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摘 要：《社会契约论》是世界政治法律学说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震撼世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和福音书。它阐述的许多原则原理不仅在革命之初被载入法国《人权宣言》等重要文献中，还在革命后的长时期里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卢梭的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们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自由;天赋人权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088-02

对国家权力来源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对现实政治社会的个人自由的赞同或否定。但是，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追溯，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考证式的追溯，而是带着先天政治倾向的解释。在现实世界中是赞成君主专制政治制度，还是崇尚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决定了学者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解说。

卢梭认为，之所以有至上性，就因为体现为的公意总是注目于公共利益。永远公正，不会犯错。不过，卢梭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公意只有在人民充分了解情况、排除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形成。

卢梭把国家和政府严格区别开来。卢梭认为，政府是人民的人，是受人民委托、代人民而行使行政权的组织。政府不是立法者。者永远只能是人民自身。人民的主要表现为立法权。政府只拥有执行法律的权力。

卢梭延续着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对国家权力防范的思考，提出，必须严加防范政府的滥用权力、篡夺者权力的倾向。

卢梭提出，一个国家必须始终注意维护者的权威。由于者，人民所掌握的权力就是立法权。而立法权是通过人民集会才能行使。所以，维护者的权的关键就是确保人民经常集会。而传统上，政府篡夺的基本手段就是剥夺人民集会的机会。并且人民应当像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公民那样亲自参加集会，而不能将集会的权力转交给代表。卢梭强调，由于的本质是公意，正如意志不可转让一样，意志也是不可代表的。当议员或代表们集会代替人民集会的时候，就是人民丧失、丧失自由的时候。

要主张一种权力的归属，首先要论证该种权力的来源。西欧从11世纪始，随着教皇和世俗皇帝权力争夺的展开，教会学者们分为教皇派和皇帝派。教皇派学者主张，所有的权力来自于上帝，而教会教皇是上帝在人世的人，所以，从精神世界到世俗世界的统治权都属于教皇。皇帝派主张，教皇充其量享有精神世界的统治权，而世俗事物的统治权则属于皇帝。在反击教皇派的论点时，皇帝派为了从理论上捍卫国王的世俗统治权，最初依据的是两剑论，上帝将管理精神世界的剑和管理世俗世界的剑分别授予教皇和恺撒。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早期基督教会发明的为防御世俗皇帝干预、维护自己独立地位的理论，现在反被世俗君主们用来作为维护自己的独立权力、抵御教皇的干预的依据了。依据两剑论，教会的权力和国王的权力是各自独立的。不过，这种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他承认两把剑都来自于上帝。于是，教皇派对两剑派加以改造，说两把剑都来自于上帝，并且教皇派是上帝的直接代言人，皇帝或国王的统治世俗社会之剑也是上帝通过教皇派授予皇帝的。为了彻底地反对教皇的权力，彻底地维护世俗君主的权力，皇帝派从古罗马的经典中寻求理论资源，将西塞罗的国家来自于人民的组合的思想加以发挥，形成契约论理论。

实际上，契约论理论一旦提出，它就在两个方面都具有毁灭性的意义：它既否定了教皇的世俗统治权，也实际上否定着君主的统治权。奥卡姆在论证国家产生于契约的思想时，就为否定君主统治权埋下了伏笔。奥卡姆认为，国家既然产生于人类的共同契约，参与立法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他提出，“权力必须委托给大家同意的人”，“关系大家的事情必须由大家来确定”，“人民能够自己确立法规，从而选举自己的领袖”。奥卡姆把国家对臣民的统治权与主人对奴隶的统治权加以区别，指出，主人对奴隶的支配是随意的，奴隶对主人的服从是无条件的，而臣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国家必须尊重和维护臣民的公共福利，才有权管理自己的自由臣民。皇帝的权力或王权也只能在自然法所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否则，自由臣民有权把皇权或王权从一个人的手里转交给另一个人，甚至可以用刀剑和起义来反抗违背人民意愿的统治者。抗暴权由此被提出。实际上，这里已经包含着人民的思想。不过，这些先进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或者后来的主张君力至上的学者们都有意地回避了对奥卡姆的这一思想的讨论和回应。

虽然在卢梭之前就有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众直接立法实践，有日耳曼人从民众生活习惯中寻找和发现法律的同例，但从没有由此形成人民是唯一的立法权力主体的理论学说。相反，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古罗马的政治实践中，与各种形式的民众会议立法并存的还有国王立法或贵族会议立法。毁灭了罗马帝国后，在原西罗马帝国领地定居并形成自己的国家的日耳曼人，在盛行习惯法的同时，也遵循国王的诏令。英国从13世纪之后逐步形成等级代表会议，并且，这种其享有的立法权，使洛克、孟德斯鸠等人获得分权的国家权力设计的灵感。在倡导分权以约束专制君主的权力的同时，他们提出，应由人民的代表们组成的议会掌握和行使立法权。这一主张虽然接近人民立法的思想，但其主张的出发点实际上与人民直接立法主张相差很大。

卢梭实际上是在多个不同的视角上来考虑人民直接立法的必要性。

首先，卢梭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而人的自由是不可放弃的。人虽然进入政治社会，要接受国家这种政治社会的约束，但同时要保持同加入政治生活之前一样的自由。能够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人民自己接受自己制定的规则的约束。当人民受到约束的规则不是他律的，而是自律的时候，人民自己直接立法。

其次，卢梭认为，国家建立之后，有可能从整体上剥夺人民自由、把人民变成奴隶的，就是政府，尤其是专制君主形式的政府。为了防止人民整体上沦落为政府的奴隶，就必须严格地控制和约束政府。卢梭认为，政府的作用只能被严格限定为执行法律。与此相应，只能授予其执行法律权。而人民作为者，必须始终留着立法权;立法权是的最终体现;人民保有并直接行使立法权，才能真正控制和防范政府。

再次，卢梭认为，法律的实质就是人民的普遍意志，而实质也是人民的公意。由于意志是不可能被转让的，所以，以及作为的体现的立法权也是不可转让的;作为人民意志的公意是不可代表的，所以，以及作为的体现的立法权也是不可代表的。

总之，卢梭强烈地反对在他那个时代流行的代议立法主张，积极倡导体现这彻底的契约论原理的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

既然设定国家权力来自于一个社会契约，那么，就必然有一个社会契约之前与社会契约之后的划分与区别问题。如何看待形成社会契约论之前的社会状态，一种自然状态？如何看待形成社会契约之后的社会状态，一种国家状态？

卢梭认为，形成社会契约之前的自然状态，是一个没有正义的、公正的社会状态。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望、嗜好做一切事。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而不听命于他人。在这样的状态中，从理论上说，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然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文明社会意义上的“权利”。因为这时不存在社会公意。卢梭认为，社会公意是社会全体的一致意见，它体现着群体的理性，也包含着每个人的理性。这是个人权利成立、存在的前提。没有群体的一致承认、认可，仅受个人感情、欲望、本能支配的行为，怒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财产为例，在自然状态，每个人各自可以依据一己之力获取财物，从理论上说，甚至可以占有、获取一切，但是，没有社会群体的一致承认、认可，每个人对自己的占有、获取物都是暂时的、易失的，这种占有、获取都不构成文明社会意义上的财产权。

既然自然状态中，人们只是依据个人好恶任，那么，通过社会契约，人们形成国家的首要条件就是，人们必须放弃自己的全部任性。当卢梭说社会契约的内容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时，这里所谓的“权利”，不可被理解为我们当代文明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甚至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它应当被理解为个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任性”。由于卢梭认为，自然自由之不受约束的任性，它没有道德价值，它必然构成人们结合为共同体的天然障碍，所以，加入到社会中的每个人必须放弃其个人的全部任性。

在进一步讨论涉及国家形成之后，人民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卢梭明确地表示，虽然一般说来，社会共同体可以支配个人，或者反过来，个人应当服从共同体，但是，并不等于说，共同体有对个体的无限的支配权利。

卢梭认为，毕竟作为公共人格的政治共同体与作为自然人的个人是不同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是天然地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因此，要划分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界限。卢梭在这里实际上是对共同体的权力提出限制。卢梭认为，“每个人由于社会公约而转让出来的自己一切的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反过来说，如果要求个人转让的权力或自由，对于集体并无用处，这种要求就是不必要，就是无理。“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可是者这方面，却决不能给臣民以任何一种对于集体是毫无用处的约束;他甚至于不可以有这样的意图，因为在理性的法则下，恰如在自然的法则之下一样，任何事情绝不能是毫无理由的。”也就是说，正是卢梭首次提出应当在公共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划分界限。虽然卢梭在这点上没有详尽地发挥自己的思想，但仅此足以证明，那种认为只有社会共同体是至上的、而个人价值是微不足道的观点不属于卢梭本人。

参考文献：

[1]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简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张恒山.卢梭与《社会契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卢梭.民主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4]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