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未被认识的宣德五彩与青花釉里红瓷器

瓷器年代的鉴定与窑口的划分，是研究瓷器发展史的基础。瓷器窑口的归属是要根据对古窑址调查与发掘结果来判定的。瓷器年代的鉴定要根据墓葬出土的瓷器，特别是纪年墓葬出土的瓷器，把它们作为标准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结果作为依据的。两者的相互印证，是解决瓷器窑口（产地）与判断时代的科学方法。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遵循着这一科学方法，对全国南北各地古代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对重要遗址还进行了发掘。同时又对全国南北各地出土带纪年的瓷器，也用“类型”学排比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为解决瓷器的窑口（产地）与断代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明清瓷器墓葬出土较少，具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就更少。因此，墓葬出土瓷器不足以作为我们断代的依据。明清瓷器又不像唐宋瓷器那样具有较固定的标准，断代要求需要更细化，瓷器的品种相当繁杂，并且还有一个后代继承前代的连续性问题等等。因此，对明清瓷器鉴定做到很精确地断代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加上现在“假古董”充市，鱼目混珠，真伪难辨。所以，明清瓷器鉴定就成为目前较难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年来新出现不少而过去所十分罕见的明永乐、宣德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特别重要的，文献中记载的明宣德五彩瓷器，引起了文物界足够的关注。这些明初瓷器正是我们未被认识的。它们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与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同时期的官窑瓷器有所不同；而又与现代景德镇的“高仿品”有较大的区别。

釉里红瓷器在明洪武、永乐时期多呈色偏灰（暗红），色调并不纯正。真正精细的釉里红应该始于宣德。宣德时期釉里红瓷器传世品极少，而且多以三鱼、三果小件高足碗为多，大件梅瓶实属罕见。不过，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宣德遗址发掘中，出土了不少的宣德釉里红残器。宣德釉里红与青花瓷器相比，其数量比例悬殊，釉里红器极少，而青花釉里红瓷器就更为罕见。青花与釉里红由于着色原料的不同，釉下钴与釉下铜两种原料需要在不同的气氛中烧成，因此，在同一种火焰与同样气氛中烧制，要想使两者都能得到鲜明艳丽，是极不容易的。尽管宣德朝控制烧窑气氛已有了较为成功的经验，但烧制成功的作品还是很少的。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发掘中，出土了一件永乐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梅瓶。

瓷制笔盒最早见于宣德青花器。广东省揭阳市博物馆筹备处收藏有一件“永乐年制”款青花缠枝莲纹笔盒。此件青花呈色浓艳，具有铁色结晶斑点与晕散的特点，明显是用进口青料绘制的。永乐青花瓷器带款者极少，此件带款器由于与鉴定家们常说的“永乐款少”的提法相矛盾而引起质疑。然而，永乐青花瓷器的生产，大部分是为了外销，在瓷器的造型与纹饰上均为满足外销的需要。这类作为外贸瓷器当然是不书永乐年款的，只有少量宫中用瓷才书写年款。在景德镇明御窑厂珠山永乐地层中，也曾出土了一件笔盒，除不带年款外，在造型与纹饰风格上与也广东省揭阳市博物馆筹备处收藏的那件笔盒大体相同。

宣德朝虽时间很短，但瓷器生产成就空前，除青花、釉里红、红釉、兰釉瓷器外，五彩瓷器的创烧，更是它的成功佳作。由于传世下来的实物稀少而未被人们所认识，尽管明代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没有实物来加以印证而长期存疑。

在明人王世性《广志绎》卷四中有：“宣德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浅淡”的记载，在高濂《燕闲清赏笺》亦载：“宣德年造如漏空花纹，填以五色，华若云锦，有五彩实填，绚丽悦目”。可见，早在明人笔记中较多地记载了宣德五彩瓷器。然而，长期以来因缺乏实物而使宣德五彩的争论长期得不到解决。上世纪80年代由于在日喀则的萨迦寺的秘藏中发现了一件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五彩鸳鸯莲池纹碗才使其得以印证。1988年，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鸳鸯莲池纹盘，让宣德五彩之争更为明了。但这是否是明人文献中提及的宣德五彩呢？这一发现似乎还有些质疑，因为宣德瓷器传世下来的都较为丰富，不仅数量少，而且与文献记载的宣德五彩并不相符，学术界意见也并不一致。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五彩”，也有的称其为“斗彩”。这是因为有的学者在探讨“斗彩”起源问题时，往往将它称其为“斗彩”，在探讨“五彩”问题时，也常称它为“五彩”。在分类上，也有称它“青花五彩”的多种。

所谓“五彩”，应是用釉下青花先绘一部分纹饰（局部），上釉后入窑烧制，再用红、黄、绿、紫等色彩绘制另一部分（绘青花时有意留下的），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组成一幅完整图案的，称为“五彩”。“斗彩”则是先用釉下青花勾画出整个图案的轮廓线，上釉后入窑烧成，再用红、黄、绿、紫等各种色彩，完全按青花轮廓线填彩色者称“斗彩”。五彩一般强调的是色彩之丰富，有多彩之意。斗彩则一般强调釉下彩与釉上彩，有争奇斗艳的含意。五彩以浓艳为美，斗彩以淡雅为秀。

宣德五彩色彩丰富，呈色浓艳，除青花外有红、黄、绿、紫、白、黑等多种，而每种色彩又有深浅不同之分。如红有深红与浅红，黄有深黄与浅黄，紫有深紫与浅紫等的变化。这应当是宣德五彩有别于斗彩与以后的嘉、万五彩的一个最大的特征。

萨迦寺收藏的五彩鸳鸯莲池碗与景德镇明珠山御窑厂出土的宣德斗彩盘（考古目录中称斗彩），显然与上述宣德五彩在色彩效果上明显不同。从这些宣德五彩的色彩丰富，呈色浓艳以及各种色彩深浅之变化上看，正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堆垛深厚，华若云锦，绚丽悦目”的宣德五彩。因此，这些未被认识的五彩瓷器，才是真正明人在文献中提及的宣德五彩瓷器。

笔者认为宣德五彩如何定位，判断其真、伪，就成为当前国家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因此，在鉴定领域有几个重要问题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

第一，“未见过”的依据需要考虑

明、清瓷器的断代的科学依据，主要是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为标准器，用“类型学”的方法排比出来的。然而，带年款的官窑瓷器多为传世瓷器，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鉴定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尽管鉴定家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但它总是有限的。因此，鉴定家的“未见过”会常常被作为自己鉴定时的依据是需要考虑并加以纠正的。

第二，以青花原料为断代依据要加以分析

断代青花瓷器，青花原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过去一向认为宣德以前的青花瓷器，是用进口的“苏尼勃青”料绘制的，成化以后用的是国产青料。特别是宣德的青花瓷器更强调是用进口“苏”料绘制的，尤其是对那种典型带“大明宣德年制”的官窑瓷器尤为如此。通过对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宣德青花瓷器分析发现，宣德青花瓷中有部分瓷器不是用“苏青”而是用国产青料绘制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提供的大量宣德青花官窑标本进行了测试，其结果为高锰低铁的国产青料。同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御窑遗址宣德层中，发现了书有“乐一号”“乐三号”“乐号”的江西乐平产的青料（陂塘青、平等青）试料盘（照子），这充分说明宣德已试验并使用国产青料的事实。在传世的宣德官窑青花瓷器中，也为数不少。

第三，文物的“多少”不应作为断代的标准

文物“以稀为贵”常常被鉴定家们视为一个重要标准，然而，某类文物多了，往往就不管它在历史与艺术上的价值如何，自觉不自觉地降低其价值。某些文物曾在一时间大量出现，然后又突然消失，然后再大量出现时就会被人们怀疑而视为“膺品”。在任何环境下，真与假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采取“类型学”排比的方法进行排比研究时，既要把它们与过去所看到的真品相比较，同时更要把它们与景德镇的新仿品相对照，进行深入的研究。正如《饮流斋说瓷》在说疵、伪一节中说：“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伪。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因为把它们与其真者相比，可能视为“伪”；与其伪者相比可能视为“真”，这两者不能偏待。然而在过去，我们在多数情况下，只与其真相比，不与其伪相对。这就像《饮流斋说瓷》所说的那样：“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这样对比的结果并非是正确的。

第四，走科学鉴定之路刻不容缓

古代瓷器是历史的产物，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传世下来的以及出土的各个时期的瓷器上，必然要打上它的时代烙印。为了科学地进行断代，必须要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历史相联系，因为不懂得历史就无法对历史文物进行鉴定。除此之外，还要学习陶瓷烧造工艺技术、陶瓷美术以及陶瓷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些都是形成陶瓷器不同时代特征的重要因素。所谓搞鉴定并不要求有多高学问的看法是错误的。现在对鉴定家和文物工作者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具有渊博的学识与丰富的知识。为了解决新形式下所面临的问题，提高鉴定能力，走科学鉴定之路，刻不容缓，因为探索与发现仍在继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