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来货币量大增将挑战金融业能力

时间:2022-08-30 10:35:27

朱云来货币量大增将挑战金融业能力

根据中央“促内需,保增长”的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从去年起一直持续到2009年三季度。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也从18万亿增至将近60万亿,巨增300%之多。过于充分的流动性直接导致了地价、房价、股价等资本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市场普遍产生了通货膨胀的预期。在不久前央行举办的“2009年中国金融论坛”上,关于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的话题更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应邀参加了“2009年中国金融论坛”。在会上,一向以低调著称的朱云来对货币供应量增幅过大公开表示了担忧。日前记者在太保H股的上市庆典后采访了朱云来,他就相关的经济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朱总,现在财经界有一个乐观的说法: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基本平息,尤其是中国已经率先走出了危机,开始了全面回升。对此您有何看法?

朱云来:通过各国政府紧急应对之后,全球经济危机进入了平缓阶段,但还没有消失。危机之前总体经济活动的水平与危机之后有相当大的差别,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这样低水平的运作以后,有很多积累的问题会出现。目前我国经过了大量的投资,把经济数据保持在了一个阶段。但这是通过增值税、所得税的形式返回来的,这种可持续性有很大问题,只有最终的消费驱动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记者:在这一轮积极货币政策过程中,中央也一直在强调要抓住时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您认为怎样的调整才最有实际意义?

朱云来:显然结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构调整恐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多少经济工作单元需要在他们的整个经济活动中逐渐的调整,需要有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特别是很多过去投资的预期、经济预期,可能恐怕有系统性的偏差,他们要做系统性偏差的调整,恐怕也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现在还要知道的,像中国的结构,投资的比重还是大的,真正老百姓的消费差不多只占到经济的1/3,消费10万亿,但是政府开支有4万亿左右,出口我们习惯于讲净出口,总出口差不多价值人民币十万亿,相当于出口产品跟内需的产品差不多,各占了10万亿,剩下的是投资。而且投资的话在过去一年也是迅速增加。外需市场的长期低迷可能是潜在的可能性,这样对我们已经形成的产能和正在迅速形成中的产能将是非常大的挑战。

记者:近期因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导致流动性过热,推动了房地产价格和股市的快速上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担忧。请您具体阐述一下您有哪些担忧?

朱云来:从货币来看,我们从18万亿到60万亿,净增加300%。在过去一年里,贷款也是迅速增加30%,通过速率估算,如果明年还是以类似的贷款规模,等于两年之内整个货币供应增加50%,这恐怕也是非常巨大的挑战。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资产价格泡沫或者资产价格膨胀的迹象。这样对我们金融行业是很大的挑战,对未来的估计可能偏差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次贷危机可以说是对未来的错误的估计。到了相当大的程度以后,回调的话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对中国是多年以来以出口市场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另外在短期之内迅速的扩展,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张,这都带来了未来市场的挑战。尤其是你的目标市场,如果不能很快的恢复,这样对我们已经投资形成的产能有很大的风险。

记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要扩大内需。但是舆论界普遍诟病中国的内需促进策略导致了更深层次消费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云来:从大家看到的,希望从结构调整方面把以投资为主变成以消费为主,以投资拉动变成消费拉动的模式,这个概念也很正确,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消费是要靠有收入,我们现在的收入状况,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统计,如果根据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平均人数的加起来平均之后,基本上中国人一年收入1万块钱,这是08年数据,根据他们的调查中国人实际花了8000块,实际上前面说的10万亿,一个人1万就是13万亿,80%就是10万亿,也就是消费的数字,也就是说没有消费的也只有两千块,这个数也不是很大的数,对我们经济的缺口,从高位到低位,外部市场的萎缩,这个数恐怕远远大于两万多亿的潜在可能消费,老百姓没有消费的两千块钱,这23000亿还有很大的用处,我们的社保体系、医疗体系还有很大的问题,甚至教育体系,老百姓还要花钱赞助。实际上我们所谓消费潜力也很有限,提高消费的能力必须增加职工工资,增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这样又进一步增加了生产成本。我觉得生产成本应该是辩证,我们发展经济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了GDP,而是希望老百姓从中得到实惠、好处,最重要的就是收入提高,但又会引发其他问题。你提高工资固然好,但如果企业无法盈利就不能提供长远的收入基础。所以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挑战。

记者:您近来反复强调货币政策与金融风险的问题,这也成为财经界的普遍共识。您对这些潜在风险是怎样认识的呢?

朱云来:我今天准备的比较仓促,不敢贸然的说,但货币乘数是整个金融体系杠杆的大小来起作用的,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刚才说我们的货币供应接近60万亿,这样的参数我们需要非常持续的进行观测,能反映整个系统性的杠杆风险的扩充。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他们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杠杆过高。一般来说杠杆越高,给自己留的余地越小,风险相对也就越大。

我想讲金融系统在社会经济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实际上作为一个体系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经济预测、风险估算、产品定价,但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才只有三十年,体系不够健全,金融体系的作用、信号作用不够,对于系统的放大作用。原来有一个数字可以比较典型的反映金融系统的风险,就是货币乘数,我们的货币乘数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大大扩张了。

记者: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过于自由的金融管理体系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您认为我国在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监管上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呢?

朱云来:如果我们想发展中国的金融,特别是因为前面谈到的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潜在的风险,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应对、调整、化解这些风险,就需要发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更为科学的市场体系,特别是很多关键性的市场制度,比如资本市场的发行制度、交易制度,比如市场的投资管理技术。促进行业的专业化的发展,特别是系统性的框架建设。过去我们有一些倾向,简单的追求一些数字,追究产值、规模,效益、回报、成本、风险这些因素考虑的不够,往往我们的投资决策、预测依据非常简单、单一,割裂了很多相关因素,而且是静态的。我们真正成熟的金融市场要系统的平衡各种发展因素,既要很快发展,又要有良好的效果,这需要综合、动态、互动的方式衡量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这样才有可能准确的认识我们的经济现实,才能实施良性的结构调整。另外积极的寻找危机,因为虽然我们面临危机,既然已经是危机了,我们不可能再去做任何事情说改变这个危机,但是我们应该在应对的同时积极发现。往往危机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机遇,如果我们有审慎的思维、通盘考虑,希望我们能抓住这样的机遇,进一步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

记者:您曾经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及时调整。现在您认为当前政策应该从哪几方面进行调整呢?

朱云来:我建议政府的政策应该在以下四方面进行调整:第一,考虑放开行业的垄断和管制,目前部分行业垄断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民间资本投入的积极性;第二,适当扩大转移支付力度,包括增加职工收入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职工的收入提高,才能扩大居民消费;第三,进一步系统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第四,进一步发挥消费信贷的作用。

记者:前一段时间关于“国进民退”的话题讨论的非常热烈,您对此持怎样的态度呢?

朱云来:本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生态环境。在中国的情况下大型的国企和民企也应该是互补的状况。大型国企的发展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里面有不平衡的问题,应该说首先它发展大不是坏事,这也是代表国家经济成长的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代表国企改革提高效率的部分。

但随着我们快速增长的过程,民企的成份包括大量在国企里工作的职工,还有从国家的股东的角度,企业发展大了是不是要把过剩的资本回馈给国家,是不是应该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可能企业每年增长25%-30%以上,但企业职工的薪酬可能只是10%左右的增长,按理说大家应该是比较一致地增长。

“国进民退”不一定对,但是客观发展的现象。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企是很重要的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它有很多很积极的部分。民企的创造力,工作的努力的程度也是很难能可贵的。我们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行业政策的系统的审查、制定、调整,税收的问题、薪酬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些行业的不合理的垄断,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壁垒,新市场分割的问题,各地区的市场的分割,有一些行业的垄断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垄断因素在里面的。这些因素应该有一些系统的讨论,这样我相信中国的经济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民企有广阔的天地。同时国企也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骨干性的企业甚至是基础性的企业,国企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记者:中金公司作为中国太保H股在港上市的保荐人之一,您对太保H股上市首日破发有什么看法?

朱云来:金融类H股出现首日盘中跌破发行价在最近似乎成了惯例,其实没必要太吃惊。太保H股一度破发的主要原因是受A股市场的影响。A股和H股之间本来就互相影响,并不象外界所议论的那样是发行价过高。太保H股的A-H股负溢价率不高,与两只同类股中国平安和中国人寿相比,太保的A-H股负溢价幅度并不算大,仍然可算作“最便宜的保险股”。 中国太保本身的发展前景看好,股价也没有太大高估,是非常具有投资价值的。

记者:据说中金公司已经成为中移动A股的指定承销商,而且是今年全球最赚钱的投行。对此您有何看法?

朱云来:我们在过去四、五年中确实也做了不少很大的交易,一些公司在美国上市也是我们来做的。中国确实需要股市为发展提供资金,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强有力基本面增长因素,因为中国还是处在发展的早期,有很多的社会需求,以及经济机会。但是这是花时间的一个工作,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掌握,怎样更好的管理资产,才能够保证获得长期的这种回报,使得投资更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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