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缅战区当翻译

虽然翻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微不足道，但其意义仍不能忽视。如果我再不将这段抗战历史介绍出来，那我有愧于在抗日战争中印缅战场上作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同事。

从1944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有幸在印缅战区中国远征军第十工兵团担任英文翻译。按当时规定，凡在印缅战区的翻译，为了能受到美方官兵的尊重，工作方便，一律挂少校军衔，这个军衔完全是形式上的，临时性的，并非军队中的正规军衔。在战区中作战的官兵并不了解这个规定，仍按部队的习惯称我们为翻译官。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仍回到贵州大学念书，当翻译的这一段经历已成过眼烟云。但在“”中，我却被误认为是美军的翻译官，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新中国服务的；甚至还有少数人把我和日本侵略军中那些为虎作伥的“翻译官”等同起来，真令人啼笑皆非。

我担任翻译时，年龄最小（21岁），大家都叫我“小翻译官”。在当年第十工兵团的翻译中，我极有可能是唯一在世的。虽然翻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微不足道，但其意义仍不能忽视。如果我再不将这段抗战历史介绍出来，那我有愧于在抗日战争中印缅战场上作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同事。

我是1942年贵州农工学院正式改为贵州大学时报考贵州大学的。当时我既不想学工，但又不知道选择文科的哪一个专业，糊里糊涂地报了一个政治系。因为我在高中毕业会考中化学科不及格，要补考及格后才能领到正式的毕业文凭，所以自已恶背化学，在高考时化学考得96分，贵大就将我分在化学系。读了一年化学系，实在学不下去。1943年高考，有一位高中同学想报考浙大的矿冶系，担心考不上，就要我陪他一同报考矿冶，考试时，我和他交换考卷，我为他考取浙大，他却为我考取贵大。我只好又在贵大读了一年的矿冶系，但仍安不下心来。

恰巧1943年底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受命从重庆回昆明，专程来贵大主持招考翻译，外语系的同学都必须应考，矿冶系的同班同学就怂恿我也去应试。其实那时我只有非英语专业一二年级的程度，而且是在贵州的课堂里学的一点点书本上的英语，要去当翻译是很不够格的，但经不住同学的怂恿，就去了。考试时，主试我的是当时贵大经济系主任刘循华的美籍夫人，她要我用英语陈述我的家庭情况。因为问题比较简单，我还能用英语口述，竟然被录取了。按当时规定，国难当头，处于战争状态，凡经考取，即等于被征召入伍，如不，在校生即刻开除学籍，所以我只有应征。并且必许于1944年1月底前到达昆明译员训练班报到，接受培训。

那时，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捉襟见肘的，又加上是战时，虽然是应招从军，但所有考取的同学都是各自想办法找交通工具去昆明。我找到的是一部大货车，带着行李上车时，车上已装满和车厢栏板齐平的货物，货物堆上已有若干男女乘客和他们的行李，我就在他们中间觅一席之地坐下。一路颠簸而行，经过晴隆时，还要从一座高峻的山巅绕行24处“之”字形弯道而下，好在驾车人是个好手，有惊无险地下到平地。据他告诉我们，一些国外来的援华车辆到这里都不敢往下开，只好请内地的驾驶员帮他们开下山。后来得知，“二十四道拐”在抗日战争中为输送抗战物资和军力立了大功，并一直被作为“史迪威公路”的标志。但是，直到本世纪才由参加中国抗战的美国老兵翻出照片，经国内的人多番寻找，才知道这是在贵州境内连接“史迪威公路”通往抗战陪都重庆“滇渝通道”的重要咽喉，为这位“抗战功勋”正了名。

货车终于如期抵达昆明，我立刻奔赴训练班报到受训。译员训练班的主任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吴泽霖，来训练班上课的教师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如闻一多、潘光旦等，他们上课，自然都讲英语。说老实话，这两个月的培训中，我能听懂的并不多，两个月也很快就结束了。

1944年4月2号，乘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经美国空军开辟的“驼峰”航线飞往印度。日军是知道这条航线的，随时会派飞机来拦截，我乘的飞机最先起飞，没有遇到日军飞机，第二架飞机就遇上了，幸好美军飞行员降低飞行高度，躲过了日军飞机。

飞机在印度东北紧邻我国的杜姆杜玛（Durham Duma）降落后，我们就乘车到接待站洗澡、换服装、领给养，在接待站住宿待命。大约呆了1个月，一位美军大校把我们这批翻译召集去，准备分配工作单位。一开始大校就说，有一个工兵团需要一名翻译，谁愿意去，可以自动报名。因为我们都是初来乍到，情况一点也不明，谁也没有自动报名。大校就闭上眼睛，用手中的铅笔在名单上一点，竟然是点着我。大校这闭目一点，对我在印缅的工作去向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如果当时工兵团不提出要求，或者大校手中的“命运铅笔”不点到我，那么我就会和其他没有点到的翻译一样，不是被分到前线作战部队，就是分到医院。那样的话，不仅我当时的英语水平还不能胜任，而且稍有疏失就可能丢掉性命。据说一位在前线部队的翻译，将“被包围（surrounded）”错译成“已投降 （surrendered） ”而被枪毙。如到医院，单是医药上的专用术语就非常陌生，而且住院的中国官兵脾气都很不好，稍不注意就会被他们辱骂甚至殴打。

我要去的第十工兵团，任务是配合美方的机械筑路部队将史迪威公路修到八莫，与滇缅公路相接。第十工兵团隶属于印缅战区司令部的后勤部，司令为皮克准将，他本人就是一位筑路高级工程师。

其时，缅甸已进入雨季，每天大雨连绵，道路上都是深可过膝的黑色泥浆，幸好有自带绞盘的吉普车和大卡车可以对付。终于有一辆美军的吉普车要经过第十工兵团留驻在伊洛瓦底江源头的特务连（特务连负责团部的警卫及生活事务），顺便送我到来那里。本来团长李乐中想将我留在团部，但特务连连长要求将我暂时留下，为他们向美军设在该地的供应站领取物资时作翻译。

记得有一夜下了一场时间特长、雨量特大的雨，竟将一尾大鱼冲上岸，搁浅在那里，被工兵连的士兵发现了，将鱼捉回来，全连官兵吃了两顿才吃完。

不久，接到团部电令，要全连开回团部，我们立即启程，我与连长同乘一部吉普车。出发不久，队伍要从一处密林中穿过，密林中一种大蚂蝗特多，所以出发前发了特制的雨衣和长筒胶靴，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留两眼看路。可是在密林中走了不久，腿部就感到发痛，解开痛痒处一看，原来竟有蚂蝗已在痒痛处打了一个个黄豆大小的圆洞，并钻进肉内吸了不少血。它的头部虽然只钻进肉内一部分，但留在洞外的部分则因吸血过多，又粗又圆，不能继续钻，只在外面蠕蠕而动，令人不寒而栗。

第十工兵团在派驻印缅的部队中地位似乎很特殊，团长李乐中的军衔竟然是少将，而派在印缅战区的战斗部队和运输部队的团长军衔都只是上校。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全团士兵都是被拉壮丁逼迫而来的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或者是一些生活完全无着的穷苦人，以当兵吃粮为目的而进入部队的。由于各级官长的贪污剥削，士兵生活很苦，卫生条件特差，全团士兵互相传染，都满身疥疮。临出发前体检时被美军司令部发现，才采取紧急措施，在昆明将一条街（街名已忘）的居民全部迁往别处后，严密封锁，全团士兵赤身，涂上硫磺软膏，在连日晴朗的太阳下晒了20多天，疥疮痊愈，经过复查，才来到印缅的。在印缅战区后勤部的直接管理下，物资供应落实，士兵的物质生活大为改善，打骂士兵的事大为减少，官兵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士兵的人格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士兵在执行任务时有很高的自觉性。我到团部的第一天晚上，还在实行灯火管制，以防日军飞机的空袭，那天晚上也确有日军飞机飞过，但未袭扰。这个晚上以后，就再没有日军飞机的踪影了，因为制空权已完全掌握在盟军手中。

到了团部，我立刻到翻译室报到。整个工兵团的翻译很多，绝大多数是来自新加坡的爱国华侨子弟，其中只留下一位名叫胡汝让的任团部翻译室的领导，其余全部分到下属营连。在筑路现场翻译并和士兵们一块干活，特别辛苦，但他们都非常自觉自愿，不肯调到团部坐办公室。我想，他们一定受到新加坡著名爱国侨民领袖陈嘉庚先生的教育和影响，无论做什么事都遵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要求，实干苦干。

团部翻译室的成员中，招干宜是来自澳门的爱国同胞，年纪40多岁，是翻译室中的老大哥，他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另有两位分别来自中央大学和燕京大学英语专业的高材生。来自中央大学的名叫王缙熙，据我所知，他后来是我国一部非常权威的英汉大辞典的主编。来自燕大的，名叫李梅。

翻译室的同事对我都很热情，我当时只有21岁，在翻译室中年龄最小。每当我要单独外出执行任务时，全室的同事都来帮我料理要携带的东西，像送别亲人一样送我走。

在团部，当我们任务不多时，李乐中团长就来教我们骑马。记得临到我时，骑上的竟是一匹恋栈的马，我刚骑上马背，一抖缰绳准备起步时，那马竟不听指挥，朝马厩飞奔而去。连人带马奔入马厩会出事故，幸好马厩大门处有一根横杠，我两手攀住横杠，让马独自奔入马厩。

李乐中团长不知是出于个人喜爱还是对官兵文娱生活的真正重视，不惜重金从国内聘来正规的京剧团为官兵演戏，另外还在团内挑选一些能唱京戏的官兵组成自己的京剧团，取名“狮吼”。没有真正的戏袍，就去印度买来上等丝织绸缎和绘画颜料，由我来画团徽和戏袍。虽然因陋就简，但是官兵们备感亲切，每次演出，凡能离岗的官兵都一定要去看。有时还邀请邻近的美军官兵来看演出，剧目一般是《将相和》、《追韩信》、《拾玉镯》等，这些戏我都熟悉，都由我给他们翻译。

到1944年的旱季来临时，日本侵略军已销声匿迹，第十工兵团沿着伊洛瓦底江南下修整道路，我奉命带领一个前进指挥所为部队向南开进做准备。

听说距八莫不远处有一个战俘营，我们就去参观。恰巧有一位美军士兵也在那里参观，遂与他交谈，原来他竟是一位美籍华人（可惜名字已回忆不起了），能说日语。战俘营里关有50多名战俘，看上去年纪不很大，脸色红润，全无恐惧忧愁，还互相追打着玩。这位美籍华人士兵用日语和这些战俘交谈后告诉我们，这些战俘年龄都不超过15岁。原来日本侵略军的兵源早已枯竭，居然残忍地将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也征召来充当炮灰。

到了滇缅公路的八莫，第十工兵团就和驻扎在那里的国内军队会师了。开过会师大会后，全团队伍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向曲靖兴高采烈地直奔而去，我们翻译室的人乘飞机到曲靖待命。但一到曲靖，所有从新加坡、澳门来的翻译，连同王缙熙、李梅都不辞而别了，只有我和一部分队伍留下待命。

在曲靖，军队腐化堕落的本性完全暴露出来，狂嫖滥赌。很多士兵也趁机开小差，各自回家。部队无人料理生活，我们只好上街吃饭。

待命时期，曾传说要派第十工兵团一部分队伍空降广州沿海，为美军在那里登陆开辟滩头阵地，但一等再等仍没有一点动静。在无可奈何中送走1944年，进入新的一年，仍无一点动静，无事可做，我便在7月末请假回贵阳探家。回家不久，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就立刻返回昆明办理离职手续，回校复学，如愿以偿。之后改读历史系，直至毕业。

（作者系贵州大学退休教授，贵州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