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中国书院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复兴书院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2014年岳麓书院牵头成立中国书院学会，其目的也是推动中国书院文化的发展。本辑的书院研究论文，涉及书院的起源、书院祭祀、书院与科举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是老问题，但这些文章提出了新的观点，能够深化对书院的认识与研究。

（朱汉民教授）

[摘 要]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关键词] 书院祭祀；学祠；学统；道统；理学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2―0005―08

Abstract：Academies of Song Dynast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The learning and Confucian orthodoxy of NeoConfucianism exerte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completion of sacrifice system of the academy. Most scholars who promoted NeoConfucianism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a strong spirit pursuit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es to establish the status of academies in Confucian orthodoxy histor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ultural mission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y created academy temple and implemented sacrific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orthodoxy.

Key words：sacrifice of academy；temple；learning orthodoxy；Confucian orthodoxy；NeoConfucianism

中国古代书院的基本规制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即讲学、藏书、祭祀。在中国书院制度成型的北宋初年，那些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即具备完整的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但是，书院的规制有一个发展与成熟的历史过程。北宋初期书院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对官学制度的模仿，以后才逐渐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

书院祭祀制度也是如此。虽然北宋时期书院就有了专门的祭祀空间，但是书院祭祀能够真正具有自己的特色，则是与南宋书院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南宋理学的学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特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 北宋书院的祭祀制度

以“书院”命名的藏书、读书乃至教书的机构，萌芽于唐代，但是，作为真正的文化教育组织的书院成型，则是到了北宋。唐、五代时期，书院是一种偶然的、零星的、不确定的藏书、读书或教书之所；而到了北宋初期，书院已成为一种稳定的、普遍的、制度化的文化教育机构。由于统计的文献依据不同，学者们对北宋书院的建置数量不太一致，但是总体而言，北宋时期建置的书院具有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等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的规制完整。

首先，北宋书院的讲学功能完备，拥有讲堂、斋舍的专门设施。书院具有多种功能，而作为教育组织而言，讲学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唐、五代时期民间出现那些以“书院”命名的机构，大多只是一些个人的藏书、读书之处，而并不是一种制度化的教育机构。但是，北宋时期所创建的书院不太一样，这些书院普遍是以教书育人为主要职能和任务。如岳麓书院初创时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 “有书生六十余人听诵”[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061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页。；应天府书院则是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061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页。。宋初产生的著名书院，还包括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等，均有固定的生员名额、著名的山长主持教学，在人材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成就。

其次，北宋时期创办的书院，均有一定规模的藏书，有专门供藏书用的书楼，这些藏书主要是为培养人才所用。唐、五代以“书院”命名的民间书舍，主要是民间个人的藏书、读书之所，宋初时期的书院，在藏书方面承袭前朝书院，但是其藏书的来源、规模、用途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藏书的来源不一样，宋初书院的藏书来源大不一样，除了保留民间个人的藏书外，尤增加了官府、朝廷所颁典籍。宋初几所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均曾经授受过国子监甚至皇帝的赐书。其次，藏书的规模大大扩展，唐、五代的书院主要是供个人读书的藏书处，而宋初书院的藏书则是为广大生员、教职人员所需，故而藏书的规模扩大，如应天府书院“聚书千五百余卷”，而唐、五代的书院很少谈到藏书规模，少谈的原因应是规模太小不值得谈。

其三，北宋书院基本上具备了祭祀的功能。唐、五代时期民间书院起源于读书人个人藏书、读书的功能需要，即使个别书院已经具有教学功能，但并不具有祭祀功能。北宋初期创建的书院已经成为功能完备的、制度化程度高的学校，故而也模仿官学的“庙学”制度，产生了祭祀的功能，并有了专门供祭祀孔子的独立空间和设施。中国古代学校，经历了一个由“学”到“庙学”的发展过程。从西周到两汉，均执行“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的规定。东晋时期，正式在国子学西边建立孔子庙，形成了最早的“庙学”制度。此后自唐太宗至清朝末年，“庙学”制度推广到地方的州学、县学，一直延续。唐代形成的地方官学的“庙学”制度，影响了北宋初期的书院制度。

唐、五代时期的书院，尚未见祭祀功能的记载。但是，宋初创建的书院，关于祭祀的设施已经十分完备，与官学的“庙学”制已无区别。如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王禹撰写的《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就有明确记载：

初，开宝中，尚书郎朱洞典长沙。左拾遗孙逢吉通理郡事。于岳麓山⒒贫聪抡仄羰樵海广延学徒。二公罢归，累政不嗣，诸生逃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公询问黄发，尽获故书，诱导青衿，肯构旧址。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华兖珠旒，缝掖章甫，毕按旧制，俨然如生。[宋]王禹：《谭州岳麓山书院记》，《小畜集》卷17，《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页。

这次记文，记载北宋初年两次修建岳麓书院的过程，其中均讲到其完备的祭祀制度、设施，这种“供春秋之释典”的制度与官学的“庙学”制度已无区别。除岳麓书院外，其他如白鹿洞书院，也于咸平五年重修时，“塑宣圣十哲之象”[宋]王应麟：《白鹿洞书院》，《玉海》卷167，《文津阁四库全书》第0950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0页。，即也是有专供祭孔用的庙学体制。

北宋书院为什么要仿庙学制，设置专供祭祀先圣先师的殿宇？其文化功能是什么呢？两汉以后，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从而确立了“儒教”在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儒教”之“教”显然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特点，而特别体现出对“教育”、“教化”的重视。而各级学校之所以要“释典于先圣先师”，正体现出“崇儒重教”的文化特点。而北宋形成的书院，正是儒家士大夫所体现出的“崇儒重教”的文化追求。书院创办者在书院内部设置专门的祭祀空间，举行专门祭祀先圣先师的释奠仪，正是为了彰显书院的儒教文化特质与崇儒重教精神。二 南宋前期学祠的发展

如果说北宋书院主要是仿官学的庙学制度，而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祭孔庙堂的话；那么南宋书院则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祠堂祭祀，以表达宋儒才独有的学统观念与道统意识。通过这种祠堂祭祀活动，书院开始建立起自己独有的学术与教育理念，书院主持人希望将书院祭祀纳入到书院学统与道统的建设目标与建构过程中。可见，同是书院祭祀，但学庙祭祀与学祠祭祀却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书院的主持者建孔庙祭祀“先圣先师”，还只是一种延续、仿效官学的庙学制行为，体现不出书院主持者独特的文化创新与教育追求。但是，南宋书院主持者开始建造祭祀本学统人物的祠堂，以表达他们新的学术理念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了这一时期宋儒那种学术创新的独立精神，而且也反映出他们制度创新的不凡气象。

南宋书院设学祠祭祀，有一个初步创始，逐渐推广到制度成型的历史过程。这里重点讨论南宋前期，即从宋高宗建炎、绍兴年开始，到宋光宗绍熙年间为止。

南宋初年，最早由理学家创办、主持书院讲学者，应为“开湖湘学统”的胡宏。南宋绍兴年间（1127-1130年），著名理学家胡安国率其子胡宏等家人隐居湖南湘潭碧泉，在此著书讲学，完成了经学名著《春秋传》。胡安国在世时的讲学处并没有称之以“书院”，后来史著如《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也仅称其为“精舍”、“讲舍”。胡安国逝世后，胡宏才在此地正式修建了“碧泉书院”，并作《碧泉书院上梁文》。于此同时他还修建了“文定书堂”，因胡安国逝世后谥“文定”，这处建筑就是碧泉书院师生为祭祀胡安国而建，胡宏在《文定书堂上梁文》中写道：“伏愿上梁以后，庭帏乐豫，寿考康宁；中外雍和，子孙蕃衍；流光后世，受福无疆。”[宋]胡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01页。这显然是一个学祠兼家祠性质的祠堂，和《碧泉书院上梁文》中“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的教育功能有差别。其实，南宋时期以“书堂”为学祠的例子并不少，如淳熙四年（1177年）江州太守潘慈明重建庐山的“濂溪书堂”，就是一处学祠性质的书堂，朱熹在《记》中说太守“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宋]朱熹：《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41页。。文定书堂其实就是一所与濂溪书堂性质一样的奉祀之所，只是文定书堂附属于碧泉书院而已。

在南宋初的高宗、孝宗时代，长江以南地区的学术文化一度得到发展。理学家群体逐渐形成一股较强的社会文化势力，他们推动着理学思潮与书院教育的结合。于此同时，他们特别重视创建北宋理学家的祠堂以供祭祀，尤其是那些在江南地区出生、讲学的理学家，其出生地、宦游地、讲学地更是成了创建专门理学家祠堂的重要场所。至于书院与学祠的普遍性结合，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从南宋高宗时期开始，江南地区逐渐修建了许多专门祭祀理学家的祠堂。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湖湘学派的理学家向子朐谥芏匾玫睦霞业乐荩首次创建道州濂溪祠，胡铨作《道州濂溪祠记》。这所最早的濂溪祠在后来得以不断修建，另永州州学亦建濂溪祠。除了道州与永州之外，崇敬理学的儒家士大夫纷纷于周敦颐宦游、讲学之地创建祠堂专门祭祀周敦颐。如周敦颐曾在韶州做官，淳熙二年（1175年）在韶州建濂溪祠，张蜃鳌跺ハ先生祠堂记》。他们在创建濂溪祠的同时，也修建祭祀其他理学大师的祠堂。如淳熙五年（1177年）张蛟谥静江府时，在府学明伦堂旁建“三先生祠”，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位理学宗师。次年，张蛑袁州，又建三先生祠，请朱熹作《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守南康时创建濂溪祠，张蜃鳌赌峡稻新建濂溪祠记》。当时的道学家们，经常在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及纪念地创建祭祀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的祠堂。在张颉⒅祆涞奈募中，均留下一些祠记。如《南轩先生文集》中，另外有《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静江府学的《三先生祠记》等等。而在《朱文公文集》中，亦有大量这类祠记，如《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德安府应城县上察谢先生祠记》等等。可见，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大盛时，宦游、讲学各地的理学家们积极推动地方创建专门祭祀北宋理学奠基者周、程诸人的祠堂。

在这种背景下，理学家们亦进一步将这种专门祭祀先师先贤、表达学统传承的祠祭引入到书院，前面已经讲到，早在南宋绍兴年间，胡五峰就在湖南碧泉书院建了祭祀胡安国的“文定书堂”。到了乾淳理学型书院兴起时，理学家开始在他们创建的书院中，设置专门祭祀道学先师的祭祀仪式。这一点，在朱熹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上任后即开始修复白鹿洞书院，次年修成后，他率生徒于书院行祭祀先圣先师的释菜礼。可见，这时朱熹还主要是以地方官员身份，在白鹿洞书院举行与庙学制相关的祭孔活动。但是，当朱熹的道统观念逐渐建立起来后，他开始将这种新的道统观念与书院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创建了沧州精舍，他同样率生徒于书院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释菜礼。但是，这次他有意识地将祭祀对象由孔子、颜回、孟子，进一步拓展到宋代的儒学大家周敦颐、二程等人，从而将道统理念制度化为书院的释奠活动。据朱子门人叶贺孙记载：

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鸡鸣起，平明往书院，以厅事未备，就讲堂行礼。宣圣像居中，兖国公颜氏、J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西向配北上。（并纸牌子）。濂溪周先生（东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东二），康节邵先生（西二），司马温国文正公（东三），横渠张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东四）从祀。……先生为献官，命贺孙为赞，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赞，敬之掌仪。[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0，《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28页。

应该说，朱熹早在乾道、淳熙年间，就已经形成了周敦颐、二程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只是这种思想还没有落实到书院制度层面。而到了绍熙年间创办沧州精舍时，朱熹已经非常自觉地将他建构起来的道统观念，即以北宋以来的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张载、李桐等七子接续孔孟道统思想纳入到书院祭祀活动与制度之中。特别是他将自己的老师李桐列入北宋七子之中，一方面是表明朱熹本人的学统与道统的一致性，表达他在道统脉络中对文化使命的自觉承担，另一方面也是将沧州精舍的学统与儒家道统承传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朱熹在祝文中表达了他的道统理念。显然，朱熹已经将他在《中庸章句序》等著作中不断阐述的道统观念，最终纳入到沧州书院的释奠仪的制度之中。

从南宋初的绍兴年开始，到南宋绍熙年的一段时间，正是理学家群体逐渐兴起、理学学术创造力大盛的历史时期，也是理学家们积极创建、恢复书院非常活跃的历史时期。他们在强烈的学统观念与道统意识引导下，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纪念地、地方学府中大量创建祭祀周敦颐、二程等北宋理学奠基人的祠堂，通过学祠以弘扬道学、传承学统；另一方面他们亦开始在书院、精舍开展对道学人物的祭祀活动，并开始了将道统观念的思想建设与书院祭祀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他们的这一制度创新的做法，到理学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嘉定更化”以后，才得到了完全巩固与全面推广。三 南宋后期书院学祠的成型

“庆元”时期，南宋理学与书院均受到禁抑，理学家很难推广这种以标榜道统为旨趣的书院祭祀制度。所以，朱熹通过沧州精舍而祭祀北宋道学家、将道统理念落实于书院制度的创举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推广。

直到南宋嘉定（1208-1224年）以后，特别是宋理宗（1224-1264年）当朝以后，乾淳之盛时的理学家们纷纷，并得到朝廷的表彰。这段时期也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是书院建置的数量大大增加，书院制度的建设也更加完备，与道统理念相关的书院祭祀制度，到此时才完全成型。此正如袁甫的《重修白鹿书院记》所说：“伊洛诸先生讲道之功，当时未见也，而见于中兴。南轩、晦庵、象山诸先生讲道之功，当时未见也，而见于更化。”[宋]袁甫：《蒙斋集》卷1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75-476页。 北宋周濂溪、二程等人的讲道，至南宋乾、淳理学中兴而更显，有关对周程等北宋诸子的学祠祭祀已经在乾、淳时形成；而南宋乾、淳理学诸君子如朱、张、陆、吕等，到“嘉定更化”以后，则与北宋诸子一道被普遍地列入到书院祭祀对象，使书院祭祀与道统理念结合起来。

南宋理宗以后的书院，比较普遍地建有专门祭祀理学人物的祠堂，从而形成了南宋书院祭祀制度的显著特色。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即可发现，这个时期书院普遍建立供祀理学家的制度，是通过三种途径来完成的。

第一，将南宋前期专门供祀理学家的祠堂，进一步拓展为包括祭祀、讲学等多种功能的书院。

从南宋初年开始，一些崇奉、继承理学学术的士大夫即开始在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故居、讲学地、宦游地创建专门的祠堂，以表达对理学的尊崇。到了南宋嘉定以后，这些理学家的专祠，往往拓展为书院。这些书院，一方面保持其原有的供祀理学家的祭祀功能，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培养人材的教育功能，从而形成了一种合祭祀与教学为一体的理学型书院。最著名的是湖南道州的濂溪祠、江西庐山的濂溪书堂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湖湘学者为推崇濂溪之学，首次在道州创濂溪祠。到了宋理宗时期，濂溪祠拓展为濂溪书院，景定三年（1262年）还获得理宗赐额“道州濂溪书院”。道州濂溪书院开始招收士子就读，并且确立了“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杨允恭：《濂溪书院御书阁记》，《湖南通志》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81页。的教育宗旨，濂溪书院同时保留濂溪祠，专祀周敦颐。又如江西庐山的濂溪书堂创建于淳熙四年（1177年），为奉祀周敦颐的专祠，但是到了理宗时代也发展成含讲学与祭祀为一体的书院，宋理宗端平年间州守赵善V“更治其书堂，缮修其祠墓，肄习有庐，祭荐有田”赵善V：《濂溪书堂谥告石文》，《濂溪志八种汇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21页。，成为一所讲习理学、祭祀濂溪的书院。

于此同时，其他供祀理学家的祠堂也纷纷发展为书院。南宋淳熙初，大学士刘珙曾创建明道先生祠于建康府学官内，还请朱熹为之作记。到了南宋理宗淳v年间，明道祠在得到不断修复的同时，被拓展为明道书院，开始“聘名儒以为长，招志士以共学，广斋序，增廪稍，仿白鹿洞规，以程讲课，士趋者众。”[宋]周应合：建明道书院》，《景定建康志》卷29，《文津阁四库全书》第048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5页。明道书院成为一所讲习理学、供祀程颢的著名书院，宋理宗还为之赐额。又如，吕祖谦曾于乾道、淳之时在故乡婺州讲学，“嘉定更化”时其弟子在他讲学会友故地竹轩建祭祀吕祖谦的专门祠堂，到了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也拓展为东莱书院，也成为一所合讲习理学、祭祀吕祖谦为一体的书院，袁甫作《东莱书院竹轩记》[宋]袁甫：《蒙斋集》卷14，《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848页。，记载了吕祖谦讲学于此、创建东莱祠、改建东莱书院的过程。总之，这一类祭祀理学家的专门祠堂大多创建于南宋前朝的绍兴、乾道、淳熙时期，而到了南宋理宗时期后，纷纷改建、拓展为书院，具有了祭祀、教学的双重功能。由于这些书院大多与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张颉⒙雷媲、陆九渊有关，故而相关的书院还得到朝廷的赐额。

第二，将以前以讲学为主要功能的书院，增设与该书院学统相关人物的学祠。

北宋、南宋前期建置以讲学为主的书院，虽然大多也建有专供祭祀孔子的空间如礼殿、孔子堂等，但很少有祭祀本朝学者的专门祠堂。朱熹在沧州精舍开展了祭祀本朝道学家的祭祀活动，但无资料证明朱熹创建了专门的祠堂。而到了南宋嘉定年以后，情况很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办学影响很大的书院，纷纷创设了祭祀本朝、本院学者的学祠。如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创建于北宋，比较早就建有祭祀孔子的庙堂。高明士：《书院祭祀空间的教育作用》，《中国书院》第一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3页。到了南宋淳熙时，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并恢复祭祀孔子，但无专门祭祀本朝学人的祠堂。直到嘉定十年（1217年）书院再度重修时，才增设前贤祠，专门祭祀周程朱等前贤，朱熹弟子黄翰作《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至宋绍定年间（1228-1233年）白鹿书院又新建君子堂，祭祀宋儒周敦颐，据袁甫《白鹿书院君子堂记》，“而此堂则新创……堂瞰荷池，取濂溪爱莲语扁以是名。”[宋]袁甫：《蒙斋集》卷1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77页。又如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刚建时即辟有专祀孔子的礼殿，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南宋初张蛑鹘淌比匀蝗绱恕5是到了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知潭州，于岳麓书院创供祀推动书院建设的本朝先贤朱洞、周式、刘珙的诸贤祠堂。到了元朝，又将朱熹、张蛴肷鲜鋈人合祀，称诸贤祠。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大盛，当时的理学家创办了一些新的专门讲学的书院或精舍，到了南宋理宗时代，也纷纷增设与创办人相关的祠堂。如南宋初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建竹林精舍，后又改名沧州精舍或沧州书院。到了南宋理宗宝庆年间正式创建朱子祠，以蔡元定、黄翰、刘~、真德秀四高第配享。至淳v四年（1245年）获得理宗“考亭书院”赐额。可见，朱子祠是沧州书院（考亭书院）的增设部分，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又如陆九渊于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在江西贵溪老家创象山精舍讲学，门徒甚众，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象山门人袁甫请于朝而改建，新建后请理宗赐额“象山书院”，除新修讲堂、斋舍、圣殿外，尤创设了祭祀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的“三先生祠”。袁甫于绍定六年（1233年）作的《象山书院记》中，记载他们“始至舍奠先圣，退谒三先生祠，竦然若亲见象山先生燕坐，而与二先生相周旋也。”[宋]袁甫：《蒙斋集》卷13，《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71页。应该说，宋理宗后，由于理学家受到普遍尊崇，以讲理学为宗旨的书院纷纷创建增设祭祀理学家的专门学祠。

第三，创建许多将讲学、祭祀功能合为一体的书院。

南宋理宗时期，理学的地位获得大大提升，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创办新书院的热潮。在这些新办的书院群中，许多就是在那些著名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谢良佐、杨时、李桐、朱熹、张南轩、陆九渊等人的家乡、故居、讲学地、宦游地。“嘉定更化”以来，儒家士大夫纷纷在这些地方创建书院，一方面通过书院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另一方面通过祠堂祭祀，表达对这些理学家的尊崇。如理宗时期新创办了许多濂溪书院，这些都是将祭祀濂溪、讲习理学合为一体的书院。如湖南地区在南宋嘉定以后先后在道州、邵州、桂阳、郴州、永兴、宁远等地建了6所濂溪书院，除了道州、邵州的濂溪书院系由原来的濂溪祠发展而来，其余几所书院均是新建的。这些新建的濂溪书院均是将讲习理学、祭祀濂溪的功能结合起来。

南宋后期这种合讲堂斋舍与祠堂祭祀为一体新建书院有很多，如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陈复斋在福建南平县创建延平书院，延平书院是专为纪念朱熹的老师李延平而建，为彰显闽学学统，陈复斋于南山之下创建延平书院，“以为奉祀、讲学之地”，后亦获得“延平书院”的赐额。福建创建了合讲学、祭祀为一体的考亭书院、延平书院后，亦有崇奉理学的士大夫推动创建纪念杨时的“龟山书院”，认为“道南一脉”始自二程的著名弟子杨龟山。故在杨时故居创建合祭祀龟山、讲习理学的书院，并上奏朝廷赐额“龟山书院”。

总之，宋理宗之后，理学的价值得到了朝廷的肯定，理学家的声誉日益高涨，和理学思潮密切联系的书院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无论是老书院还是新创办的书院，大多以讲理学为学术、教育主旨，故而这些书院大多已经或后来增加了祭祀理学先师的学祠，南宋书院的学祠祭祀制度就在这种彰显学统、弘扬道统的追求中得以发展起来。四 创建学祠与建构学统

两宋时期书院的祭祀制度有一个明显的演变发展过程，北宋书院仿官学而建立了祭祀孔子的礼殿、孔庙等设施，而南宋书院在继承祭祀孔子的基础之上，又发展出了一套创建专门祠堂以祭祀理学大师的祭祀制度。这种新的祭祀制度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宋学学统的兴起有关。

中国学术史上所说的“学统”概念，形成并兴起于宋代。从字面意义上说，“统”有两种涵义：其一，指学术的正统，即清人熊赐履在其《学统自序》所说：“统者，即正宗之谓，亦犹所为真谛之说也”。清熊赐履：《学说》、《学统自序》，凤凰出版社2011年6月，第17页。其二，指学脉的授受传承，即人们通常理解的学术传统，如人们称熊的《学统》一书是“明学之源流派别”，同上书，《高商序》，第14页。就是这个意思。宋代以来，学术正统与学脉源流的观念已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统”。其实，宋代以来学术史盛行的“学统”观念，是受“道统”观念影响而产生的。今人饶宗颐就指出，“学统”是“以正统观念灌输于学术史”。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这一学术史的正统观念就是“道统”观念。

宋代是中国学术发展到极盛的时期，陈寅恪先生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科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2页。宋代儒学的特点不仅是将传统儒学发展到致广大、尽精微的程度，尤有特色的是，当时的儒学还体现为一种地域化的学术形态。群星灿烂的新儒家学者分布各个不同的地域，或者是主持不同的书院，从而奠定了各自的地域性“学统”。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描述了宋庆历“学统四起”时的盛况：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候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251-252页。

庆历是宋学初兴之时，各个地域均开创了自己的学统，包括齐鲁、浙东、浙西、闽、蜀、关中等地。从全祖望所描述的“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我们看到了宋代学统的地域化形态初起的状况，这是宋代儒学学派普遍均以地域命名的缘由，这也是《宋元学案》的编撰为何总是以地域、书院命名的原因。

为什么宋代以来的学术界大兴“学统”？为什么宋元明清的学统主要呈现为地域化学术形态？这显然与宋代以来的学术创造、学术授受的方式有关。两汉也是儒学大盛的历史时期，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局面，是中央皇朝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运动中产生的，五经博士的设置、太学的经学传授是学术研究与传播的主要方式，经学的研究、传播依赖于那些由朝廷供养的经师们的“家法”、“师法”。而宋代儒学的大兴则是儒家士大夫从民间讲学开始的一种学术活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其家乡或寓居之地，独立自主地从事知识创新的学术活动，同时从事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的讲学活动。所以，宋明以来，学术史上出现一个十分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就是大量地域性学统的出现。全祖望在研究、整理宋以后的学术史时，就大量使用这种地域性学统的命名，包括“浙中学统”、“湖湘学统”、“婺中学统”、“甬上学统”、“粤中学统”、“横渠学统”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全祖望：《鲒瓮ぜ》等。等等，这些学统大多是宋代奠定，并沿续到明清时期。

宋以后学术界能够建立起学术宗旨各异的地域性学统，还与这个时期兴起的书院组织密切相关。书院是萌芽于唐、大成于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继承了传统私学的自由讲学、发展学术的教育传统与学术传统，又具有制度化的特点，还吸收了佛教禅林的一些特点，故而受到了那些希望推动民间讲学的儒家士大夫的特别推崇和喜爱。两宋时期，那些希望振兴儒学、重建儒学的新儒家学者们纷纷创建、主持书院、书堂、精舍、讲舍、私塾等民间性的学术―教育机构。学统的构建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知识创新、独立体系的学术思想；其二，学术传承的学者群体。而书院正是这个学术创新、学者群体的中心。这些书院、书堂的组织成为各个地域的学术中心与教育中心，这个由具有学术创新的儒家学者与承传学术的学者群体构成的文化社群，正是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从而建构了书院的学统，同时也建构了地域性的学统。全祖望曾经提到“南宋四大书院”，他说：“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全祖望：《鲒瓮ぜ外编》卷45，《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四部丛刊》本。岳麓、白鹿、丽泽、象山是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由当时最负盛名的理学家的张颉⒅祆洹⒙雷媲、陆九渊主持，并且“四家之徙遍天下”，使他们的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此，南宋四大书院其实就是南宋四个重要学统的所在地，他们所建构的学统，不仅仅是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人才培养、地域学风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明清时期的学术传播也产生久远的历史影响。这也是全祖望之所以反复讲“学统”的原因。

其实，南宋书院增设祭祀本朝学人的专门祠堂，主要就是祭祀与本书院学统直接相关的学人，以标榜、弘扬本书院的学统，并将这一标榜学统的追求与弘扬儒家道统联系起来。我们可以从南宋的湖湘学、闽学、江西学、婺学等几大地域学统与书院祭祀的关系来作一分析探讨。

首先看湖湘学统与书院祭祀。南宋初年最早创办书院讲学、建立理学学派的是胡安国、胡宏父子等人。南宋绍兴初年胡氏家族在湖南湘潭创碧泉书院讲学，创立湖湘学派。胡安国去世后，胡宏创建了专门祭祀胡安国的“文定书堂”。这是一处将胡氏家祠、书院学祠结合的祠堂建筑。胡宏在修建文定书院时，就明确将这个祠堂赋予了继承学统、弘扬道统的意义。他在《上梁文》中写道：

抛案上，道与天通自奋扬。当仁不愧孟轲身，禅心事业遥相望。

抛案下，明窗净几宣凭藉。道义相传本一经，儿孙会见扶宗社[宋]胡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01页。

对于胡宏及其湖湘学者而言，文定书堂是碧泉书院内一处专门祭祀胡安国的学祠，它既有继承、坚守湖湘学统的意义，还有“道与天通自奋扬”的尊崇、弘扬道统的意义，因为对湖湘学者来说，道统与学统是一致的。

其次看闽学学统。二程之学经杨时、罗从彦、李桐而传之朱熹，为南宋理学规模、影响最大一派。朱熹亦是有着很强的学统观念与道统意识的学者，他很早就将这种学统与道统观念纳入到书院祭祀制度中去。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创办沧州精舍并率诸生行释菜礼，祭祀孔子、四配及周敦颐、二程，邵雍、司马光、张载、李桐，他这种由自己老师上溯到北宋理学、孔孟儒学的脉络，既是闽学学统的脉络，更是儒家道统脉络。朱熹在祝文中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宋]朱熹：《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50页。可见，朱熹是依据一种合学统与道统为一体的意识，将祭祀先师的活动纳入到书院祭祀制度中去。朱熹的这一理念，在朱子后学得到进一步弘扬。后来改名或者创建的濂溪书院、明道书院、龟山书院、延平书院、考亭书院均是强化那些闽学学统人物而建立的书院。这些书院均设有学祠祭祀，并将这种学祠与继承学统、弘扬道统联系起来。如T元杰在延平书院的祭祀中，就是将周敦颐、二程、李桐、朱熹的学统纳入到孔孟的道统系列之中。他在祭文中反复申明：“濂溪之教，洙泗之遗，内外交养，敬义夹持。……况以四先生之像与夫子坐列于书堂之祠，岁率二礼而申讲夫仲丁之彝。”[宋]徐元杰：《延平书院仲丁祭先儒文》，《梅野集》卷11，《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078页。

象山学派也是如此。陆九渊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于江西老家创建象山精舍，他本人自称其学是直承孟子而来，故其学统意识不是特别强。但是，他在象山精舍培养的后学，却倡导并坚持了象山学统，并且在象山书院创建专门祠堂，祭祀陆氏三兄弟。他们在象山书院的祠堂祭祀，同样是基于对本院学统的继承和弘扬。袁甫是陆九渊的再传弟子，他修复了象山书院并创三先生祠，他将这一活动的动机与目标归之对象山学学统的继承与弘扬。他明确“书院之建，为明道也”的宗旨，他增设祠祭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象山书院的学统是直承孔孟道统而来，他在祭祀象山先生的祭文中说：

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识本心，如云翳日；既识本心，元无一物，先生立言，本未具备，不堕一偏，万物无蔽。书院肇建，躬致一奠。[宋]袁甫：《祭陆象山先生文》，《蒙斋集》卷17，《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14页。

袁甫在祭文中反复伸明象山学统的大旨在“我之本心”，同时强调这一学派宗旨来之于孟子，其实就是将象山书院的学统与儒家道统联系起来。

总之，南宋的书院学祠建设，一直是与书院学统建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推动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