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研究中的身份维度

摘要在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学界大多从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角度出发,尽管两者的观点有明显区别,但均采用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引入身份维度,为国际组织研究增添新的视角。文章在论述身份作为一种基于差异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与国际组织作为集体身份的建构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组织 身份 身份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73-79

冷战结束后的近20年来,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建立,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人口、环境、严重自然灾害等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影响不断显现,使每一个国家在竞相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不通过相互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难题。作为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组织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

在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学界习惯于从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角度加以探讨。现实主义者视国家为国际关系的唯一行为体,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依自身利益行事,并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军事安全是首要问题。“在这样的世界里,由于各国利益极难协调一致……国际组织显然处于世界政治的”,[1]最多是大国争夺的工具。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导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需要彼此间加强合作,然而,在各国均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况下,它们所采取的决策往往令集体利益遭受损失;或即便其相互间存在着共同利益,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2] 为此,必须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形成机制上的保障,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其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使各国协调各自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3] 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尽管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明显有别,但两者采取的都是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其特点首先是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将其他行为体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从而使研究仅仅围绕政府间组织开展,忽视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作用愈益明显的非政府组织。其次,置国家由具体的人所组成,且人的活动和由此产生的观念随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不同而各异的事实于不顾,片面强调物质或外在于人的因素的作用,无视各国因地缘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和对外交往经验相去甚远而产生的种种差异,把它们作为同质性的单位纳入一个固定的分析框架,导致思想的凝固和僵化。这一不足可以通过身份维度的引入加以弥补。本文将在论述对身份概念的理解基础上,分析与国际组织作为一种集体身份的构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一、身份――基于差异的社会关系体系

“身份”(identity)也被译作“认同”,在哲学层面上,是指使某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4] 即其独特性。在汉语中,这两种译法根据语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前者表示静态的拥有,即个人和由人组成的行为体所具有和展示出的个性与区别性形象,它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形成;后者则强调动态的选择和建构,是行为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在共享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为自己定位。[5] 可以说,身份或认同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体“是谁”、“是什么”的问题。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把身份看作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认为它可以产生行为体的动机和行为特征,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6] 使行动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身份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建构的。在缺乏往来的情况下,每个人难以通过比较,得知彼此间的同与异,在了解对方的同时,更为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生活的目的和如何对待他人等。[7] 其次,身份的确定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可。“约翰可能认为他是一个教授,但是,如果他的学生不这样认为,那么,他的身份在他与学生的互动中就‘不起作用’”,[8] 认可的关键是合乎有关该身份的规范,即对某个给定身份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动的集体期待。[9] 每个人的自我认知都会受到他人看法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是一种“关系与表达的体系”。[10]

人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社会流动的加剧,使人大多具有多重身份。简•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罗列了其本人所具有的所有身份:大学生、作家、教师、学者、女性主义者、旅行者、活动家、妻子、四个孩子的母亲、自己父母的女儿、兄弟姐妹中的姐姐。[11]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指出了身份的六种主要来源:归属性的、文化性的、疆域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12] 不同的身份有时相辅相成,有时彼此冲突,其中哪一种受到当事人的重视,常常取决于其所处环境。亨廷顿在前述著作中引用的发表在《新闻周刊》上雷切尔•纽曼(Rachel Newman)女士的一则谈话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我19岁那年迁居纽约市……过去,要是你问我是什么人,我会告诉你,我是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从政治层面上说,我会说我是一名妇女,,一名同性恋者,一名犹太人。我不会提到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和我的女伴在大学研究性别问题与经济问题,对男女的不平等感到灰心,讨论过是不是去别的国家。9月11日,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到我过去一直把自己享受到的自由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在我的背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看见喷气式战斗机飞过时向它们欢呼,我把自己叫做一名爱国者。” [13]

此外,温特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把身份分为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和集体四种。个人身份――如果是组织则为团体身份――具有物质基础,对人来说是其身体,对国家而言,是诸多个人和领土,而最为重要的则是自我作为独立的思维和行动基位的意识和记忆。个人或团体身份是其他身份的基点。类属身份被用来指一种社会类别,或是“用于个人的一个标识,这样的个人在外貌、行为特征、态度、价值观念、技能(如语言)、知识、观点、经历、历史共性(如出生区域或地点)等诸方面有着一种或多种相同的特点”。角色身份存在于同他者的关系中,“学生之所以成为学生,奴隶主之所以成为奴隶主,并不是因为什么先天特征,它们只有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集体身份使得自我与他者在认知过程中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超越的结果。此时自我被归入他者,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14]

由于社会的分化和精英阶层人为的划分,职业、民族、族裔、性别、年龄、地域、国籍等被用来作为把形形的等级关系制度化的依据。由将具有某些表现的行为体归入一定类别的规范体现的身份认定反映着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如公民权利运动开展之前,黑人在美国是下等人的代名词;在俄罗斯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前后,民主派和共产党分别通过将列宁和叶利钦称为“犹太人”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于是可以让某种本来以事实判断形式成立的身份同时意味着某种在价值判断形式中成立的身份,”[15] 导致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的彼此交叠。团体身份由具有集体身份的个人构成,而集体身份又依赖于个人和团体的类属身份或者说他们的同质性。外部环境的严峻、个体力量的有限等原因使行为体寻求与具有相似命运的同类联合,共谋生存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身份的认定是个体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加盟。

身份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可以学习,也可以转换。“人们能从一种宗教皈依另一种宗教,学习新的语言,接受新的价值观和信念,认同新的标志符号,让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16] 从而重新定义自己是谁,以及与他人处于何种性质的关系中。身份的学习包括对成功者的模仿和在外部力量诱导下的社会习得,后者是指行为体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为了与对方拉开距离,将之设想为同自己截然相反的存在,通过各种手段示意其朝这一以排斥和疏离的方式构建的角色身份转变。在社会生活由男性主导的时代,人们分别将刚强、果敢、积极主动和柔弱、顺从、消极被动定义为大丈夫气概和女人味。这些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两性差异的理解经由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分工和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社会性别观念合法化。身份的转换一是由于行为体自身的变迁导致自我和他人对之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彼此间的关系做出新的界定;二是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各方逐步改变对对方也是对自己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建国头30年间,中国把西方国家看成“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间地狱,西方则竭力渲染中国的愚昧落后。20世纪70年代末起,国门的打开和西方观念的引进令一些国人产生“全盘西化”的构想,引起国外某些人士的洋洋自得。近年来,相互了解的加深使中国人在向对方学习的同时不再妄自菲薄,欧美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有意于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开始出现有关中西文化对话的主张。

总之,形形的身份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它建立在如何看待行为体之间的差异基础上:“人只有需要区别于他人才有必要给自己定位,而且,自己的定位只有以他人为条件和参照才成为可能”;[18] 体现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假如在一个没有价值判断的社会里(这实际上不存在),尽管所有的自然差异都存在,但是人们会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人们不在乎谁更聪明、谁更漂亮、谁做得更多以及谁应该获得更多等等”。[19] 身份与差异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在于对它意味着什么做出的回答。

二、集体身份中的同异之争与国际组织中的身份政治

国际组织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各行为体谋求合作的愿望,可以被看作一种集体身份或认同。温特指出了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一方负有责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自我限制和制约,以留出空间让对方也来认同自己”;[20]“如果行为体相信他者没有吞没自我的意图,也不会出于利己的考虑,采用机会主义的方式吞没自我,自我就比较容易相信,与他者认同会使自我的要求得到尊重”。[21] 国际组织的集体认同或身份是在它与它的成员的互动中建构的。它们被自己的创建者赋予特定的性质和宗旨,如八国集团和七十七国集团分别被称为“富人的俱乐部”和“穷人的工会”。组织的性质和宗旨体现在其制度和规范中,而后二者一经形成,便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其成员的行为,[22] 使之了解必须达到何种标准,方可当之无愧地具有该组织为之设定的身份,并将蕴含于其中的价值观念予以内化。玛莎•费丽莫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以三个案例说明了国际组织对行为体新的身份和利益的塑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科学分层组织是“现代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的知识传授给国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教给国家承担向战时受伤士兵提供福利和保护的责任;世界银行让其成员学会树立“发达国家”的新形象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新战略。[23]

集体身份中的“存异”以“求同”为立足点,因而国际组织依靠制度和规范协调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表明了一个共同体的与众不同通过其成员的同一性得以彰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集体身份表达了个体的自我归类,意在表明其所属的“我们”与外部的“他们”间的区分。“要区分,就必然要比较,看‘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何在。要比较,则会作出评估:‘我们’的做法比‘他们’的做法是优还是劣。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人有理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需要证明自己群体的优越性。”[24] 凭借由制度和规范设立的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界限,国际组织使其成员在知悉自己不是谁的基础上明确自己是谁,[25] 增强其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对组织的向心力,以利于该组织作为集体认同全力以赴地投入“在‘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格式中出现的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和权利所进行的价值论证或资格论证。”[26]

然而,国际组织中的各成员虽然具有某个共同身份,形成了一定的共有观念,但其个性并不可能因此而消失。它们所处的地缘环境明显有别,社会文化发展的历程不尽一致,对外交往经验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往往国际组织的规模越大,涵盖的范围越广,其成员的异质性越强。作为由国家组成的统一的世界性综合性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吸纳了分布在全球五大洲的192个会员,它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千差万别,国际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同时,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国际组织,在每一个组织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其所拥有的多重身份使之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点,[27] 进一步体现了身份的独特性。在国际组织的内部,各成员会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同一个问题。如若国际身份的建构依靠制度建设及其所体现的共有观念的传播,便难免会产生后者何以生成、代表谁的偏好等的疑问,因为制度和规范“既能够在伦理上约束受指责的行为――奴隶制、暴力、偏狭,也能约束宽容和仁慈。”[28]

如前所述,每一种制度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制度和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表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文化是制度之母和制度的内核。”[29]民族国家体系赖以产生的市场经济使人被看作不择手段地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孤立个体,导致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盛行,造成了各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处境,从而出现反映其彼此间权力关系的种种角色身份,如主导者与追随者、统治者与从属者等。而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之一,基督教以异端模式著称。“异端模式意味着这样一种资格论争的思维模式:把自己与他者严格区分开来,对精神进行划界,认定自己是特殊的并且是优越的;最后,自己的特殊性由于有被假定的优越性,因此有资格被普遍化,有资格代替或统治其他特殊的他者。其中的核心就是由‘特殊’到‘普遍’的资格论证。”[30] 这导致人以自己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好恶为基准进行价值判断,对异己的压制、漠视和同化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强者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被认为由信奉利己主义原则的原子般个体集结而成的国际组织由此可以说是特定的利益/理念集团,“其中利益包括通常所说的各种物质经济利益以及各种权利和权力,理念则包括价值观、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和所有偏好。”[31] 其制度、规范一方面被用来与外部的他者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可消除内部的歧异。组织中地位相对优越的成员在扮演主导性角色时,往往通过制定规则、建立机制,凭借后者的强制性力量,将方方面面相去甚远的所有行为体全部纳入于己有利的一个固定架构,趁势把自己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成功者的普遍经验强加于人,以强化其他成员的从属地位,它们与主导者在类属身份上的差异使之成为后者控制和改造的对象。

以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两个最大的国际经济机构为例,尽管其绝大多数成员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主要受欧美发达国家的控制。2004年11月1日,美国在WB拥有16.4%的表决权,日本和德国拥有的此项权利分别为7.9%, 4.5%,英国和法国各为4.3%。[32] IMF执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根据各国所缴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后者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又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而确定。在各国的基本票数相同的情况下,加权投票权在实际决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该组织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股东,具有17.4%的份额。[33] 由于在这两个机构中,任何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表决权决定,美国一国可以否决任何改革。而发展中国家若欲求助于上述二者,则不能不接受发达国家开出的种种条件,这往往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20世纪7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试图通过大规模举债加快其工业化进程,引发严重的债务危机。1990年,应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邀请,WB、IMF、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与上述各机构达成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WB、IMF等金融机构将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作为相关国家接受援助的条件。不少国家的政府将国有企业全部拍卖,造成大量失业。某些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在由外国公司收购后,相关价格或费用大幅上涨,中下层消费者遭受的损失格外严重,引起民众的抗议,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这种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消除政府干预为特征,不计社会成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大量民众生活在贫困中。[34]

一些国际组织的建立以防范外部势力的侵扰乃至与之抗衡为目的,如冷战期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将自我作为一个反对他者的存在 [35] 的身份认定更要求消除内部的“异端”,常常令组织的领导者自视为前者利益的总代表,在局部服从整体的名义下,将其余行为体当作自己的附庸,不同的声音被视为造成分裂的因素,或被束之高阁,或横遭打压。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推行“有限论”,将本国的利益当作由其统领的“大家庭”的最高,将所谓兄弟国家的自主倾向视作对自身安全的威胁。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入侵试图改革苏式政治体制、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模式”的捷克斯洛伐克,逮捕其领导人,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同理,北约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也受到美国借助其军事指挥权施加的控制。[36]

国际组织内的某些成员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力图以自己的意志一统天下,致使集体身份的形成变为对其他各类成员的支配和同化,导致身份政治的产生。它视身份为行为体的精神利益,[37] 要求使独特性作为每一个独立个体自尊的表现得以维护,从而使因某种类属身份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的行为体受到尊重。在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华盛顿峰会上,新兴经济体领导人呼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相关主张在次年召开的G20伦敦峰会达成的共识中得到体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决定,新建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现有的金融稳定论坛,其成员将包括二十国集团所有成员,金融稳定论坛现有成员,西班牙和欧盟委员会……IMF和世界银行也将实施改革并赋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将打破由欧美分别执掌的惯例,今后负责人的选任将改为任人唯贤。”[38] 有学者认为,20国峰会因包含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即“金砖四国”而更加合理,给中国和其他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多权力,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效率能变得更高。[39]

身份政治的意义在于改变对差异的传统认知,使之被当作创造价值的源泉而不是对标准的偏离。在与国际组织有关的研究中,它引发对前者对外身份的唯一性和其内部行为体身份多样性关系的思考,而这显然是国际组织作为一种集体认同的建构和维系所难以回避的问题。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消除由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导致的自我与他者、一与多、集体与个体等之间的对立。通过制度和规范形成其成员的共有观念无疑为保障国际组织的正常运作所必需,而组织凝聚力的切实增强要求上述二者基于成员之间以相互倾听、拓展自身视野的态度展开的对话。它要求消除自我与他者、集体与个体等之间的对立,使国际组织凝聚力的切实增强基于成员之间本着相互理解和接受的态度开展的对话,国际组织正常运作所必需的机制建立在由此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这里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保持特色不等于自我封闭,更非刻意地建造和加宽与他者之间的隔离墙,对集体身份的寻求不必以各成员牺牲自己的个体身份为代价。

三、结语

身份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既是政治学的一个方面,也是文化研究的一项内容。“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40] 人的活动因所处时间空间的不同而难以被一个固定的模式概括。 将身份作为国际组织研究的一个维度,探究国际组织作为一种集体身份的形成和维系及其同组织成员的个体身份之间的关系所折射出的不同文化、观念在相互碰撞中的冲突、竞争、对话、融合等以及对相关组织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令以往被理性主义当作细枝末节忽略的方面成为从前者的“发现唯一性”转向“探寻多样性”,使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更接近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 [41] 的一个切入点。

注释:

[1]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2] 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页。

[3] 同上,第7页。

[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81页。

[5] 何佩群、俞沂暄:“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编者序”,载《国际关系与认同政治》,何佩群、俞沂暄主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6]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2、290页。

[7]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8]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2页。

[9] [美]罗纳德•杰普森、[美]亚历山大•温特、[美]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载[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宋伟、刘铁娃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0] P. Schlesinger, “On National Identity: Some 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Criticize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7, 26(2), p. 235.

[11]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0.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4-25页。

[13] 同上,第4页。

[1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2―288页。

[15]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57页。

[16]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8页。

[17]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17页。

[18]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63页。

[19] 同上,第64页。

[20] 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21]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47页。

[22] [美]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23] 同上,第5、第16页。

[24]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4页。

[25]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页。

[26]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64页。

[27] 杜维明、卢风:《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杜维明先生访谈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28] [美]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第41页。

[29] 江西元:《中国的世界还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外交文化本原与国际体系变化趋势》,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30]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79页。

[31] 同上,第65页。

[32] baike.省略/view/58185.htm.

[33] baike.省略/view/19979.htm.

[34] “布什访问拉美成果有限”,载《文汇报》2007年3月16日。

[35] [美]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36] “解散北约有十大理由”,载《参考消息》2009年4月5日。

[37]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112―113页。

[38] “出席G20伦敦金融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峰会就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达多项共识 推出1.1万亿美元危机解决方案”,载《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4月3日。

[39] “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文章 没有‘金砖四国’就不能构建未来”,载《参考消息》2009年4月6日。

[40] 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41] 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自序”,第10页。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