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论坛 第12期

议题：

高速增长30年与发展模式的转变

中国企业30年：历史经验与改革走势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30年改革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和解放人自身的过程

对这30年的改革，我个人是从“三个解放和发展”角度来把握的，第一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第二是生产关系的解放和发展；第三是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主要就是追求富强和繁荣。生产关系的解放和发展是追求活力和公正。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关键是追求自由和人权，这里侧重还是从发展这个角度来研究。为什么要讨论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放在中国经济增长这个背景之下来研究它。我们国家这30年，应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迅速的，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不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外汇储备，都可以看出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是在高增长之下有“隐忧”，而且这一“隐忧”日益明显化。在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国家面临一些新的很严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对待“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从发展方式角度研究，与美国自身这些年来实行的“超消费，低储蓄，多借债”这么一个经济发展模式有内在瓜葛。对此，美国需要反思他们的发展模式。但是，我们中国也需要反思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前年，我曾完成一篇关于“三外”（外贸、外资、外汇）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相互关系的研究报告。这些年过于依赖进出口。对这样一个模式要进行调整，由“出口导向型”转变到“内需主导型”，而要真正由“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导向型”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包括怎么样启动和扩大消费，怎样相应扩大投资，这里涉及到一系列战略和政策调整。

第二个问题，这些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固然很高，但是资源的耗费也相当大，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九五”计划就提出了要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这样“两个根本转变”。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3年了，现在看来增长方式转变虽然有进展但问题不少，很不如人意，仍然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如何由“三高一低”，转到“三低一高”即用“比较低的投入，低的消耗，低的污染，追求比较高的效益”，怎么由这种粗放模式转变到集约模式上来，特别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院士）：

转变生产方式要看到新技术的巨大作用

现在发达国家纷纷把风能、太阳能放在未来能源供应的主导地位上，但在我们国内太阳能却没有市场。我们应该提倡这样一个方向，要发挥化石能源的优点，也要发挥太阳能、风能的优点，优势互补，缺点互相抵消。太阳能、风能是洁净能源，但是化石能源相对便宜，应该做到两者优势互补。中国是以煤为主的国家，但我们在煤的利用上存在很大浪费，就是高品位的能源当低品位的用，因为煤是高品位的能源，它能够烧1000摄氏度用来炼钢，但是我们却把煤用来生火炉，这只需要烧到23-27度，这是大材小用。火力发电也同样，因为加热冷水不一定非要用煤来加热。

我们国内现在有种产品叫蒸汽发生器，它可以利用太阳能把水加热到160-200摄氏度的蒸汽，因为水加热到500摄氏度的过程中，80％的耗能是在160摄氏度以前，所以利用太阳能可以节约大量煤。我们呼吁火力发电要发展“两步走”技术，也就是冷水加热到100多摄氏度的时候用太阳能，然后再用煤从160摄氏度加热，这样可以节煤70-80％。所以，转变生产方式应该看到新技术的巨大作用。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制度高于技术

谈到发展方式转变就脱离不开制度问题，中国要完成走向现代化的转轨，从全局的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确实存在制度高于技术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套能让民间的智慧、让微观主体的聪明才智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并在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上得到承认，最终让它做大做强的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创新和改革，技术可能只能在一些局部表现出一些亮点，而不能成为大气候。

在当前实行扩张型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把可用资金用于支持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以及与发展方式转变相关的一系列要点上，财政可用的资金一定要用在对节能降耗、减排治污，对发展方式转变有长远意义的这些事项上。同时可以积极考虑推出燃油税、环境税、资源税，这样不仅可以筹集资金，也可以利用经济杠杆促进节能降耗、集约使用能源的工艺和技术的发展。但是政府的资金要尽可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简单地拨资金过去是最笨的办法，应该千方百计发挥贴息、信用担保，或者民间力量跟进的BOT等方式使用财政资金。

周为民（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

体制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关系

多年来，当我们讲到市场作用、市场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总是在前面加上“政府主导下的”这个词，似乎好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一点非常值得讨论。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离完善的程度还有相当的距离，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受这样一种观念的束缚。所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有几点要反思。其一是在政府主导这个问题上，我们总认为凡是重要的资源、重要的产品都必须由政府来掌控，我觉得这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我们之所以要搞市场经济，就是因为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是更有效率的。因此越是重要的产品，越是重要的资源，越要让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环节上发挥作用才对。其二，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思想也需要调整，因为它使我们早就提出来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实质性推进受到很大影响。在这一点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要认清国有经济是为全社会、为广大民众自主的经济活动提供共同需要的外部条件的，它的目的不在于控制社会。其三，我们总认为进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失灵，这是不对的，因为市场失灵而需要进行的政府干预那是微观的概念，宏观调控应该是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国家为了多重目标的协调实现而需要采取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为实现经济目标。这样才不至于把宏观调控当作是对市场的替代或者排斥，才能避免宏观调控总是采取数量平衡为主的方式，因为这样的控制伤害最严重的是民间的经济。

所以增长方式的转变，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的核心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陈功（安邦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我觉得现在改革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改革的一次盛宴，是今年非常少见的具有热烈气氛的活动，在这里看到很多老领导，很多当年的决策者和政策操作者，还有一些改革的思想家，但是参加活动的年轻人太少了。在30年的改革历程中，半路下车的、换车的人不少，许多人因为现实的考虑都转向了经济方面，转向了实务方面，或者直截了当的说转向了利益的方面。因此，改革和改革的议题在社会上赢得的掌声越来越少了，这让我有种强烈的感伤。80后的人到现在已经快30岁了，我在跟他们的交流中很难听到有关改革的话题，他们只热衷于股票指数、企业运营模式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都和制度有关系，也就是说跟改革有关。如果制度方面的基础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很多潜在的能量就迸发不出来，也就不能够转化成积极的因素。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改革是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点认识不清，我们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困扰政府、企业家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就都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当前的有利条件是我们依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只要我们能够在这些领域做出调整和安排，就可以腾出很大的市场空间，让企业有能力克服金融风暴造成的种种干扰和困难。

杨恒坤（山东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董事长）：

企业需要再造发展理论与模式

改革开放这30年中，中国企业经历了很多模式演变，最重要的是从制造模式到营销模式再到价值链整合的演变。改革初期商品凭票供应，实际上是供不应求，企业只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可以了。但是市场容量是有边界的，在供不应求时期企业利润很高，企业可以实施多极分销的体制，由企业自己来做渠道。但是达到生产力边界的时候必然会有人压缩这个渠道，进行渠道的整合，这时就出现了苏宁、国美这样的渠道商；但是在渠道整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渠道商必然需要跟制造企业共同完善价值链的整合，把渠道商与制造企业的信息、数据、供应链共同连接起来。

当然价值链的整合确实非常难，它更多的强调企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企业对自己在价值链中的准确定位。要准确定位，企业就要知道影响模式的条件、边界、范围是什么，这是比较难界定的。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真正的危机是制造业的过剩，是由于国内外需求增长过快所导致的制造业泡沫。四万亿的投资能不能真正、有效的使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型转向需求拉动型，这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次危机也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企业只满足于今天，那么在变幻无常的明天它将难以生存；如果不学会放弃昨天，那么就没有办法去创造未来。

因此，企业经营者必须接受这种剧变，直面这种剧变，再造企业发展的理论和模式，相信中国的企业可以不断的产生变革的领导者。对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可能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有希望的年代，所以我们要大胆投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智慧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禹国刚（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中国股市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改变证券市场现有机制

中国股市目前正处在不正常的下跌之中，影响因素当然有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但主要是中国股市体制监管漏洞、合格人才不足、法制环境不够完善等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根本的出路在于彻底改变现在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制度和机制。我有几点建议：第一，尽快制定《投资者保护法》，如果有这样一部法律，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三师（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报道股市的各种媒体等等，都必须受到《投资者保护法》的规范和监管。另外，自1997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证监会管，证监会就成为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与监管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但是它本身由谁来监管？再加上没有《投资者保护法》，所以出现了如太平洋证券违规上市这类的违规事件。第二，一定要救市，救市才是硬道理，连美国都在救市，为什么中国不能救市？但救市要讲究技巧，要按国际惯例来救。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按规则打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后，不要再失去历史的机遇，2000年就说要推出创业板，如果当时推出了，今天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有高新技术的、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中小企业就可以从创业板市场得到融资，而不至于死掉。

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

市场体制的完善还需打攻坚战

改革开放政策的本质就是解放全社会大多数群体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但是要解放人的创造性需要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市场，这是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反复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改革开放30年，最主要的变化是两个，一个是非公经济的蓬勃发展，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另外一个是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经济融入了全球经济。但是这仍然远远不够，完善市场体制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还需要打攻坚战。其一是资源配置要市场化，现在关键的生产要素仍然是政府掌控，是政府主管部门掌控，也就是主管部门的少数几个人掌控，这就不能叫完善的市场机制。其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是为全民服务的，但是它现在是选择性的服务，只给国有企业。我觉得我们的市场体制建设不仅远没有完善，而且步伐也越来越慢了。

民营企业的主管机构是全国工商联和全国政协，但他们只是归党的统战系统管。而在国务院序列里主管外资企业的有商务部，主管国有企业的有国资委，就是没有主管民营企业的部门，而且现在全国工商联只有列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资格，这还是多次努力才争取到的。因为在国务院里没有主管部门替民营企业说话，所以民营企业虽然参与了这30年把中国经济大饼烙大的全过程，但是却分不到多少饼。

张高波 （香港东英金融集团总经理）：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有制度性思考

经过30年的改革才有今天的经济发展成果，但是由今天会议可以看到，今天谈改革的人已经不多了，这让我有一点失望。

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都有相对竞争优势，我们不能丢掉这个优势。目前大家都在谈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为主型的发展模式，这种转变不是放弃原有的优势再去新造一个，而是指要全面发展，也就是在强化出口竞争力的同时要加强内需的发展。

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面临资源短缺的约束。过去发达国家通过他们大大小小的企业、情报机构、政府支持等多层次力量从全球获取资源，而我们现在因为国内资源都向国有大型企业聚集，所以一提到走出去就只有中石油等几个大企业，这在国外看来就是政府行为，因此受到排斥。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为国家资源安全做安排的时候，缺少制度性思考，只有参天大树，而没有乔木、灌木等，也就是只有中石油之类的央企，而没有其他各类中小企业、投资基金等，这是不行的。

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会有很大影响，但我想提供一个视角供大家参考。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大家都说东南亚货币大幅贬值，会严重影响中国出口，但结果是中国出口反而增长更快。这可能是因为在危机中，大家对交易稳定性要求高了，所以在1998年危机时欧美采购商把定单从东南亚转到中国来。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希望。我们如果利用这次危机，优化我们的制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那么这次危机可能会让我们的地位更上一个台阶。因为我所看到的是我们的交易对手更愿意选择跟中国的企业做交易，他们的价格敏感度降低了，而对交易对手的敏感度提升了。

（本文为会议发言整理稿，部分未经发言人审阅。）（本文编辑 柳茂君）