁道为主，以马路为辅。”[16](276)蔡氏此段答词，就个旧锡矿开采谈了其初步设想，认为改良锡矿开采，应从开办矿业学校、使用机器开采、举办现代交通运输三方面着手。根据其时实际情形，虽然蔡氏设想一时难以实现，但其对个旧锡矿开采的重视程度，已不言而喻。
此外，在兴办实业方面，军都督府除努力恢复矿业，在盐业、农林牧业等方面，都认真筹划，以寻找更多的开源途径。
三、结论
由于军都督府相应采取的一些财政建设措施，使 “虽以夙称贫瘠之滇省，而财政基础得以巩固 矣”。[2](1425)经费逐渐能够达到自用，“节流所入，不下百万，开源所入，约计当有二百万之谱。滇省昔年每岁不敷三百余万，经此次改革整理，收支可望相 合。”[17](310)
同时，云南还支持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和贵州省。“民国建设，经纬万端，而财政困难达于极点”。[18]财政部至电各省政府，要求接济。如此，云南军都督府以蔡锷名义去电：“中央政府为全国行政之中枢，经纬万端，需款甚巨。顷接财政部熊总长电‘库空如洗，束手无策’云云。各省宁肯坐视，致陷政府于破产之地位？设因政府竭蹶，遂蹈危机，各省岂能独存！滇虽瘠区，夙资协济，然警电传来，百端筹维，目前政费勉力暂认。兹先筹解中央二十万元，以应急前。日内即由银行商号分别汇交，以免长途稽滞。”[11](509)据云南军都督府1912年6月5日政务会议记录：“议决：由川购滇铜项下已交中国银行铜价十二万，悉数拨归中央，再由湖北铜价项内拨八万两，共二十万，先通知省议会，即行电达中央，再备咨文。”[19](49)云南确实协济中央政府二十万，“不惟中央未曾协济云南，云南反协济中央数十万”。唐继尧主黔后，贵州政局渐为稳定，但财政困难却已显现。唐氏致电蔡锷，请求滇省给予财政支持。为此，蔡锷致电唐继尧：“黔省财政困难，固在意中，昨已勉筹五万汇寄。”[20](143)财政支持贵州新政权五万元，对于巩固其政权、稳定其政局是有益的。
注释:
① 参见《军都督府酌定减薪办法并发薪等级成数表通饬一体遵照文》，见《云南政治公报》1912年第1期第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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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蔡锷. 为财政事致中央电[C]//云南辛亥革命资料.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6] 蔡锷. 为云南财政支绌请拨款协济及借款兴办实业呈大总统文[C]//蔡端. 蔡锷集.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7] 蔡锷. 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2月12日)[C]//曾业英. 蔡松坡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8] 蔡锷. 为公债事通电(1912年6月7日)[C]//云南辛亥革命资料.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9] 袁家普. 蔡公遗事[C]//曾业英. 蔡松坡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0] 周钟岳. 惺庵日记[C]//云南辛亥革命资料.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11] 蔡锷. 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6月7日)[C]//曾业英. 蔡松坡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2] 蔡锷. 为公债事电中央[C]//云南辛亥革命资料.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13] 蔡锷. 爱国公债演说词[C]//曾业英. 蔡松坡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4] 周钟岳. 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一)[C]//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15] 蔡锷. 为铸铜币事电北京[C]//云南辛亥革命资料.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16] 蔡锷. 个旧绅商学各界欢迎会答词[C]//曾业英. 蔡松坡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7] 蔡锷. 致梁启超函[C]//曾业英. 蔡松坡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8] 临时大总统令[J]. 政府公报, 1912, (63): 1.
[19] 政务会议记录[C]//云南辛亥革命资料.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20] 蔡锷. 致唐继尧电[C]//云南辛亥革命资料.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The public finance construction of Yunnan in Cai E’s period
XIAO Xi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Yunnan, the new government faced the public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new government corresponded to adopt various valid measure to carry on reducing expenses and openning the source.The nervous condition of public finance of Yunnan was alleviated from here. The public finance construction was really fruitful. Much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aken the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ai E.
关键词：云南花灯 艺术特征 教学措施
一、云南花灯的艺术特征
所谓云南花灯，其本身是在民族戏曲艺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地方戏曲艺术，且其本身对美学有极高的成就。通过程序式的演出形式将剧中内容表演故事化，人物刻画形象化，以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且其表演艺术追求朴素幽默、唱腔追求生动委婉，趋向虚实结合的表演最大程度的实现脱离舞台空间范围以及时间范围的限制，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表演氛围以及艺术境界。总之，云南花灯是一套独具特色且具有极高完整度的表演体系。其本身表演艺术具有以下特征：
1、云南花灯的地域性和方言特点
云南花灯是一个花灯在云南的泛称，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得花灯发展和呈现各具特色，但表演形式、音乐体制保留了基本的原始底本。音乐风格上不同特点表现，如：玉溪﹑华宁这一代的花灯歌舞性较﹑音乐形态上呈现出优美抒情的特点。而建水蒙自的花灯由于地处少数民族，其发展融入彝族音乐的特色，因此也被称为“彝族花灯”这一代的在唱腔上显示出彝族海菜腔的特点，真假声交替演唱，旋律也随之变化。
2、雅俗共赏——娱乐性与欣赏性的特点
戏曲本身就有着娱乐性的一面，无关于看戏人的类型和观赏心理，他们都能通过戏曲表演的一招一式，服饰的五彩搭配，个性的油彩脸谱，委婉特有的唱风，锣鼓敲打等这些气氛场景中感受戏曲的美。 从深层的角度看作品，其戏剧性的效果，更体现出云南传统花灯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激起不同层次的感情共鸣，这也恰是戏曲本身的魅力所在。
花灯自流传到云南以来，在各地方广泛流行，而语言习惯、地方风俗、音乐文化等的差异，形成了独具艺术特色的云南花灯。云南花灯所展现的地方特色是与当地民歌曲调的风格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云南高校实施“云南花灯”选修课教学的优势
1、从教学实施方面来说，云南花灯的教学内容是以当地历史人文为基础背景的本地的地方戏曲。它更加方便教师对教学资料的深入挖掘，能更加借助地域优势，引导学生从实际探究云南地方人文的地方戏曲特征和内涵，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和云南历史发展文化，实现良好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如：就云南花灯本身而言，在云南的兴起，与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入有关。
2、就云南花灯本身来说，无论是本土还是外地的大学生，从云南花灯出发来了解中国传统戏曲，对于学生学习和教学来说都更加容易接受。对于本地大学生来说学习云南花灯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家乡的戏曲文化和历史的系统学习和深入探究。
三、在云南高校开展云南花灯教学活动的可行性分析
（一）云南花灯教学活动进入云南高校校园的意义所在
（1）提高大学生的艺术修养
首先，音乐在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戏曲音乐的主要特色在于唱腔，戏曲艺术丰富的唱腔体系是欧洲戏剧所不能匹敌的。更重要的是戏曲音乐不仅风格多样，曲调的创造与发展上特别在唱法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每一个剧种都有其独特的唱腔方法，它的唱法有具体的要求，形式与美感。云南花灯唱腔的特色和技巧使其具有表达生动的特点。
（2）有利于对母语音乐文化、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对母语音乐文化、历史文化的传承在音乐教育界己经越来越普遍的被提出。从世界范畴来看，许多国家都在大力提倡“母语音乐教育”，如匈牙利的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认为音乐教育应建立在本民族的传统音乐的基础上。日本的著名音乐教育家铃木镇一也是母语音乐教育的大力倡导者[1]。由于云南花灯在各地的发展基本都是用当地的方言在表演，因此年轻的大学生欣赏和学习云南花灯有利于本土语言文化的传承。
（二）云南花灯在云南高校发展的调查分析
为了论证地方戏曲教学在高校公共艺术课程中的可行性，笔者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选定曲靖师范学院、文山学院、玉溪学院三所综合院校的学生对这一选题做了调查研究，随机抽取了两百
份调查问卷做情况分析。
笔者在第一层对云南花灯知识问卷调查。
1、你了解云南花灯吗？
a、了解 b、了解一点c、一点也不了解d、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我看到仅有30%左右的学生了解云南花灯，有绝大多数的同学是不了解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云南花灯。
在问卷的第三层问题，关于在云南高校进行云南花灯教学的必要性。
6、你认为在大学期间开设传统音乐对你的综合素质及将来个人发展有意义吗？
a、很有意义 b、有一点 c、无所谓 d、完全没有
8、在云南的高校上学你认为了解云南的传统戏曲课程有意义吗？
a、很有意义 b、有一点 c、无所谓 d、完全没有
11、你认为在云南上大学了解和学习云南的传统戏曲有意义吗？
a、很有意义 b、有一点 c、无所谓 d、完全没有
通过以上调查问卷笔者认为，云南高校公共艺术课程中云南花灯教学存在缺失，教学方法较为枯燥，大学生对云南花灯的了解甚少，但大学生普遍认可云南花灯的高度与艺术价值，也认为具有学习与传承的意义。所以，教师如能注重从激发学生兴趣出发，运用新颖的教学方法，在云南花灯教学中荣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满足大学生在本阶段对知识的需求。那么在云南高校公共艺术课程中是有开设的价值和意义的。
但对云南高校大学生普及云南花灯教育中也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面对日益加重的学习和就业压力，大学生考虑自己兴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兴趣又是学习和认识一个新事物的前提；其次，云南花灯是一套完整的艺术表演体系，一招一式都需要专门的学习，每种技能都需要几年的功夫，即使是欣赏，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领进戏曲艺术殿堂的；此外，云南花灯传播面临的最大对手是流行音乐等多种文化元素。流行音乐的内容和旋律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与体验，表达方式更易被模仿，因而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的欣赏空间，导致他们无暇体味和欣赏京剧背后所涵盖的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巨大文化美感。 四、在云南高校开展云南花灯教学活动的措施
（一）高校云南花灯教学内容相关的优化设计要求
“所谓的教学内容最优化，是指教师对相应的教学目标进行认真详细的选择，并且对选择的内容进行精加工，同时对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或者表达方式进行认真合理的规划，使其可以更有效用的被学生们所掌握。”[2]对于学生而言，戏曲教育的核心就在于让学生们了解戏曲艺术的唱腔、发展历史、表现形式以及文化特点等，并且对戏曲艺术相关的文化以及音乐舞台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熟悉，并且通过简单的学、唱、表演将其表现出来，并对其深层次所蕴含的音乐魅力进一步的体味。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把握云南花灯多样化的特点，那就需要教师根据教材相关的要求，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组织，并且对各式各样的教学资源灵活运用，从而实现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最优化目的。所以笔者认为该着重注意下面提出的几点内容：
（1）教学内容应该由简单逐渐复杂、由表面逐渐深层
因为我国戏曲艺术的唱词以及对白，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地方方言的方式进行表达，其内容晦涩难懂，并且绝大部分都与现代学生的实际生活内容有极大地出入。作为戏曲本身的音乐节拍相对其他流行音乐来讲，也不尽相同，这使学生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
（2）多种教学手法结合使用，引人入胜
云南花灯教学的第一步，便是老师讲教学资源以及相关的辅助教学工具合理的应用，将之与京剧课堂的内容相互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将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展现出来。下面是笔者到某高校听朋友讲的一节传统戏曲教学公开课，在课堂上，老师拿出了许多小东西[3]，有音响、二胡、京胡、铙钹等许多京剧表演过程中所需要的乐器带到了课堂上，并且老师一一将这些乐器分发到课堂中分好的学习小组中间去，并且让学生自己钻研，敲打出声音，最后，播放一部京剧表演片段，让学生们了解到这些乐器的使用方法，效果也会比传统方式教学事半功倍。通过上述让学生亲身体验戏曲艺术表演过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视觉、听觉、动作来体味云南花灯独特的韵味。
（3）多学科知识相互融合
教师在进行云南花灯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将电影、或者绘画京剧等艺术特征之一的虚拟性进行对比解释；通过将云南花灯与其他戏剧表演形式进行对比，将云南花灯行当本身的高度凝练以及
为规范的特点进行介绍等。
（4）教学内容与高校学生自身的特点相互契合
对年轻的高校学生而言，年轻的意义就在于对新鲜事物就存在极大的兴趣，如何才能合理的利用学生的这点兴趣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云南花灯课程教学的作用，笔者建议从下面的例子中分析：
教师可课堂播放视频，使学生的注意力被集中到屏幕，视频的内容尽量的偏向于诙谐、搞笑的戏曲表演，提高对戏曲艺术的兴趣；其次，老师对云南花灯进行简单的讲解，完成后，让学生用自己的理解进行云南花灯小戏的表演，最后在将学生的表演与视频中相结合互相分析，让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兴趣来对云南花灯进行比较深入的学习。在相互讨论的过程中，将对云南花灯艺术理解加深。
（二）云南花灯教学内容以及素材的选择
对于云南花灯教学内容以及素材的选择，应重点放在审美一词上，并且对戏曲艺术本身所具备的艺术美进行重点讲解，对其蕴含的民族性以及经典性进行强调。将戏曲艺术中相关的知识技能以及文化内容的学习有效地结合到实际教学过程中，将时代感合理的体现，同时对云南花灯元素中所蕴含的流行元素进行吸收。云南花灯教学的素材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教学目标上，从而在课堂上有根据、有目的的使用，这样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参与到相应的云南花灯学习过程中，适当的添加影音、图文信息可以使得学生的参与热情一定程度的提高，使其可以更好的融入到云南花灯艺术的学习过程中。
五、结论
【关键词】刘文征；天启；滇志；云南；方志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3-0001-02
明代云南九部省志，现存可见的只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滇略》，以及，在天启年间由刘文征修撰的《滇志》。方氏《滇志》记载了从古自天启年间的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山川、人物等各方面的故实，“是一部可资学习和研究云南历史的重要著作”，是明代云南修撰的最后一部省志，其类目划分相比旧志更加详细和明确，“其体例大都沿旧制，补万历初年五十年间事，颇称完备，其前代事为旧志所缺者，则分题搜遗以补之，尚有旧志所无之类目如路途、土司官氏，则新编之，亦颇得其要。以纂录资料言之，此为明代志书最善本也。”
一、刘文征与天启《滇志》
文征事迹不见于《明史》。其相关记述主要出自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滇南碑传集》、《滇系》等书所载傅宗龙撰《刘太仆传》，及文征与其妻合葬之墓志铭，而与其它志书中也有些微记载。
刘文征，字懋学，号右吾，云南右卫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正月，卒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六月，享年七十有二。其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参与了张居正的改革，试图缓解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反抗，他也参与了镇压活动，但却充分认识到导致人民反抗的原因在于统治者过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滇志•沿革大事考》评论万历三十五年武定土目阿克、郑举之乱时认为：“是役始于激成，终于无备。……州郡每岁供亿所取给，举不啻强半，业藏怒而不言，尤不堪言者，五伯无名无已之求。又每遇巡方檄下，搜除奸宄，展转变易，无岁无其名，每一经访，繁费罪罟，倍加于汉人。一旦愤发，有如溃痈，又孰能御之？”
文征出身仕宦之家，“公好学，坐卧不离卷帙”，有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活使其广泛的解除了社会，从而丰富了他的阅历。深厚的学术功底加上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其引退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年益嗜奇书，抽毫赋诗，兴致不竭，……著《茶花馆集》、《思母编》，《松注》、《滇志》总若干卷”。除以上作品，《明史•艺文志二》中又记载他曾著《刑部事宜》十卷。
《滇志》之撰写起由和修撰详情已无从详知，但可以从《凡例》中间接窥见一二：
“旧《志》十七卷，叶榆李仁甫编，杀青之岁为万历改元癸酉。新《志草》二十二卷，（田句）町包汝钝氏编，脱稿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仁甫先生林卧之日，久与西蜀杨庄介公讲业苍山顶上，以其余力成书。汝钝司空自为都谏，数疏论矿税，严谴家居，至强劭也，两志若珠玉晖映然。
由今溯癸酉，已是五十年前。汝钝氏取前志而笔削之，即使刊布，尚轶岁年之半，而竟没没也。比台司发故府所藏本，循环读之，最善者，色泽前言，囊括迩事，煜煜井井；其他，若淳若驳，若出一手；若不出一手或前已删改旧《志》，别又沿袭，用其全文；又甚，则有雅俗杂进芜秽不典者，且稿成往昔，而事记来兹。掩卷寻求，只开疑府。又索副本于其家，弗获。夫书固有赝而传，文有托而传。方司空作志时，已逆知有今日，而卒符合也。可叹已夫！今一以其所著为主裁，伪者正，舛者易，非其本者锄而去，印证取之旧《志》及郡县志，要以成一家之言而已矣。”
文中文征盛赞李、包“两志若珠玉晖映然”，更叹“夫书固有赝而传”，“雅俗杂进芜秽不典”，对当时旧志存在的情况痛心疾首；且前包氏之志，不曾刻印，即便是刻印，却也“轶岁年之半”。总之，文征在不满滇省志存在情况的情况下，或许也考虑到考虑到省志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便开始了滇省志新的撰修。
二、《滇志》体例及其影响
《滇志》一书为明代云南最后之省志，代表了明代云南省志修撰的最高水平。方国瑜先生认为：“以纂录资料而言，此为明代志书最善之本也。”
全书共三十三卷，约120万字，分为14类，各类下又分目，计107目。是文征在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和包见捷《滇志草》基础之上，删减增补重新整理之后的作品。文征在类目划分上基本上确实是沿袭了万历《云南通志》的类目，所不同者：天启《滇志》分为14类，其中在具体类目安排上，万历《志》在地理类下分府而再分目，天启《志》则在类下分目而继系以府州；万历《志》诗歌、文章等除收录与《艺文志》外，还散见于其他一些类目下，而天启《志》则将其集中于《艺文志》下，并作了详细的分目；“又万历《志》无旅途，《羁縻志》无土司官氏，即录自档册者，又沿革大事考、官师、人物、艺文诸门、补万历、天启年事而加祥，出自档册及采访。至于《搜遗志》凡三卷，即录自群书几访闻，补各类之遗佚者。”天启《滇志》在形式类目和内容上还体现了其时代性。正如之前正德《云南志》中开始出现了《流寓》一目情况一样，天启《志》中的“宦贤”是在当时到云南为官之人愈来愈多，且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多越大作用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明代卫所制度和屯田实边的政策，“军屯”、“民屯”、“商屯”也成为明代云南的一个特征，于是在万历《志》开始辟出“军实”一目后，天启《志》也继承为《屯征》一目。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在于，其中出现了“题名”一种方式，文征通过这种方式将一些内容进行了总结，比如“总部题名”、“郡县题名”等，“郡县题名，天下所未有也。或曰：‘天下所未有，不独滇也。’”“后来的方志以其他名目将其并入其他门类下……。”无疑这是明代云南省志中所独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滇志》的价值。
天启《滇志》是明代最后一部修纂的省志，由于之前撰修的几本明代省志已经流传甚稀，而此本则流传较多，“故明末清初言滇事者，明以前之故实，多出自此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十二目全出自此书，《肇域志》云南部分也是多取自此书；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也大量引用了此书，其中标明引自《滇志》的就有五处，未注明者肯定还有很多；而《明史•云南诸土司传》、康熙《云南通志》及后来之作者则多录甚而全录自此书。方国瑜先生赞言：“此书对后来之影响甚大。”“故言滇史者，受天启《滇志》之影响甚大也。”
总之，其体例上主要沿用旧志，却更精密；在内容和资料上主要在补万历初年以后五十年间事，并记载自入滇至明天启五年间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等方面却更鸿富。前代事为旧志所缺者，该志则分题搜遗以补之；尚有旧志所无之类目如路途、土司官氏，则新编之，亦颇得其要。相较于其他尚存诸本明代省志，体例更加精密、内容更加充实、资料来源也更加丰富，保存了大量了的珍贵史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史地所不可或缺的。
三、《滇志》的版本与流传情况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天启《滇志》版本中，尚没有发现刻本，只有几种抄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写本：该本无编者姓氏，无录写年代，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北京大学以640块银元的高价购得，该本是已知流传的最早的手写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据王云先生考证目前多数的传抄本，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晒蓝本、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云南大学图书馆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抄本、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静电复印本都是它的子本。王先生考证后认为该本是为明天启年间写本。而该本是如何流传到北大，方国瑜先生认为：“盖云南藩库原藏之天启《滇志》流出，李澄中至云南时得之，携归山东诸城者。又此本有‘诸城邓村棣华书屋尹氏家藏’印，则李氏藏书后归尹氏。又有‘湘乡鉴藏’印，不知何时又流至湖南。清季巴陵方氏藏书，归京师大学堂，又转至北京，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古永继教授对此也无异议。但是，王云先生在其《编纂及其流传概况》一文中，认为将《滇志》带出云南的不是李澄中而是许炯，他在许炯的日记《使滇日记》中发现多次提到了读《滇志》，并且有在其归途阅读的记载，而其《使滇杂记》则是其读《滇志》的心得。许炯早李澄中三年来滇，因此王云先生认为最早带《滇志》出云南的应是许炯。在王云先生对这段的论述时认为，北京大学藏本就是由许炯带出的，换言之，许炯带出的那套《滇志》最终为北京大学收藏。“……把《滇志》带出云南的却是许炯”，“很久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李澄中把《滇志》带出云南，……始知带《滇志》出云南的确是许炯……”，“许炯……当是《滇志》的第一位收藏家”。言外之意，许炯带《滇志》出云南后，辗转流落到李澄中手中，并最终被被北大收藏，这似乎很顺理成章，但，笔者还有些许疑问，王云先生得到的证据只能证明许炯的确带出了一部《滇志》，但没有有证据标明许炯带出的和北大收藏的是同一部书？或许许炯那部已经散佚也未可知。因此，笔者愚以为就此下结论还是有欠妥当。当然，这一新史料的出现使得李澄中是《滇志》第一位收藏者的定论也发生了动摇。笔者窃以为或有新的史料出现方可判定第一位收藏者为谁。至于北大手写本的那些传抄本，王云先生和古永继教授的文章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兹不再赘述（见表）。
中央民族大学本，卷数同于本大本，但装为33册，内有“大昕”印、汉满“镇洋县印”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书”三种藏书印。原书缺第十三卷，后补入。此书是由民院于50年代初从上海富晋书社购入。“大昕”似为钱大昕、“镇洋县”则为今江苏太仓县。该本与北大本不同，还在于最末业执事名单中“龙允升、刘惟馨”二人之后多了“较阅”。因此，该本或者为刊刻之前的校订本。另外北大本与该本比较两者均有误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
由古永继教授点校，王云先生和尤中先生审订，1991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滇志》是目前通行较为普遍的版本，该本是以北大本为蓝本，参以其他各种正史、方志、笔记、顾炎武、顾祖禹相关著述以及民大本《滇志》校对而成，“为研究云南地方史提供了一部资料宏富而宝贵的文献典籍，……可谓功德无量”。
以上是目前仅知的关于《滇志》版本的大概情况，由于本书三百年来一直“流传民间，辗转传抄，讹误甚多”，同时内容博杂、卷帙浩繁，因此，无论是哪个版本都必然存在着疏漏，因此我们在使用时一定要保持慎重的态度。另外还有台湾本，目前尚不得见。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 云南—东盟 留学生教育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推动和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和投资等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2010年1月1日的正式启动使得中国成为部分东盟国家的主要进出口市场，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需要大量掌握双边语言、熟悉东盟国家风土人情和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顺应时代的需要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通过国际的合作促进自身的发展。
云南非常重视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云南教育部门紧密围绕“桥头堡”建设发展战略，制定了“一家园三平台”①的教育桥头堡建设规划纲要，以高等教育为重点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云南省率先出台了《云南省接受外国学生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是全国首个地方性外国学生管理文件，为留学生管理提供了文本依据。
1 云南省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
来云南留学的东盟学生数量增长快速稳定。截至2010年11月，全省63所高等院校中有47所在不同程度上与东南亚国家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据统计，2002年，来云南的各类长短期留学生和外国学生比2001年翻了一番，达到1760人；2003年首次突破2000人，2004年超过2500人，2005达到4569人。以后每年稳定增长，2008年4244人，2009年8102人，2010年9017人。②在这些学生中，来自周边国家的占到了半数以上，泰国、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留学生人数正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作为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窗口，云南的高校担负着更多发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重任。在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的过程中，云南高校把跨境汉语教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云南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进入我国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的10所重点大学之列，连续培训泰国、缅甸、越南汉语教师。云南民族大学开齐了所有东盟成员国语言专业。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大学成为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单位，成为中国为周边国家培训汉语师资的重要基地。云南师范大学在东南亚国家举办7所语言文化中心，建立了5个汉语教学中心，与泰国清迈大学合作开办孔子学院。云南大学2009年与缅甸福庆学校合作开办了孔子课堂，并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大理学院、红河学院、玉溪师范学院和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合办了DHY—RUPP汉语教育中心。形成联盟，优势互补，共同在周边国家推广汉语。
2 云南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问题
2.1 留学生教育吸引力问题
近年来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中，虽然东盟留学生规模日益扩大，但是从生源国角度来看主要以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学生为主，其中又以越南学生居多，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来滇留学的人数较少，而来自文莱的留学生则少之又少。从2006—2009年，来滇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达15096人，其中越南、泰国、老挝、缅甸留学生人数居多，占来滇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总人数的95.83%。
从学历层次看云南留学生的学历层次相对较低，来滇学习的留学生主要分为语言生、学历生两个类别，学历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一直以来，留学生中语言生所占的比例较大，本科生次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最少。以云南省留学生数量最多的云南大学为例，2008年留学生总数为1517人，其中，学历生仅为254人，不到留学生总数的17%。同时学历留学生的层次较低，主要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较少。
在学校的选择上虽然云南民族大学已经开齐了所有东盟成员国语言专业，但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其他著名大学也同样具有相同专业，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些留学生更愿意选择国内的名牌大学就读。因此，与中部、东部较发达地区相比，云南留学生教育的吸引力还较弱。
2.2 专业与课程设置问题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发展，用人单位需要的不再是单一的外语翻译，而是既懂外语，又懂经济、管理等其他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从学生所学专业角度看云南留学生所学专业主要集中在汉语言文学、医学、经济学，专业相对单一。对外汉语专业在高校中重复设置，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云南省留学生教育的发展。
3 增强云南高校留学生教育竞争能力的策略
3.1 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云南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优质的教育是吸引留学生最重要的因素，因此首先要培育云南高校自身的竞争力，从课程设置、教师培养、教学改革等多方面适应当前时展的需要。同时要增强留学生教育的竞争力，整合合作各方的资源，提升留学生教育的层次水平，为留学生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对学校自身的竞争力的提升也非常有利。
云南省各高校应突出学科专业优势，结合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积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努力形成一批有特色、高水平、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学科和专业。例如昆明理工大学依托以地质、采矿、矿物加工、有色冶金等为主体的、具有特色和优势的“有色”学科体系来吸引留学生到校学习。在课程结构上，增加具有国际化内容的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提升学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形成一大批课程“品牌”，以此加大对东盟国家学生的吸引力并增强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竞争力。
3.2 开展面向东盟的职业技术教育
目前来云南的东盟留学生绝大部分在本科院校就读，且就读专业面较窄，以医学、国际贸易、汉语言文学为主。东盟国家都处于经济需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交通、旅游、机电、农业、水产、畜牧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但是目前云南很多高职高专学校却没有行动起来参与东盟留学生教育。因此要扩展留学生教育的范围，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应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建设培养大批应用型人才，例如国际贸易人才、物流管理人才、加工技术人才、会展人才等。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校也积极招收与云南毗邻国家的学生。
3.3 保证留学生专业学习的质量
要为东盟国家培养人才，就要适应这些国家的技术要求，符合这些国家的政策标准，不能让学生学了回去后无法使用。因此要编写适合东南亚国情、技术标准、经济法规的教材，要编写符合国际标准（ISO）的教材，这样才能保证教学质量。
虽然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之前已经通过了汉语6级考试，但是书面使用的汉语与日常生活用语差异较大，很多大学专业课的词汇在6级里是没有的，看专业课仍然需要查阅很多词汇，许多留学生上课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造成学业方面的困难。针对留学生这种基础知识较差的情况，可以安排有经验的辅导员以“一对一”的方式来克服学习障碍，也可以选择优秀的中国学生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建立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一对一”帮扶辅导模式，帮助留学生适应学校及周边的环境，解决校园生活、学习上遇到的困难。
3.4 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培养
建立一支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以及国际交往能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高等教育整体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保障。云南高校应积极聘任更多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来云南任教、短期讲学和从事科研活动；发挥云南地方公派留学生基金与“国家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的作用，选派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学习，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和外语水平（包括英语和东盟国家语言），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对新上岗的教师进行岗前培训，举办东盟国家文化知识讲座等方式提高师资队伍的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在教学上尽量配备兼通东南亚语种的对外汉语教师，能够在课堂上采用英语+汉语+（东盟）小语种的方式教学，这也给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5 把好生源质量关，扩大留学生引进和输出的规模
与中部、东部较发达地区高校相比，云南高校的知名度、软硬件等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保证生源，云南省很多高校都降低了入学门槛，对留学生的要求也比中国学生低很多，这必然影响留学生教育质量。因此要严格把关生源质量，要求留学申请人员提交必需的材料，例如学历证明、学习成绩单、汉语水平考试证书等。在把好生源质量关的同时有步骤地增加留学生的规模。
3.6 完善留学生管理制度
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高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关心留学生，做好留学生的思想工作。对于来云南的东盟学生我们要完善服务体系，为东盟国家留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环境。努力提高留学生管理人员的素质，留学生管理人员工作质量会直接影响高校教育质量在国外的品牌。应针对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文化不同点实施教育管理，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措施，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努力提高留学生管理服务工作的满意度。以真诚的服务让东盟国家留学生所接受，使他们来得了、住得下、学得好。
3.7 设立多种形式的奖学金
目前，云南省的国外留学生多半来自东盟国家，尤其越南的留学生较多。这些国家赴国外留学的学生的家庭并不都具有强大的经济支付能力，如果云南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学生没有奖学金，估计他们很少选择云南。在同等自费的条件下，东盟和南亚的学生很可能会选择到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因此除国家拨款设立的留学生奖学金外，云南省高校应为外国留学生设立多种专项奖学金，重点资助东南亚、南亚来滇留学生。这样不仅可以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还可以提高招生的质量和层次。提高留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学效果。
关键词 缅甸华裔 语言使用 文化认同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中缅两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友好邻邦，国民之间的“胞波（兄弟）”情谊也常被津津乐道，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是为两国的深化合作带来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缅甸兴起了“华语热”，越来越多的缅甸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这其中，缅甸华裔占了很大比重，他们是华文教育的推动力量，是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根据Mya Than（1997）的定义，缅甸华裔是指祖先曾是中国人、现如今还保留着华夏文化并承认自己是华裔的缅甸人。
缅甸，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云南省的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怒江州以及西双版纳州接壤，两国的边境居民常互通有无，往来频繁，据载，汉朝时就有许多云南的少数民族移居缅甸（何平，2008），因此不少缅甸华裔的祖先都是“云南人”，云南方言的学习和使用在他们的语言环境中不可避免，在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和汉语的过程中，云南方言，缅语和汉语普通话时常交替出现。本文将对在滇缅甸华裔学生的语言使用和文化认同进行研究。
1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据调查得知，绝大部分在滇缅甸华裔学生来自于缅甸北部地区，少部分来自缅甸中部和南部。为了使所收集的数据丰富多样，笔者先后到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镇康一中和昆明华文学校进行调研，对17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历层次、不同年龄段的缅甸华裔学生进行访谈。其中男生有11名，女生6名。12人来自缅甸果敢，2人来自缅甸仰光，2人来自缅甸曼德勒，1人来自缅甸东枝。从学历来看，2名高中生，11名大学预科学生，4名本科学生。5名未满18岁，12名18岁以上。为保护研究对象隐私，所有名字皆为化名。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访谈问题集中于在滇缅甸华裔学生的语言习得过程、不同语域下语言使用情况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在研究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全程录音并转写，访谈语言为普通话和方言。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CWhorf hypothesis）为理论框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分析。
2发现与讨论
2.1在滇缅甸华裔学生的语言状况
从语言使用频率来看，汉语普通话、云南方言（包括德宏话、腾冲话、镇康话和昆明话）以及缅语是在滇求学的缅甸华裔学生的常用语言。
“上缅甸汉语使用多，影响大，是第一外语，甚至母语；下缅甸汉语使用少，影响小，地位逊于英语和日语。”（鲜丽霞，2008：78）相较而言，缅甸北部（本文特指果敢特区）的学生使用缅语的频率小于缅甸中南部地区（本文特指曼德勒、仰光、东枝）的学生，主要是源于缅北学生的母语并非缅语，而是汉语，家庭语言是“云南方言”，学校教授的语言和官方语言都是带有地方口音的汉语普通话，缅语是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但由于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他们的缅语存在个体差异，家庭经济较好并居住在市区的缅甸学生比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且居住在山区的学生缅语水平更好。在果敢特区，学校里使用的教材是经过改编的中国教材，电视新闻也是用汉语播报，果敢学生普遍使用汉语西南官话镇康话，即果敢话。“第一特区和果敢县政府办有《果敢特区报》、《果敢民族报》、《果敢法制报》、《果敢画报》等政府报刊，均采用中文……教学用语和教材文种基本上为汉语和中文。果敢地区曾一度使用过南洋版和台湾版中文教材，现基本上使用云南省九年义务教育制教材，只是从中国聘请了几位较有经验和学识的退休教师进行简单修改，再重新印制发给各学校使用。”（王士录，2005：75）
美：在平常和朋友交流，就讲方言。
芸：在家里，在我们那一边都讲方言。
颖：跟朋友们出去玩或者是吃饭、聊天的时候多数讲方言。
梓：在镇康读书和老师同学都用方言。
伊：我们那里人（指果敢人）就是和这里人（指云南镇康人）一样，说汉语。
（访谈摘录）
而曼德勒的学生虽然在家里和祖父辈之间用“云南方言”沟通，但学校和官方语言都是缅语，因此他们的缅语水平更高，使用频率更高。
志：我经常跟家里人用中文沟通，家里都是汉族，我祖父他们是中国过去缅甸的，是云南腾冲的。如果旁边有中国朋友的话，都是用中文，在他们面前说我们国家的语言的话，也是对他们一种不尊重。但是单独我们，都是缅甸人的话，都是用缅甸语。
（访谈摘录）
调查发现，缅甸中南部地区的华裔对汉语比较重视，华裔子女常被送到中文学校学习汉语，家庭条件好家长还会请汉语家教给孩子辅导。本文的研究对象源和守就曾在仰光的中文学校学习汉语。
至于书面语，笔者发现缅甸北部的学生在记笔记时常用中文书写，而缅甸中南部的学生是中文缅文穿插其中。可见，书面语偏好语与口语能力的高低有关。
作者：在中国学习，你在记笔记的时候，用的是哪种语言呢？
颖：我用中文。
志：多数都是用中文，但是有一些不懂的话，就是用缅语翻译，又这样记下来。
（访谈摘录）
此外，笔者还发现，有的缅甸华裔学生会特意学习和使用繁体字。
志：我们那边有两种，繁体和简体，也两个都用，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繁体。
作者：那你是小时候学过繁体，后来又改为学简体吗？
李：不是，小时候学简体，最近才学繁体，还没来这里半年前。
马：是在学校学吗？
李：是在家里，有家教，叫老师来家补。
马：你为什么会想学繁体？现在普遍用的是简体呀。
李：恩，是的，但是我的老师说，把繁体学会了，简体也自然学会了，他还说，在写书法方面，繁体是重要的，写起来比较好看，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写书法嘛，也喜欢上繁体了。
（访谈摘录）
总体来看，所有在滇缅甸学生的汉语听说能力较强，尤其是汉语西南官话。“语言既是各群体的外在表现，也是其中成员共同的心理现实。外在形式上，各社团表现出语言的群体性特征，如共同的语码转换、共同的语言变异，区别于其他社团；内在心理上，语言构建认识，多个具有共同心理的个体构成一个社团，从而确立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鲜丽霞，2008：79）正是由于操汉语西南官话的群体性特征，使祖籍为云南的缅甸华裔成为一个特殊的语言群体。他们来滇学习，无疑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语言优势，一方面可以拉近与云南本地人心理距离，加强中缅两国人民的民间外交；另一方面，语言距离的缩短可以帮助在滇缅甸华裔更好地实现跨文化适应。
2.2在滇缅甸华裔学生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人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双方相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或对对方文化的承认与接受。”（崔新建，2004：103）所有在滇缅甸华裔学生都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笔者认为他们的汉语语言能力（普通话和云南方言）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访谈中发现，他们都普遍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喜欢中国文化。
作者：你对中国文化有什么感受？喜欢吗？
源：对中国文化非常地感兴趣，中国民族舞蹈、乐器和书法，关于文化的大部分都很感兴趣，最喜欢的就是中国舞蹈了，舞蹈能表达感情，心情也可以得到发泄。总之关于中国文化的我都很喜欢。
军：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守：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应该是博大精深，我个人感觉中国文化不是一个或哪一方面的具体文化，而是整个中国，包括饮食，服装，风俗，习惯等等，这些都算文化，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文化也一直跟着改变，所以我认为文化是无边际的。
家：我喜欢中国文化，比如书法、文学，作家喜欢许地山、张爱玲和老舍。
志：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因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虽然所有在滇缅甸华裔表现出对中文文化的认同感，但不同地域的学生在认同程度上有区别。他们的文化认同程度与他们的语言能力密切相关，汉语为母语的缅甸北部华裔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略高于缅甸中南部华裔学生，这一现象可以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来解读。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探讨的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人们将该假说分为强式和弱式，强式指语言决定思维，而弱式指语言影响思维。（高一虹，2002）鲜丽霞认为“在缅华社会中，语言具有构建社会的强大效力，可以从强式理解沃尔夫假设。如果以母语类型来区分曼德勒华人――汉语母语者、缅语母语者（包括双母语者，因其缅语水平超过汉语水平），会发现这两大群体存在显著差异：汉语母语者系中华民族观念，有传统与现代之分；缅语母语者具缅甸文化底蕴，观念与缅人接近。”（鲜丽霞，2008：84）本文的发现与鲜丽霞的观点不谋而合。
3结语
费孝通先生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缅文化各有其美，作为沟通桥梁的缅甸华裔，应努力促进“美美与共”，为中缅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贡献积极的力量。
通过访谈在滇缅甸华裔学生，本文对其语言使用及文化认同有了初步的探索。但本研究仍有许多不足，比如研究对象人数较少，研究方法较单一，数据分析可能受主观因素影响，或是未涉及其他边境地州的缅甸华裔。因此，本研究结果仅为抛砖引玉，为其他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视角及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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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平.移居缅甸的云南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0（2）.
[3]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4] 王士录.缅甸‘果敢族’：族称、来历、状况及跨国互动[J].世界民族，2005（5）.
[5] 鲜丽霞.曼德勒华人的生活[J].东南亚研究，2008（1）.
关键词：云南；南亚次区域合作；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7-0059-03
基于次区域合作这一主题，1980年5月，孟加拉国时任总统齐亚・拉赫曼首先提出展开南亚区域合作的倡议。1985年，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7国领导人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的第一届首脑会议上发表相关合作宣言与，并共同成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阿富汗于2005年加入，南盟旨在加强南亚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共同促进次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的共同繁荣。过去十年南盟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南盟正日益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然而，由于南亚次区域诸如现实条件、人口数量庞大、各国之间矛盾突出等限制性因素的制约，因而致使这片区域的科教发展滞后、人口素质不高。
次区域合作旨在促进南盟国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次区域合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南亚外交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缘与历史的关系，云南省是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发展经贸关系与经济合作最具优势的省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与印度最早开展友好往来的省份之一。在南亚次区域合作背景下，如何加强云南省沿边经济带与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建设成为关键问题。鉴于此，研究云南省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期促进云南省人力资源利用最大化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一、云南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首要问题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
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并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国际性人才要求越来越高，人才强国观念深入人心。人力资源发展与本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息息相关。在云南考察期间，强调将云南努力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云南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随着国际化的发展，人力资源对于企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要求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输入市场。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确立科技和教育是兴国的手段和基础的方针。可见培养高素质人才，加大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任何地区或企业的发展都与优秀的人力资源和有效配置人力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资源丰富，尤其是旅游资源，但由于少数民族众多等原因对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不大，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鉴于此，云南省应积极响应，以南亚次区域合为契机，加强本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地区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为与南亚国家的深入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云南省与南亚各国合作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合作的现状
云南地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结合部，从云南向东可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相连；向南延伸，可通过建设中的泛亚铁路东、中、西三线直达河内、曼谷、新加坡和仰光；向北可通向四川和中国内陆腹地；向西可经缅甸直达孟加拉国吉大港沟通印度洋，经过南亚次大陆，连接中东，到达土耳其的马拉蒂亚分岔，转西北进入欧洲，往西南进入非洲。从全球的视野重新定位云南的世界经济坐标，就会发现云南位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三亚之枢纽”。云南正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与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往来的合作关系，为促进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具体如下：
1.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16年来，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先后在昆明、德里、达卡、仰光等地召开了十一次会议，共同签署了“昆明倡议”、“达卡声明”等会议文件，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成果。其中，2004年12月在昆明举行第五次会议期间，4方共同在昆明设立了“BCIM论坛协调办公室”，全面开展在交通、贸易、旅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云南利用BCIM合作，与印度开辟航空通道，并开展地方合作。
2.“K2K”合作论坛。2002年云南省政府研究室c印度MAKA亚洲研究所共同建立了“K2K”合作论坛机制，现已成为我国与印度之间建立的唯一一个省邦合作机制及合作平台，推动力“昆明至加尔各答航线”的开通及昆明―加尔各答国际汽车赛的举办。
3.滇孟合作对话会议。滇孟合作对话会议是孟加拉国和平与安全研究所（BIPSS）和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YDRC）共同举办的在政府层面上一次年度对话，会议旨在探讨滇孟合作具体事宜。
4.与NGO非政府组织主要合作单位。印度国际关系发展研究中心（CSIRD）、印度中国研究所（ICS）、印度企业家能力开发学院（EDI）、印度东部地区工业联合会（CII Eastren Region）、印度政策中心（CPR）、印度玛卡亚研究所（IAS）、加尔各答大学外交政策研究学院（IFPS）、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所（IPS）。
5.交通建设。由中、印、孟、缅四国交通部门共同牵头，主动寻求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金融支持，组成联合研究小组，研究制定联通四国公路、铁路网络的规划方案，从实质上推动合作区陆上通道建设。
6.文化教育。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同时也在邻近省邦的高等院校建立校际合作与交流关系，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和信息交流会，互派留学生和交流学者等。云南高校与印孟高校开展多项合作项目，如云南大学与孟加拉国南北大学和打卡大学、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和班加罗尔大学、缅甸仰光大学结好，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等合作。除此之外，还与印孟文化部门共同举办文化周和互派文化交流团体。
三、关于云南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分析
针对南亚次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本地区需要积极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促进南亚次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
1.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观念与环境的改善。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观念上比较封建陈旧，人事管理观念还处于低级阶段。转变人力资源观念就是要逐渐形成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促进人力资源的良性循环发展。对于云南人力资源开发管理首先应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本着包容性原则，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以提高其人口素质和创新能力，并充分发挥其主观意识，尤其是要改进现今实施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人才的培养范围主要集中在地区高校内，更新决策者观念的同时也需要改变被培养人才的观念，以期促进综合性人才的培养。云南省要抓住与南亚次区域各国在交通、能源、金融、旅游、农业、贸易、投资、教育等项目经济合作中的机遇，为云南―南亚次区域合作打造和谐的投资和生存两大环境。同时，云南还应努力加强与南亚次区域各国的互通互联合作，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加大科教投入力度，并以此作为广泛吸引人才的有力保障，还应建立相关完善的人才保障机制。
2.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整体规划。云南省政府要做好引导指示工作，并按照科学这一原则，对本地区人才进行合理规划，以促进云南与南亚的次区域合作。通过设立专门的专家课题研究小组，对云南省人力资源状况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和分析，并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状况提出相应的短期人才发展目标规划，针对南亚次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一系列项目，制定南亚次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整合规划，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培养高层次高学历高水平与国际化的优秀人才。云南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领域涉及能源、经济、教育、金融、农业等，在进行云南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整体规划中要全面落实工作，尽可能地培养各个领域所需人才。
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教育、科技支撑。云南省人口素质普遍不高，我国及地方财政要逐步加大对本地区教育的投入的比重，增加教育和科研的使用资金。南亚次区域合作意味着对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方向要与国际同步，对教育的投入，要内外兼顾。一方面，云南省应积极鼓励全国尤其是本地区企业对教育进行投资、加大科研的资金投入，倡议民间组织及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兴教办学。另一方面，云南省要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政府、组织、企业家来滇投资，招商引资，与外国企业筹资联合创建次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工程项目。多年来，云南省各大高校与东南亚国家高校逐步扩大教育与科技合作与交流，通过联合办学、互派留学生、文化汇演等形式有助于教育理念的传播，促进云南与南亚次区域各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深入发展。充分发挥云南省的教育与科技资源优势，有条件的高校可考虑增开与南亚次区域语言相关的专业，同时，要加强学生的外语水平，主要是口语水平。与南亚次区域各国的合作主要是要大量培养商务人才，因此，对外语的学习不能只是简单的学习，而是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目前高校学生学习外语偏重于理论知识，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有待提高，云南高校应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南亚次区域合作为背景，重点培养一批专业化的外贸人才。云南各大高校都在积极招收周边的留学生，对于高校而言，留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源，留学生可以作为中国学生学习他们国家语言的一种交流方式。高校在管理留学生的同时，应该考虑更好地把留学生融入整个中国学生群体，加强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的日常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南亚次区域各国教育水平不高，培养专业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较多，云南可充分利用南亚国家这一优势，借鉴其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理念及特色，改进并确立本地区高等职业院校的制度管理与目标任务，与南亚各国共同建立长效的教育合作机制，科学合理地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工作。
4.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引进。从时间成本来看，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大、持续时间长、稳定性差，云南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必不可少，但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与时间积累，鉴于此，引进南亚各国急需适用的人才能节省开发的时间及成本，同时要积极应对引进人才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问题。云南省要根据本地区情况、特殊性等因素，科学的开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人主观能动性，培养适应本地区及南亚各国发展需要的人才，以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保障体系留住人才。具体而言，云南应首要提高本地区整体国民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主要是云南地区各大高校学生的素质，增开与南亚次区域各国语言文化等相关专业，加强与各国的文化互动。其次提升与南亚次区域各国贸易往来的企业员工的文化层次，开展培训课程，促进企业文化的建立。再次应避免人才的流失。提高人力资源福利，建立合理的薪资体系，让劳动者切实获得相应的劳动成果，消除人才的不满。最后，以包容性原则挖掘、培养人才，积极促进人才的成长。除此之外，组建一批高层次专家及教师队伍也是十分重要的。发现、挖掘、培养人才工作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指导，云南应积极与南亚次区域各国协商，携手共建高层次管理师资团队，制定适合本地区及各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5.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规划建设。人力资源开发要以教育为基础，教育也是不断培B优秀人才的重要保障措施。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人才源源不断的输出地。云南省高校担负着培养南亚次区域合作创新型人才的重任，云南各大高等院校、云南省科研院所应与南亚次区域各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积极配合，进行多方讨论，再结合云南省和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联合共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规划，双方制定出相应的次区域人才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在各大高校全面开展工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最终落实点为企业组织，因此，规划中还应包括校企合作项目的推进，定时定量将知识能力已达到一定水平的高层次人才输送到相关企业中，有助于加强和锻炼人才的实践能力、思维能力，提高其创造力与创新能力。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知识的不断更新要求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中应提倡终身教育培训制度，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云南省高校和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中要调动人的能动性，加大对成人教育的投入力度，包括各种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把成人教育纳入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规划中，推进知识的循环化。知识信息时代下，云南省应努力建设一条具有国际化的信息产业，为社会各界及时提供最新信息。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才是区域实现协调发展的关键，云南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对云南省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通过科学合理地开发管理云南人力资源，其才能够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向南亚地区辐射的中心，为我国与南亚次区域各国友好建交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我国及云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积极带动南亚地区国家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莫泰，李平.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推动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思想战线，2004，30（3）：1-4.
为适应时展和云南高校青年成长的新特点新规律，团省委、省学联于2015年4月17日下午在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安宁校区开展主题为“就业与创业”的第二期“正青春・新思享”团学工作思想沙龙。
团省委副书记任远征，学校部、省学联部分干部，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昆明卫生职业学院、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云南新兴职业学院、昆明艺术职业学院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参加沙龙。思想沙龙由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团委书记杨浩主持。
围绕就业与创业的沙龙主题，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团委、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团委、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团委、昆明卫生职业学院团委先后作分享发言。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团委书记孔露皎介绍了学校的就业方向和毕业生就业情况，分享了推进就业创业工作的经验；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刘涛介绍了以“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为抓手，如何提高学生就业创业技能和成效的工作经验；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团委张颖老师分享了通过组织建设，加强对外交流，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推动就业创业的做法；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团委书记袁模以“关注就业――我们在行动”为主题工作交流；昆明卫生职业学院团委高梦婷副书记以在校内进行的创业实践为例分享了相关工作探索经验；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团委书记杨浩以学校大学生 KAB创业基础课程建设情况为重点，以点带面的交流了创业、就业的经验。
活动最后，任远征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要深刻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大力推进高校团学组织创新和团学工作创新，探索新方法，实现新进展。一要扎实举办好团学工作思想沙龙活动。要突出“正青春・新思享”的主题，进一步搭建线上线下交流互动平台，围绕主题邀请高校教师、团学干部、社会精英参与分享讨论，达到思想碰撞、信息交流、工作互鉴、情感联络、建言献策的目的。二要扎实服务好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工作。要积极培育学生创新创业创优的观念，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氛围，逐步建立和完善就业创业机制，搭建好线上线下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着力突破工作推进中的重点和难点。三要扎实开展好高校团学工作。要围绕立德树人的中心，实现思想引领、成长服务两大任务，突出网络宣传、“三走”活动、就业创业、四进四信等重点工作，服务好学生的生活情感、素质拓展、价值观养成等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