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媒介中农民工形象问题
时间：2022-08-30 11:43:56
【关键词】报道 农民工 贴标签
近十来年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形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农民工形象被贴标签现象。除却政治政策上以及历史上的问题，我们着重分析来自媒体方面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给予一定的应对策略。
我国媒体正处于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在传播方式上逐渐实现了从“以传播者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换句话说，当媒体与资本结盟后，资本直接影响传媒的编辑方针和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媒体行为的最高原则非常简单：收视率、收听率或销量=利润。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认为，“商业的介入，使某些媒体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非引导受众，媒体市场竞争的压力越大，迎合的趋势就越明显。”“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因为在社会地位、消费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就会被排斥在服务意识淡薄的媒体的报道范围之外。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新闻媒介好比吹笛手，而给吹笛手定调的是那些付钱给吹笛手的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让很大一部分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被遗忘。据统计，全国已经注册的各类电视台上千家，开办对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的节目、栏目的只有十几家，仅占1%。相反，以白领、富豪、成功人士、明星族、新新人类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栏目却充斥着电视屏幕。
在媒体市场化运作背景下，更多的媒体开始自觉调整受众定位，一批媒体明确宣布以“强势受众群”作为主要目标受众，因为这些强势人群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媒体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自然就把眼睛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身上，尽量报道能引起颇具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以吸引广告商的资本投入。既然电视节目具有商品的属性，相当比例的节目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市场，它就不可避免地为销售而制作，为利润而销售。有学者尖锐指出：“社会资本拥有者――广告商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媒体运作的指挥棒。报道什么新闻，才能引起哪一类人的注意，并成为吸引广告商刊登广告的契机，编辑围绕着广告转，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换句话说，赋闲在家的下岗工人、消费能力低下的农民、农民工，也就成了媒体的弃民。新闻不会报道他们当中或身边的新闻，不会报道有助于改善他们生计的新闻，不会报道如何帮助他们走出生活困境的新闻，他们报道的只会是广告商喜欢的新闻，因为这部分新闻能吸引具有很强消费能力的受众群的注意。广告商关心的是广告是否得到了视听和阅读效果，他们并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不是广告商的义务。由此可见，媒体的新闻报道间接地被广告商所控制，远离了弱势群体。”
有一位报社老总曾直言不讳：“强力群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不断优化和吸纳‘四有’阶层，就等于有了取之不竭的‘注意力资源’，印刷机就会往外吐钞票而不是吐废纸。”
其次，农民工并非理想受众。相比城市居民，农民工居住区域偏离城市中心，没有稳定的媒体消费习惯和消费支出；居住环境条件比较封闭，信息变动较少，媒介资源稀缺；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参与意识。正如新闻传播理论提示的那样,媒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是围绕传播效果而进行的动态运动，根据传播效果优劣进行具体传播活动的修正。弱势人群传播能力、媒介接触能力、媒介素养的低下不利于实现媒介良好传播效果的期许。长此以往，媒介不得不进行自身传播活动的修正，将重心指向于社会主流阶层，以避免自身媒介资源的浪费。因为在报道内容上，媒体所提供的都是一些能引起目标受众注意的新闻、接近主流文化和主流人群生活方式的资讯，而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与主流群体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对于强势受众来说不具备接近性和吸引力，因此在选材上媒体对弱势群体往往会视而不见。弱势人群本身传播能力和媒介素养的低下是致使媒介缺位的又一动因。弱势人群囿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的局限，在社会精神物质交往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对社会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缺乏一定程度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弱势人群主动进行媒介接触的意识和使用能力也极其低下。况且，媒体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进行报道，往往会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暴露出社会的阴暗面，影响社会的安定。从传播效果方面来看，不如报道强势群体的社会反响好，这也是媒体回避报道农民工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农民工”是城市殊的一个组成群体，受到了城市居民消极意义上的“关注”。一方面在城市中，农民工总体上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做的往往是社会中又苦又累、又脏又险的工作，受到某些排斥和歧视，城市居民和管理者把城市的乱、脏、差问题归罪于农民工。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隐性和显性失业的大量存在，城市农民工的大量增加事实上占据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使得城市居民感到了紧张与危机。因此，当农民工这一群体最初出现在报端时，报纸是带着有色眼镜报道的。大量报道农民工斗殴、犯罪或种种不文明现象，这显示的是整个城市对于农民工的一种排斥，也就是很多学者指出的在农民工问题报道上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实际上并不是媒体自身的，而是媒体洞悉受众的需求后所产生的一种惯性的报道方式。
第三，媒体忽视了农民工这种新闻资源潜在的新闻价值。媒体似乎更重视对富豪、明星等强势群体的渲染以达到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而没有正视社会底层或农民工确实存在的问题，没有挖掘出弱势群体这种新闻资源存在的新闻价值。所谓新闻资源，是指新闻媒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资源，具体包括：
1）新闻信息资源――新闻媒介所拥有的新闻信息渠道和信息原料；
2）新闻环境资源――新闻媒介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为新闻传播活动所提供的资源；
3）新闻媒介资源――新闻媒介自身所拥有的新闻传播资源；
4）新闻受众资源――新闻媒介的受众对象。新闻传播的天职是反映现实，界定环境，记录时代，写照历史，因而，关注弱势群体及其生存状况就是新闻传播的题中之义。
最后，缺少精英的沉默多数。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出现合谋的趋势，弱势群体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农民缺少代表本群体说话的精英，没有声音引起民生新闻的注意。
二、应对策略
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将弱势群体的现实处境展现在广大受众面前，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关注，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再者，大众媒介的基本性质决定媒介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在中国，新闻媒介是为人民所拥有的共同财产。因此，“传播工作者富有社会责任和职业道义，保障公民平等地从媒介获得资讯、发表意见、进行申辩和反对他人观点的权利和机会。传播工作者不享有传播自己个人意见和片面事实，并以个人意见和片面事实压制他人意见与其他事实公开传播的特权和自由。”因此媒介必然地要去关注“自由市场上的各种声音”，必然地去关注社会人群中的一部分――弱势人群。
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是新闻的生命，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所牢记的新闻报道基本准则。本人认为，媒体在报道弱势群体的时候，尤其是舆论监督中，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公正性相统一的原则。所以，首先媒体要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力求报道的客观、真实；能够真正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想其所想，发出他们心中的声音，为弱势群体做出实质性的帮助。一方面，媒体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介批评的作用，这是媒体走向公正的“啄木鸟”；另一方面，媒体从业者的内心应该深怀对弱者的同情和关心，应该善于倾听弱者的声音，应该时刻把握社会公正的天平。这不仅是对编辑记者学识和观念的要求，更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必须具备的素质，是媒体的职业伦理。
同时，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要注入人文关怀。传媒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者、倡导者和重要载体。大众传媒在向受众传播与弱势群体有关的信息时，应以弱势群体为中心，不仅要真切的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情况，还应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状况。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中要抛弃过去那种只是一味的对弱势群体贫困的生活状况的渲染，以获得广大受众的同情；或者是报道与他们相关的负面新闻。媒体从业者应对他们的心理感受，精神文化需求给予关注和报道，帮助他们进行人格上的塑造，以促进全面发展。媒体要注意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而不能怀着救世主的态度，居高临下地怜悯弱势群体。
媒体还要丰富报道形式，增加报道深度与传播效果，为读者提供回馈途径。关心弱势群体，中央有精神，舆论有呼吁。新闻媒体在报道过程中，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的正视弱势群体，在反映问题的同时重视对问题的解决，注重报道的实效。要觉察弱势群体问题的隐性层面，发现潜在的问题。在整个报道的过程中，要强化责任意识。另外，对弱势群体的报道，要精心策划，不能只是简单地描述问题，以博取人们的同情，要强化报道的内涵性。
城市群体对于最初形成对农民工形象的贬低性认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消解，尽管最近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出台了很多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并且将农民工纳入到工会组织之中，但是农民工法律权利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上升。媒体应该跟上国家正式的制度和一些政策，做好宣传工作，确实做到了及时把握动态，传达政令民情。
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媒体，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激励社会变革、传播先进文化、鼓舞亿万民心的历史使命；再者，面对蓬勃发展变化的现实，媒介的责任、媒介的权利和媒介的利益，都不允许媒介视而不见、墨守成规，他们必须时刻保持着对社会风云变幻敏锐的洞察力、积极的应对力、卓越的传播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抓住受众的眼球，不丢失已有的市场份额，甚至获取更多。社会的变革发展、阶层结构的变迁活跃、丰富了大众传媒。正确对待和报道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将带来大众传媒体自身的进步。
（作者单位：李兹新，安徽电视台；陈晓姝，长春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