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新儒家思想文化积淀

【摘 要】文章分析亚洲四小龙腾飞的经济成就及文化背景、新儒家思想在现代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并提出了对我国治国理政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亚洲四小龙；经济；新儒家思想

一、亚洲四小龙腾飞的经济成就及文化背景

对东亚各国的政治及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传统文化主要有三种，即中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和新加坡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因而其政治文化中渗透着浓重的儒家伦理。

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经过文化性格的重塑后，韩国形成以准军事管理为特征的企业文化；新加坡形成以奋力拼搏求生存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合中西方文化精华，港台形成以竞争务实求发展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地域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自然资源也并不丰富，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促使他们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是什么？而在这诸多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不无道理。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第一派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第二派认为是东亚抓住并利用好国际机遇，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第三派是制度学派，以宏观调控功能来解释东亚的经济起飞。目前虽然学术界对促进“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海外新儒家学派，他们也都强调中华文化价值观对于东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指向。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新儒家价值观是结合当地实际，借助于西方现代经营管理而发展的。新儒家价值观吸取了旧儒家价值观中的勤劳、节约和重教育等优良传统，衍生出更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即把节约的钱用于投资；教育方面强调人文、技艺；勤奋牟利；管理上除了家长式管理外，还兼有现代的经理式管理。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儒家的社群情感、奉献家庭、纪律严明、政治稳定、平衡调适、忠诚仁厚、修身、反省、自我纠正已被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奥秘。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综合思维方式也被认为是弥补西方精神缺陷的良方。

日本的发展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奇迹，被视为现代化的新模式。日本的许多企业家，如“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财界总理”土光敏夫等，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始终自觉以儒家文化中的信条来经营企业。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训给他们激励、影响至巨，此种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构成台湾经济主力的中小企业，多数是家庭式的企业，流行的正是儒家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较好的是台湾和新加坡，而两者也均以重视儒家文化著称。

众多香港人民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依然保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义利两全、诚实经营、勤俭持家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促进了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

韩国经济崛起的原动力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致富经国的价值观。一心想证明“韩国也能”，是促进韩国企业拼命经营的重要精神力量。三星财团创办人李秉哲曾指出，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论语》，吴越尚能同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与韩国相比，新加坡是曾经接受过“全盘西化”但醒悟最早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来抵御西化，还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新加坡人开办的企业，十分重视培育以儒家价值观为特色的企业精神。“新加坡21世纪五大理想”要求：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家庭凝聚，立国之本；人人都有机会；心系祖国，志在四方；积极参与，当仁不让。新加坡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一直紧随美国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伦理、重勤俭的儒家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

对新儒学的兴起以及儒家文化的前景，现在还难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儒家文化的精华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已证明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依据之一的合理性，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背后，有着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积淀和支撑。

二、新儒家思想在现代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

探讨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及其与亚洲现代化间的关系，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今天，中国儒家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成为企业文化精神的资源和依据？怎样继续从更广和更深层面促进经济的增长呢？我们认为，必须注重几点：

（一）儒家文化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儒家文化本身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要在商品文明和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必须经受扬弃超越，要对其自身进行改造，在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型；

（二）发扬儒家文化必须以市场经济法制化为前提。儒家文化是作为中国法家思想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法家强调法治，儒家强调的是礼法和德治，因此儒家文化先天性地缺少法制。西方不少著名学者在赞扬儒家的礼仪规范后，也不无精辟地指出：儒家文化的确需要一个法律传统来支持礼仪规范；

（三）使儒家文化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时，更要看清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也不能忽视了员工与对外竞争精神的培养。如此才可发扬个人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激发企业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

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新儒家的理论根据又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就连“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者李光耀都说：“儒家的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当世界被最崇尚的亚洲价值观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掩盖了最糟糕的东西：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

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包括新儒家思想无论在科学、民主、思维方式、艺术创造还是在宗教体验方面，都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与限制，如果缺陷和限制不能被超越，中国文化就很难说会走向现代化。

三、对我国治国理政的借鉴

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三十个年头，在社会取得一定经济成就的同时改革动力也越来越小，体制局限性和贫富差距成为社会主要的矛盾。物质相对丰富和幸福感的下降，让人们普遍意思到信仰失却的恐慌。加之中国政治的主流话语从革命话语中解出来并脱逐步走向对“国家、民族”的普遍认同，传统文化的回归使“国学救国”的思潮开始出现，很多学者纷纷出谋献策，国家以制定了“以德治国”的政策性纲领，并随即推出“八荣八耻”予以实践。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假如中国无论从家庭到社会儒家教育都没有寄身之处，而只是驻留在大学的讲堂之上，那么任其一部分知识分子论说现代儒家思想如何高妙，又怎样能够传播到一般人的身上呢。余英时等知名学者的研究又告诉我们，儒家文化在今天的更新所遇到的困难将会很大。中国人在精神建设上所化的力气，将不会少于物质建设。如何将精神理论和改革实践有机结合，如何借鉴前人、古人和邻国良好经验，值得我们深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