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中,我们如何对待古村落

2005年中国的各大文化旅游节上，古村落都成为一个亮点，相关展位前观者如云。江苏、安徽、山西、云南等省份推出的古村、古镇旅游线路，成为“十一”黄金周的热门线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之初，首先做的也是对山西农耕古村―――后沟村进行详细而系统的调查。古村落身上汇聚了怎样的文化内涵与经济价值，保护与开发两者又如何达到一个平衡点，对它的高端研究必然会为以后进行保护、开发古代文化遗产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与经验。本刊特请权威专家就此展开论述。五位从事不同的工作，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卓越成就的专家告诉我们:

国际、国内古村落分别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冯骥才：我曾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进行考察，那里每一个古村落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不仅向人们展示以前村落生活的原貌，而且及时进行更新。比如说，一家祖传的药店不打算经营了，他们会打电话给博物馆，工作人员来了完整的记录药店的状况，用技术手段将它平移到博物馆内，连墙上的钉子都要量好位置，拆下来搬过去之后再钉到以前的地方。

而在中国，由于很难划分学科归属，古村落一直没有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对它们的研究调查，是古建学家在做。可以说对它的文化价值的研究，在学科上一直是个盲区。现在大家意识到了这点，都在抓紧时间开展工作。

由于民间文化是一种自发的文化创造，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在面临商业化、全球化的冲击时，它们显得异常脆弱。可以说，每一分钟都有民间文化在消亡，每一天都有一个古村落在进行“现代化”改造。我曾到江西的流坑村，发现它周围有很多村子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但是都像垃圾一样放在那里，被人遗弃，没有人保护，如果我们再不进行保护，先辈们创造的灿烂文化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亡，所以我们正在紧急抢救。

申维辰：山西是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制定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但我们对古代文化遗存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在我的实际工作中，常常感觉许多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众是一种混沌的状态，许多主管文化的领导对自己管辖区的文化资源也没有准确的认知，需要我们去唤醒他们，我把这称为“文化自醒”，只有完成第一步，才谈得上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所以我们还要大力开展工作。

尹虎彬：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了对民间文学系统的保护工程，这之前它们有十年的酝酿过程，而我国的民俗、民间技艺现在多处于濒危状态，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整整晚了半个世纪。

我们为什么要抢救、保护古村落？

冯骥才：首先，古村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我们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辽阔的地域形成了不同气质的古村落，它们是历史创造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我常常感慨中国古村落的美丽与神奇，像江南古村的画意，像北方黄土褶子里那些清秀玲珑的古村。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是由三部分构成的，菁英文化、典籍文化及民间文化。如果说菁英文化是父亲的文化，给予我们力量与精神，那么民俗文化是母亲的文化，给予我们血肉与情感。而古村落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除了有视觉、物质化的意义之外，还承载着不同的民风民俗，折射出诸多信息，对它的抢救与保护，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豪感。

其次，古村落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一般都远离政治变迁，因而保存比较完好，是很好的研究对象。我在长期考察的过程中发现，老百姓对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朴实的敬畏感，比如流坑村，上面写着四个字“长存敬畏”，敬畏什么呢？我想是自然，是文化。

申维辰：山西是对华夏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区域，有着最为完整的五千年文明史，这决定了我们要维护好、守护好、展示好我们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山西是全国国宝级文物单位最多的省份，有纯正的中国文化的味道，古村落是中国古老文化的缩影，无论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人都不能没有根，因此，古代文化保护非常重要，尤其是古代民间文化保护非常重要。古村落保护不仅是造福当代的好事，更是造福后代的大事。

林秋朔：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文化产业是近年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展示，有利于我们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建立文化兴国的概念，我们常说要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如果不能充分了解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又如何去热爱它？而弘扬民族文化，坚守民族精神，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国际竞争的胜利之本；再次，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多样性宣言》里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我们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与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有重要意义。

尹虎彬：古村落承载了众多历史信息，一个不珍视自己传统文化，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的。对古村落的保护与抢救，除了有文化上的意义之外，最主要的是，它让我们摆脱固有的偏见，不论这种偏见是来自于地域、民族、语言、信仰，还是意识形态的。我们很多人都有文化上的优越感，“阳春白雪”看不起“下里巴人”，生活在城市的人看不起农村文化，但事实上，当我们深入了解民间文化时，就会感到一种深切的自卑。对古村落的研究会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接受文化的多样性。

樊宇：我们对古村落的开发和抢救是一种责任，我想每一代人都有同样的责任，就是把先辈交到我们手里的文化交给下一代人，我们如果没有做到，就是有负历史，仅此一个理由，就足够让我们开始重视对古村落的抢救。

古村落的开发工作该如何展开？

冯骥才：在国际上，古村落的保护有三种模式，一是像乌镇那样，不进行变动，老百姓照样在里面生活，游客买门票进去；二是民居博物馆形式，如山西的大院，把相关的摆设平移、集中起来进行展示；三是新区与老区分开，居民可以搬到新区去住，也可以留在古村区。

开发的时候，一定要请专家论证，一个古村落原本的文化内涵是哪些内容，应该如何进行展示，都要有科学的论证。要把开发的过程，视为整理、保护古村落的过程，可以进行修缮，但不能破坏或粉饰，改变它旧有的形制和体量。

另外要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如果没有好的卫生设施，既使游客感觉不舒服，又会破坏古村落的生态。应该有一种模式来保障它的卫生，比如游客进村时发个垃圾袋，随时有环卫工人提醒等。

申维辰：对民间文化的开发，要以抢救与保护为核心，大力抢救，严格保护，科学开发。

樊宇：对民间文化的开发，首先要看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能生硬地去建、去作假。如果有这样的条件，在不伤害民间文化、不伤害老百姓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开发。这个过程中，可以引进民间资本，在有专家论证、政府规划的前提下，与开发商签约，允许他对古村落进行修复。

很多人认为若古村落成为景点，会伤害其文化精神，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骥才：农耕社会的迅速瓦解，必然带动整个文明的转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农耕文明构架下的一切文化形态和方式都在迅速消失，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具有很强的应用性。随着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变化，原有的文化就会消失。这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是进步的。但人类要表现这种进步性，就要完整地保留前人创造的文明和文化财富，因为文明是不断积累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来保护、传承已有的文明，那就要靠商业的介入，对古村落来说就是发展旅游。古村落有旅游价值，但是也有历史见证价值、文化价值、审美欣赏价值，而且正是它们才使其具有了旅游价值，如果伤害了其他价值，旅游价值也就不复存在，它们本质上没有冲突。

申维辰：我们要找到民间文化保护开发和经济互动的关系。我们展示民间文化的亮点，让更多的人喜欢看，以此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形成地方文化、经济、社会的有机互动。文化不能光靠国家养活，那样的文化没有活力。比如榆次老城的保护，文化修复和旅游开发结合的很好，所以很多企业家都看到抓文化、抓文化保护有效益，并且有知名度，他今天拿出钱，明天就可能有更多的效益，实际上有很多企业愿意做这件事，文化和经济的结合点找到了，对整个国家文化保护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林秋朔：我们要把古村落的开发过程，视为对古代人类智慧整理的过程，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目的伤害文化内容。从而让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樊宇：旅游与古村落的文化本质上并不互相排斥，开发商进行投资，以获利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为一定会破坏古村落固有的东西。很多人认为开发旅游，为了满足旅游者猎奇心态，必然会导致古村落朝粗鄙化的方向发展，其实旅游者是需要引导的，你可以向他展示原汁原味的文化，一样可以满足他的旅游愿望。

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什么？

冯骥才：首先欧洲有很多古村落做的很好，国内山西榆次后沟村也不错，它把整体环境整理得不错，但并没有改变古村落旧有的体量。比如说他们那里的古戏台，进行了修复，但是并没有把它粉刷一番，那上面每个年代人的随手涂鸦，戏班演出剧目等都很清楚，完全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当然接下来他们就需要注意控制游客数量，后沟村只有72户人家二百多口人，他们所创造的生态系统不能承受太多人一下涌入，如果为了多收门票不加控制，必然会毁掉这个古村。

樊宇：我在一点上提出建议，就是环境保护方面。黄山的环保工作做得很好，游客在登山时会发现每隔几步台阶，都有专门的环卫工人负责清洁工作。有时候一阵风把一个塑料袋刮到山谷里，环卫工人系着很长的绳子降到谷底，就为了拣一个塑料袋，所以它整体环境非常不错。

尹虎彬：贵州黎平县肇兴乡的侗族生态博物馆，由中国与挪威合作建设，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之上的：即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展示的社区和环境中。文化的拥有者是社区的居民，社区的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当公众有文化意识与能力管理博物馆时，博物馆就采取公众参与的方式，把文化还给自己的拥有者。同时，当旅游产业与文化保护产生冲突时，后者拥有优先权。我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记者手记：

新的思潮总是始于有前瞻眼光及文化自觉意识的机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山西省委宣传部可谓是保护古村落运动的发起者。响应他们的号召，2005年《旅游时代》采访了山西古堡群、山西古村落、山西民间手艺、山西民间活动等多项大美的民间文化内容。在近距离聆听这场高端的对话时，在直接采访这些智者时，我又一次深切地感觉到文化之美，文化之痛，与他们的文化之爱，感受到他们人格魅力的感召和我们之间保护民间文化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