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浅析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蜀山剑侠传》中关于女性的描写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包含着开明的解放思潮，这不仅源于对中国古代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亦隐含着当时女性解放在开明知识分子中的认同。还珠楼主的创作，深刻影响了日后包括金庸在内的众多武侠小说家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理解，具有范式深远意义。

关键词：《蜀山剑侠传》；女性形象；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6-0119-02

众所周知，通俗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为武侠和言情。在言情小说中，读者们习惯于男女主人公的缠绵爱情和悲欢离合，比如《金粉世家》和《庭院深深》皆属于此类。因此女性在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的言情小说以女性为重要因素，她们或是引导故事的主要走向，一步步进入高潮；或是突然转变原本的情节，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从而体现出她们的重要地位。相比较而言，大多数传统武侠小说中男性处于主体地位，贯穿故事发展的始终，就像《笑傲江湖》、《鹿鼎记》等等，而女性形象则不过起着丰富情节和舒缓节奏的作用。她们不断出现在小说之中，有时候甚至在数量上超过男性，但她们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支配因素。

《蜀山剑侠传》一反中国古代男性的主导话语，给予女性大量的发挥空间，塑造了一批富有个性的女性剑侠，如李英琼、周轻云、余英男等人，是这部小说中最为重要的形象。这种以女性为重要因素的创作理念，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如《红线》、《红楼梦》等的传统，且与当时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潮密切相关。《蜀山剑侠传》对于女侠美艳外貌的着力描写，已成为武侠小说中颠扑不破的定律，其文本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日后亦在金庸的《白马啸西风》这部中篇小说得到了深化，但就其文学史地位而言，却远不能望《蜀山》之项背。

一、对于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还珠楼主笔下描写的身怀异术的剑仙，在唐人小说中已有先例。在小说《红线》中，塑造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侠女形象，以一己之力避免了生灵涂炭，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蜀山》中的侠女们，亦有这样的匡扶正义之心，随着情节发展，“三英二云”渐渐成为正道修真们的中流砥柱，他们对于邪魔外道的打击，亦越来越大。而李英琼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她眉心的两颗红痣，广慧师太这样说道：“女公子一身仙骨，只是眉心这两粒红痣生得煞气太重；异日得志，千万要多存几分慈悲之想……”[1]P232可说从侧面说明了李英琼的性格是如何地嫉恶如仇。徐国桢在其著作《还珠楼主论》中曾说过：“本来是李耳、庄周一般的襟怀，可生就了释迦牟尼的两只眼睛，却是替孔丘、孟轲去应世办事。于是儒释道混成一体了。”[2]李英琼对于邪魔外道的毫不手软，来自于孟子“浩然正气”的儒家观念，也带有佛门降魔伏法的正义之力，更隐约有向《西游记》里孙悟空扫荡乾坤、澄清玉宇的身影致敬的意味。

而对于书中女侠的外貌，还珠楼主可谓不吝笔墨，塑造了一大批明艳绝伦的女性形象，有时甚至达到了雷同的地步。不仅李英琼、周轻云、余英男、齐灵云等主要人物皆是“仙骨英姿，风神俊秀”的仙女姿态，就连出场寥寥的绿绮亦是“骨秀神清，明艳绝伦。宛如美玉明珠，无限容光，自然流照。性情偏是那么温和，语声清婉娇柔。”[1]P3224这些女性的美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诗经·硕人》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神韵。但《蜀山》对于女性美好外形的倾力描摹，更似直承曹雪芹的《红楼梦》而来，还珠楼主自己曾如是说：“看雪芹之文，看颦卿其人，古今之书可焚，宇宙间之粉黛亦可践踏矣”。[3]《红楼梦》对于女性外在与内在美好纯真的由衷赞美，在《蜀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再现，有学人评价道：“《蜀山剑侠传》对这些女性的视角完全是一种“仰视”而不是平视，更不是俯视，他对女剑侠们那种由衷的称羡心态无疑表明了其文学创作的精神源泉中对女性的某种崇拜的无意识。”[4]的确，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曹雪芹与还珠楼主是有共通之处的，他们对于女性并不鄙夷，相反还对于年轻女性的内在与外在极力地讴歌与赞美。这也可反映出，在关于女性形象的写作上，《蜀山》有对《红楼梦》的借鉴之处。

二、女性自由解放思潮的外现

《蜀山》对于女性的关注，自然不仅仅源于传统，更多地是受到近代以来女性解放的思潮影响。纵观近现代，便不难发现女性的形象在文学中占据了愈加重要的地位，尽管通俗小说相对于纯文学在观念上发展缓慢，但在还珠楼主创作的时代，男女自由平等的思潮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地流传开。钱理群等认为：“与另一位早出的平江不肖生( 向恺然) 相较, 他们有前后的承接关系。还珠楼主后来居上, 更能显示武侠小说的现代意义”[5]P268这里的“现代意义”指的是“武”与“侠”的精神内蕴，但《蜀山》较之《江湖奇侠传》，对于女性的态度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亦可视为现代精神的表现。在还珠楼主的文学世界里，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需要“三从四德”，而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地位。

李英琼、周轻云等女性，在书中并无直接地对于传统礼教的明确反抗，原因有二：第一，通俗小说家的写作本质上是以取悦大众，迎合大众的心理为目的的创作，并没有担负起教化的责任，正如理查德·霍加特指出：“把大众艺术当作‘高雅艺术’(个人的、有活力的、非功利的、有趣的) 提出来或作为‘高雅艺术’来接受，这也就是大众艺术的死亡。”[6]第二，在还珠楼主创作《蜀山剑侠传》时正值充满动荡与不宁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在抗日的阴云下挣扎、爆发，几乎所有国民都处于对抗日本侵略的亢奋与焦虑中，男女平等的解放浪潮较之抗战，成为平静的暗涌。但从整部小说中对于女性的叙述，仍能处处体现出对于女性身份的尊重。

“……还珠楼主的这些女剑仙不是他偶尔用来猎奇的一个装饰，他已经去掉了任何猎奇的成分，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文本叙述，几乎是一种为女性树碑立传、‘翻案’的心理，他创造出的这些大量辉煌女性群体形象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赞扬，显示出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4]的确，《蜀山》中的女性在于男性的交往中，是以“道友”的身份出现的，这在小说的整个架构中，便自然而然地将现实男女地位的不等抹平了。小说中的女剑仙，无一不是光彩照人，比之于男性修真者，更显得似仙而非人。还珠楼主的这种塑造，未必是有意的构建一个具有女权主义的想象空间，但这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女性地位，较之清末民初，已有了较大的改观。至少，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女性是不应当受到歧视的。而这种隐含着的女权观念，在未曾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国，是难以出现并在广大群众中得以流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